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人類學在當下全球化語境中參與到國際性的事務時越來越顯示出其獨特的影響力。因為這門學科從其誕生之日起，便不是目標向內而是目標向外的，即它試圖以異文化為研究對象，對多樣性的“異”的存在充滿著一種好奇之心和探索的慾望。這為今天中國人類學的海外視野提供了一種研究合法性的來源，也為人類學的海外民族誌研究提供了一種方法論的基礎。
曾經的西方或者歐美的人類學轉換到中國的場域中來，便有著一種自我內化的傾向，即過度的內在關注和自我關注。在與社會學、民族學無法分清其界限的同時，人類學在中國亦有很長時間是隱身在這兩門一級學科的羽翼之下。但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人類學在日益尋求與世界的接軌。無論從理論還是從方法上，這種接軌甚至並行的勢頭都是突飛猛進的。人們在其中發現了中國人類學海外研究這一新的主題。越來越多人類學專業的研究生受到鼓勵而嘗試著走出國門，去做一種跨國、跨界的研究，即人類學所擅長的那種走進異文化之中去的海外研究。因此，人類學在中國有了一個新領域，即海外民族誌。它是基於研究者在中國之外的區域開展田野研究之後所撰寫的民族誌報告。
真正激發出海外民族誌活力的，當屬2013年所提出來的“一帶一路”倡議，它激發了中國人對於中國之外世界的興趣和感知。也許，在此之前的基於一種互聯網中國的文化轉型也是一個重要的海外民族誌發展契機。由此，中國的文化真正大幅度、全方位地融入到了世界發展的大潮之中去，每個人似乎都處在一種帶有世界性意義的轉型之中，在其中不得已要做出一種屬於個體機制基礎的自覺選擇。同時，人類學的世界關懷在強烈地驅使著人類學家重新喚醒一種全球觀照，將人的文化放置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上去加以重新定位和理解。而面對這種處境，接下來的三個問題或許是當下試圖走出國門或國界的人類學家所共同需要去面對的世界問題，釐清這些問題，才可能有一種真正基於中國意識的文化自覺。
首先是自我與他者之間關係的問題。這也就是中國人類學家的主體本位意識與世界多樣文化之間關係的問題。對中國人類學家而言，新的海外民族誌領域的研究真正需要有一種主體文化的關懷，需要知道我們需要什麼以及我們究竟要去關心什麼，同時還要清楚我們的民族誌書寫想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怎樣的。今日世界顯然已經不是17、18世紀歐洲殖民統治的世界，西方失去了其殖民地，人類學也是一樣，人類學家失去了對殖民地人民進行一種獨立研究的空間。但這種轉變的一個無意的後果則是，在這人類學的後殖民地時代裡，一種本土人對於自己文化存在和未來發展的文化自覺得到了清晰喚醒，人們開始從自己的角度去思考自己的文化何以可能的大問題，這種文化自覺下多樣性的文化表達必然會成為新的海外民族誌關注的一個熱點。
其次是差異性的文化之間如何彼此觀照的問題。人類是有著一種主體自我意識存在的，但人亦是可以形成彼此關照、相互品評的對話性存在。很顯然，我們看美國人是一種態度，美國人看我們則可能是另外一種態度。如果各自表述，互不搭界，相互之間則不會有什麼真正的往來，人類學家的研究也變得簡單，徑直地走入其中，憑藉觀察直接書寫便是。曾經的殖民地時代的民族誌，書寫的模式大約如此，不出這種民族誌作者作為唯一權威而去做單一性、無互惠交流的書寫模式之外。但麻煩的是，今天的世界，即超越了種種界限的開放世界，越來越是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聯互通局面，“誰也離不開誰”成為今日世界的一種日常。人類學家因此需要去關注這種日常，關注自己身在其中的彼此互視所產生的一種文化觀照，看到“我”和“他”之間在文化理解上的一種差異性存在，拋棄傳統民族誌那種研究者向著被研究者的單一方向去凝視聚焦的做法，轉換一種既有的觀察視角，看到自己眼中的他者，也能看到他人眼中的自己。這要求一種雙向的看，而非單向度的去看，不是“鏡中自我”，而是“我看人看我”。由此而書寫出來的海外民族誌不再是封閉的，而是開放的；不再是自圓其說的，而是關注到本土人現實存在的最為切身的問題意識；不再是強調我去書寫，而是倡導一種彼此共同在寫；也不再是隻有大寫的“我”才能書寫，而是相互彼此都在書寫，各自都有自己以及相互表達意見和知識的空間。
最後是一種互惠人類學視野的再發現。人類是社會性的存在，也是相互依存的存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人群以及不同的價值觀之間，恰恰就是因為彼此有著不同的存在樣態而相互之間才可能真正有一種交流和依賴，這背後根本上是一種互惠的文化邏輯在發揮其作用。基於這種互惠的關係，人們之間的交往就一定不是輸與贏之間的遊戲，而是交往雙方的相互依賴、互補互惠，是一種“我和他”的陌生人關係轉化成為一種“我和你”的熟人朋友關係的社會創造。互惠觀念是早期人類學家在西太平洋諸島嶼土著部落中對人群交換關係的一種獨特發現，而今天在世界之中的民族誌書寫同樣需要有對此種互惠觀念中的回饋精神和他者關懷的再喚醒。與此同時，對中國的人類學而言，面對中國“走出去”、走到世界之中去的現實語境，也需要有一種互惠人類學的再發現。攪在種種利益紛擾之中而不知有一種互惠邏輯存在的現代人，需要在這一點上有所覺悟並奮力前行。
民族誌不僅是對真實生活的一種客觀描述，還是對人類命運共同體最為有益的差異性文化構建途徑的不斷髮現和總結。“走出去”的海外民族誌需要有這樣一種文化自覺，在看自己的同時也能看到有他者的存在，看到別人生活的同時來反省自己的當下。要知道，沒有人願意活在彼此孤立之中，暫時的衝突和矛盾並不意味著將來的絕望和老死不相往來，它需要一種時間和空間上的磨合期來實現一種更長久的彼此欣賞和友善的文化交流。我想人類學家既是這種文化的信使，也是人類可以在差異中獲得一種永久和平的使者。中國的海外民族誌研究需要在這一點上有一種新時代的新的文化自覺，而非僅僅是作為一種工具被無反思性地使用。
（本文獲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鄉村社會重建與治理創新研究”（16JJD840015）經費支持）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人類學研究所、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重慶文理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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