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寵草書《李太白古風詩九首》詩卷，縱25.3，橫310cm，故宮博物院藏。王寵此時書風已自成面目，行筆從容自在，筆勢飛動，氣脈流暢。落款中稱“閒寫李翰林雜作”，可見為心手兩暢之作。
王寵是吳門書派的佼佼者，其行書作品可謂是開創一代新風，在吳門書派中具有特殊的價值和意義。
王寵因為家庭出身不好，所以沒有機會去接觸歷代名帖真跡，他所臨摹學習的對象主要是 淳化閣帖 和其他刻帖，學習對象的侷限使他的作品在表現上顯得力量不足，筆畫受刻帖影響太深，顯得僵直無生氣，缺乏活力。然而這樣的僵直卻也在無形中增添了作品的古拙與厚重之氣，同時使作品在帖學氾濫的明朝中葉傲然獨立，閃亮登場，令當時的書法界為之一振。
清代黎惟敬評價其作品時說：“晉人真跡，世所罕見。所傳者，仿書耳。諸體混淆，若出一手，不辨其為誰也。近世吳人王履吉氏獨能追蹤大令，蕭散俊逸，復出流輩，雖不見晉人書，知其為絕藝也。”正是這種令人耳目一新的“木版氣”，才讓他的作品獲得了更高的讚譽。
王寵的作品與兩宋時代的行書相比，很明顯是缺少了宋人的率意和婉轉流暢，作品線條透著十足的匠氣，這與他的性格和人生經歷有關。王寵早年才華橫溢，但後來卻八次應試不第，遂選擇了退隱山林，以書畫詩詞自娛為樂。
仕途上的不如意和倔強的性格對他的書法創作影響極大，所謂字如其人，再加上他深受老師蔡羽的影響，在藝術學習和表現上桀驁不馴，明代王世貞《吳中往哲像贊》中說蔡羽，“間臨 《十七帖》，人或從傍指摘其離者，其日：‘不然，吾非臨右軍，吾乃教之。 ’”狂言如此，表現出王寵強烈的個性。
老師的性情直接影響了王寵，王寵用這樣的個性來對待書法創作自然是赳赳犟氣，非把刻帖的精神全部學到不可，所學者真可謂刻帖之精髓也。其行書也因此而異於當時書壇的流行書法風尚，獨步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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