“仁”是儒學的核心內容，孔子將其視為最高的道德境界。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仁、義、禮、智、信。三綱五常中，五常直接源於孔子的思想，能為古今之人接受。三綱則飽受詬病，甚至殃及了整個儒學。這裡要說明一下，三綱是儒學發展的產物，但不是直接源於孔子的思想，而是後人摻雜扭曲而來，背離孔子的思想。
孔子一生志在恢復禮制，為此周遊列國十四年，嚐盡艱辛，但終不為用。有人認為孔子就是一個拘泥守舊的迂腐老頭，周禮已經被社會淘汰，他還要撿回來。此言差矣，周公制禮樂，明貴賤、辨尊卑，把中國帶入了等級分明的貴族社會。春秋戰國之時，底層命眾開始覺醒，不甘再被貴族壓迫，用於維護貴族身份等級和特權利益的周禮也就被扔進了歷史的垃圾堆。作為一個沒落貴族，孔子自小生活與平民無異，他看得到禮制的不合理性，他所復興的禮制也不是照搬周公。
周禮強調等級，目的在於維護社會秩序。維護社會秩序是孔子贊成的，但他反對等級，強調的是仁。仁是禮的內核，禮只是仁的一種外在表現形式。我對你以禮相待只是表面形式，我內心裡對你表示尊敬才是真情實感。這就是禮與仁的關係。孔子打破了禮不下庶人的限制，將仁推廣到整個社會。並開辦私學，把教育資源開放給平民百姓，這是孔子的進步之處。
孔子有意打破社會等級，但又想維護社會秩序，於是他弱化表面形式的禮，注重內心的仁。孔子說：“禮雲禮雲，玉帛乎雲哉？樂雲樂雲，鐘鼓乎雲哉？（禮呀禮呀！說的是玉帛嗎？樂啊樂啊！說的是鐘鼓嗎？）”。又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即沒有仁作為內在的禮樂是空洞的、虛浮的，不能稱之為禮樂。所以最初的儒家思想沒有流於形式的三綱。
君仁則民忠、父慈則子孝、夫專情則妻守貞。人與人之間秩序建立是相互的“仁”，而不是單方面的強迫一方服侍另一方的“禮”。孔子云“以德報德，以直報怨”也是這個意思。至於孔夫子那句被人詬病的“唯小人與女子難養也”，具體解釋還有爭議，個人認為此處的女子是女中小人，而非全體女性。
孔子之後，亞聖孟子進一步弱化了禮，更多的強調仁，並提出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思想，這與君為臣綱完全背道而馳。漢武帝時，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提出了“天子受命於天，諸侯受命於天子，子受命於父，臣妾受命於君，妻受命於夫。”的觀念，這是三綱第一次出現在儒學思想中。
值得注意的是，董仲舒提出的這一套理論的目的是為了維護大一統，而不是皇帝，在當時天下與皇權並不是重合為一的。在天人三策中，董仲舒還提出了天對人君是仁愛的觀點。天希望幫助人君消彌禍亂，人君剛開始犯錯的時候天會降下一些怪異的事與災害來警告人君，如果人君不以為然，依舊不知悔改，天就會棄他而去。反之，如果人君勤政為民，知錯能改，天就會保全他。也就是說，人君並不值得臣民死忠，君對民不仁，民就可以對君不忠。漢武帝晚年好大喜功，耗空了國力，天災人禍不斷，國家岌岌可危。一向霸道的漢武帝發佈《輪胎罪己詔》向天下檢討謝罪，並痛改前非，罷邊功，力圖休養生息。這一轉變的背後，體現了當時的人所公認的君民關係。
漢昭帝元鳳三年（公元前78年）正月，泰山萊蕪山之南發出了像是有幾千人在一起的喧鬧之聲，老百姓去看，只見有塊大石自己豎了起來，有一丈五尺高，四十八人合圍那麼粗，入地有八尺深，另有三塊石頭作為大石的腳。大石自立後，有幾千只白色的烏鴉飛下來聚集在它旁邊。與此同時，昌邑社廟中已經枯死倒地的樹居然又活了過來。上林苑中原已折斷、枯萎倒地的大柳樹竟自己豎了起來，重新獲得了生機。有許多蟲子吃這棵樹的葉子，吃剩的樹葉的形狀像這樣幾個字：“公孫病已立”。
眭（suī）弘是研習《春秋》的經師，任符節令。眭弘推衍《春秋》大意，認為：“石頭和柳樹都是陰物，象徵著處在下層的老百姓，而泰山是群山之首，是改朝換代以後皇帝祭天以報功的地方。如今大石自立，枯柳復生，它們並非人力所為，這就說明要有普通老百姓成為天子了。社廟中已死的樹木復生，這就表示以前被廢的公孫氏一族要復興了。”並說：“我的先師董仲舒曾經說過，即使有遵守文德的君主，也不會妨礙聖人受命於天。漢家是堯的後代，有傳國給他姓的運勢。漢帝應該普告天下，徵求賢能的人，把帝位禪讓給他，而自己退位封得百里之地，就像殷週二王的後代那樣，以順從天命。”眭弘有一個朋友擔任內官長，替他奏上此書。大司馬霍光看後大怒，以妖言惑眾，大逆不道之罪將兩人判處死刑。當時漢武帝曾孫劉病已因巫蠱之禍流落民間，早已不為人所知，眭弘誤以為是公孫氏要得天下。五年後，漢宣帝從民間興起，即皇帝位，就徵召眭弘的兒子為郎。
眭弘一介草民，竟敢上書要皇帝讓位尋訪真命天子。這不是眭弘膽大不怕死，而是當時的社會輿論就是如此，天降異象，理當改換天子，只不過被霍光強勢壓制了。不過霍光只能壓制一時，西漢到最後還是禪讓給了符合儒家賢君形象的王莽。
王莽當皇帝后面對的是自漢元帝以來逐年殘破的大漢，為重整江山，王莽開出的藥方是復古。信奉儒學的王莽認為天下要恢復到孔子所宣稱的“禮崩樂壞”前的禮治時代，才可能實現政通人和。企圖通過復古西周時代的周禮制度來達到他治國安天下的理念，於是仿照周朝的制度開始推行新政，史稱“王莽改制”。
王莽根據周制古籍更改官名秩祿，封五等諸侯。刑罰、禮儀、田宅車服等儀式，也照搬西周時代的周禮模式。有些地方的地名也改成古地名，任意調整行政區劃和行政部門的職權。立法與漏刻時間以及貨幣也都復古個遍。如此開歷史倒車已經夠糟了，王莽卻一改再改。他認為自己一直都按照儒家的要求做的，是為了實現儒家的大同世界。自恃佔據了道德制高點，罔顧實際的推行改制。但是他錯了，這國家是萬民的國家，而不是儒生想象出來的國家。王莽適合做一個書生，而不是一個政治家。
王莽首開禪讓篡位，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次符合儒家思想的禪讓，至少是最接近儒家禪讓標準的。王莽改制也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次純儒治國。王莽的覆滅代表儒學家復古思想的破滅，說明以古代禮法改革的方式不通，也使儒家禪讓的政治理論至此消失，漸變為擁護帝王萬世一統的思想。到東漢末年，皇帝們的表現還不如西漢末年的祖輩們，但孔融、荀彧、劉備等人依然死心塌地的要匡扶漢室，君為臣綱初現。
到宋朝時，程朱理學的出現是中國儒學發展的轉折點。程朱之前，儒學充滿活力，最直接的體現就是強漢盛唐。程朱之後，儒學逐漸死板僵化，後世中國再也沒有達到漢唐巔峰。朱熹提出的“存天理滅人慾”將整個儒學釘死在流於形式的“滅人慾”框架內。秦國商鞅變法時，用法規定了百姓的方方面面，不講人倫人情，把百姓管得死死的。最終逼反了百姓，還落得個暴秦的惡名。朱熹用他所謂“天理”壓制百姓的種種慾望與商鞅犯了一樣的錯誤，只不過儒家的教化沒有法家的法律強橫，引起的反彈較小，但危害更大。三鋼觀念就是在此時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毒害了中國近千年。
既然程朱理學如此荼毒中華，程頤、程顥、朱熹等人是不是就成了中華民族的罪人？此說法也有失妥當。宋朝是中國古代經濟最繁榮的時代，也是一個紙醉金迷的時代。就像今天的許多人，特別是知識分子看不慣社會上的種種亂象一樣，大聲疾呼要規範人的種種行為。社會縱慾，我就要強烈的鼓吹禁慾，當年的程朱也是這樣的走向了極端。總之，一種思想的產生不是一兩個人突發奇想的結果，而是一個時代的產物。注意到這個問題，再看看今天中國的崇洋媚外、娘炮、網紅、網絡暴力、鍵盤俠、公知大V……以及隨之而來的炮轟各種亂象的極端思想，都值得我們深思。亂象必須抵制，但不要走極端，因為有那麼一群人正希望我們民族失去理智，希望我們走向混亂崩潰的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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