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正在邁上快車道。這一產業的發展對於商業的促進作用和人類社會的影響是全世界都在討論的問題。中國作為該領域的領先者，不乏早已關注人工智能產業的公司，沐盟就是其中之一。日前，沐盟集團董事長吳家富在位於北京東四十條的集團大樓內接受了採訪。
吳家富身材中等，長期跑步鍛鍊的習慣讓他擁有健碩的體型，即便每天有無數的大小事情要去處理，但仍然保持了矍鑠的精神狀態和縝密的思維邏輯。當進入他辦公室時，他正在辦公桌前處理事務，停下手中的任務便立即進入對談話題，邏輯清晰，有條不紊。
◆沐盟董事長吳家富
以下為訪談實錄
人工智能時代：競爭？合作？
記：我們注意到“智能+”是沐盟集團最近非常關注的方向，它對於集團、甚至對於整個社會而言有什麼樣的意義？
吳：人類社會進入智能時代，現在已經成為了大家的共識，但是真正的人工智能社會的實現還需要一個過程。目前就人工智能方面的投入、論文數量等而言，中美兩家處於第一梯隊，站在發展的前列。
記：在中國，每個新興產業的發展都基本面臨這樣一種情況，就是因為政策優惠和支持，大量資源都湧入這個領域，最終反而拖累了該產業發展，浪費資源、效率下降。在人工智能領域也出現了企業扎堆進入的現象，您在投資時是如何辨別一個企業是否是真正擁有競爭力的企業，將它從佔政策之利的普通企業中甄選出來的？
吳:從整個智能產業來講，有三個層面。處在底層的是協議與標準，中間層面是硬件，第三個層面是應用。物聯網也是類似，也屬於智能的一個領域。我們集團與中關村物聯網產業聯盟有合作關係，簽署了框架合作協議，後續會成立一個100億元規模的基金。這個聯盟的王秘書長就經常講，物聯網的邏輯和人工智能的邏輯其實是相通的。
在科技產業方面，中國在與美國比較時需要有良好的心態，既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得意忘形，雙方各有特點。科技產業最核心的部分就是芯片與系統，也就是剛才所說的底層協議和標準，這個層面我們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還很難去挑戰美國。就連這方面做得不錯的華為也說，我們與美國在這方面的差距可能有50年左右。
因此貿易戰並不是理性的選擇，最好的關係應該是合作，雙方的目標都是一致的，就是通過科技來提升人類社會的效率，提供更多可能性。中美在科技領域各有擅長的地方，其實真的不用去比較。尤其是像人工智能，它的特點之一就是越用越聰明，先發優勢會很明顯，不論是誰先打造出一個系統，供給大家使用，使用的人越多，這個系統也就越聰明，進步得越快，效率更高，後來者再想要替代它就非常困難。
應用層面也是各有特色。中美都有很多成功的代表企業，比如中國的BAT，小米，美國的Facebook、Google。雖然現在中國整體還比不上美國，但也是穩穩佔據第二的位置。而在其他一些領域，我們甚至處於領先地位，比如無人機。除了大疆以外，一些中大型的無人機廠家也發展迅速，比如四川的傲勢無人機，這也是軍民融合的經典案例。
內外兼修：發展戰略與內部建設的關係？
記：就發展建設而言，公司和國家很像。歷史上很多輝煌的帝國最後落入衰敗，原因之一就是沒有處理好外部擴展與內部建設之間的關係。您認為這二者之間應當怎樣去平衡？
吳:歷史上很多國家的崩潰，包括中國的治亂循環週期，都有一個顯著特點，那就是信息技術水平低下，信息傳輸效率低下，所以中間的官僚集團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在這種缺乏數字化管理的情況下，管理者並不清楚基層的情況，基層官員所能做的就是保持政治正確，不出頭也不犯錯，並不注重管理效率。這也就是古代國家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後必然崩潰的根本原因，因為一旦規模擴大就無法實現扁平化管理。
所以在公司的管理方面，我們要吸取的教訓就是扁平化管理，以及信息和數字的準確性。我們的集團文化裡有這樣三句話：全球化視野，工程師思維，企業家精神。我們一直強調工程師思維，這樣才有可能做出真正好的產品來。只靠個人三板斧，上限可能很高，但下限也低得可怕，所以一定要實現數字化、系統化、標準化的建設，也就是工程師思維。
比如華為在早期，就很重視這種工程師的思維方式，只是最近以來才更加重視科學家的精神，然後將對人才的管理作為核心。對於華為這麼大的公司來說，如何用好人，就是要有高效的系統決策和信息傳輸。
從外部來講，無論是社會發展還是企業成長，其邏輯都是從大而不強到出現巨頭，又大又強，中國從改革開放到現在也是一個從增量發展到存量競爭的過程。但在這個過程中，其發展的難度是呈指數級增長的，到了存量階段以後，你所擁有的東西其他人也都有，這種短兵相接的競爭是非常殘酷的，甚至還會面臨國際競爭。
在這種情況下，產業財團的形式就顯得非常必要，我們集團的FBI模式(FBI模式為沐盟集團首創，即金融Finance、商業Business、產業Industry相結合，其核心是以產業投資鏈式持股來打造完整產業鏈，實現資源整合，提高競爭力——記者注)可以實現協同，進行系統性地對抗，而不是單個企業單打獨鬥。很多平時名氣很大的明星公司最近倒下了，就是因為大而不強，無法實現產業升級。我們金融行業其實也是這樣，最近頻繁暴雷的P2P，一遇到流動性問題就迅速垮掉，因為它們沒有核心發展邏輯。所以我們必須有核心發展邏輯，必須有基於產業升級的商業模型。
週期規律依然重要
記：正如您所說，一個企業發展需要有自己的核心邏輯。這個邏輯是需要根植於整個大時代的，很多人把2018年作為一個拐點來看待，在您看來，2018年以後的時代，它的主題是什麼？
吳:人類社會發展的核心問題就是生產效率提升與分配製度之間的不匹配。在現在如此複雜的環境下，很多問題還是由政府來主導，而在很多公共政策方面的管理效率其實還可以更高。摩根大通的主席兼CEO傑米·戴蒙也持有類似觀點，他認為政府的核心關注點應該在稅收和公共政策方面。這其實也是特朗普上臺後所做的事情。
更具體來說，科技進步肯定意味著更多人失業。美國的華人最近也開始參與競選，其口號就是要解決失業問題，這就是智能時代帶來的影響。所以在長週期下，很多規律還是繼續有效的，所以我們還是要去仔細研究它。緊縮的時代既是危也是機，對於做併購和產業整合的企業來說是最好的時代。
在緊縮來臨以前，我們與其他企業談，人家的態度是比較冷漠的，大家都是老闆，也都不缺資金。但現在不一樣了，沒有流動性，只有引入外部資金才能賺錢，甚至才能生存下去。這時候我們以產業資本的身份出現，他們是很歡迎的。
總結一下，短期來講就是產業整合、科技攻堅，但在長期視角下，還是這些根本的東西，週期依然重要。
以資源整合應對競爭升級
記：如果觀察最近的大形勢，一帶一路絕對是其中最重要的構成要素之一。在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企業和項目打交道時會有什麼不同嗎？
吳：一帶一路其實就是對外交往，而對外交往我們很早就已經開始進行了。現在的一帶一路就是對我們對外合作的一種整合和概括，它同樣也會受產業週期的影響，也必須靠一種更大、更系統的模式來獲得優勢，進行升級，所以聯合是必然的。有的時候單個國家遇到的問題只靠自身是無法解決的，也需要進行聯合。
很多時候經濟效率上不來，其實是和資源的分配不均有關係的，當大家意識到這一點後，就會將資源重新整合、配置。同時，我們自身也在加大開放力度，這樣在國際上的吸引力就更加強了，這樣當全世界都陷入一種相對緊縮的狀態時，一些發展中國家對美好生活的需求就會吸引世界其他地方的資源進入，進行重新配置。
歷史上每一輪經濟繁榮都是由技術推動的。計算機技術革命到現在已經進入了尾聲，現有的很多新技術進步很快，但還在突破發展瓶頸，這需要相當的魄力和勇氣。所以我認為一帶一路有很多機會，畢竟我們是主動開放的一方。而且我們自身資源也很不錯，在科技方面取得了長足進步。
記：最近《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文章，說的是Facebook和Google兩大家對於美國廣告科技領域的壟斷，這使初創公司的生存更加困難，阻礙了相關創新。其實中國目前也有這種趨勢，幾大巨頭在很多行業內都在瓜分市常您對這個問題怎麼看，今後沐盟可能也會遇到類似的天花板，您認為解決辦法是什麼？
吳：壟斷仍然是競爭的一個階段和一種狀態，它並不一定是終點，也並不一定就是壞事。對於一個成熟的行業來說，如果所有公司都湧向一個方向進行惡性競爭，這實際上會導致資源浪費。而壟斷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減少整個社會的競爭成本，所以我們也看到最近提出了供給側改革。另一方面，我們現在還是追求市場經濟、鼓勵創新的，如果你的產品足夠好，那麼你還是有機會去挑戰現有的壟斷業態的。
在全球化時代，沒有任何人擁有絕對的掌控能力。如果按照我們的FBI模式來講，這其實就是B(商業)的邏輯。要推廣一種產品，傳統的方式就是打廣告。也就是說，產品創新只是一部分，要真正實現成功的商業化，商業創新也很重要，創業都是有風險的。
所以我們一直強調，我們的模式和別人的不一樣，我們是產商融結合而不是普通的產融結合。現代社會分工體系異常發達，只要你有好的創意和想法，剩下的都可以交給其他專業的公司來做。現在競爭中最核心的不是技術或人才，而是管理能力，對技術的管理能力、對商業的管理能力、對人才的管理能力。
就像蘋果一樣，它自己生產的部分其實很小很小，但卻賺取了大部分利益份額，就是靠的管理能力。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這本質上是一種創新能力，然後通過商業的方式來提高自己的護城河，階段性地獲取了極大的競爭優勢。贏者通吃是信息時代的特色，壟斷可能是其中一個側面，但我們更應該做的是提高我們的創新能力，尤其是商業創新和管理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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