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是人生的基調
如果說大多數紅學家是通過考證、索隱等手法去探明《紅樓夢》的文本構造的話，那麼他們只是在外觀的骨架上轉圈子而已。真正進入到《紅樓夢》靈魂裡去的紅學家少之又少，紅學家們只是在從事解剖學的工作，而唯有哲學水平很高的人才能進入到《紅樓夢》的生理學裡，探明《紅樓夢》的精神。這種精神主要體現在人生論、美學和倫理學之上。
生活的本質是什麼？是慾望而已。慾望構成了生活的基礎，並且是整個人類社會的基石。慾望驅使人去飲食、住宿、穿衣、出行，構成生活的基本框架；在框架建立後，又繼續催生人的新慾望，即“圖永遠之生活”，因而產生婚姻、家庭、子女，進而擴大成一個廣泛的社會關係。為了維持社會關係的穩定，避免人與人之間互相侵害，進而出現了國家、君主、法律、學校和警察、軍隊等等。慾望對於生活之作用，不可謂不大。
慾望既是生活的根基，同時又是生活痛苦之源。所謂的痛苦就是“不足之狀態”，慾望的永不滿足造成生活的痛苦感。慾望滿足，便是厭倦，慾望不足，又是痛苦，而厭倦亦不過是下一個痛苦的起點，因此厭倦可視痛苦的一種。唯有在鐘擺的中端，那個相對靜止的時刻才是對痛苦和厭倦的解脫，這個時刻就叫做“快樂”。由此可見，快樂在生活鐘擺上的刻度是如此的細微，以至於我們需要努力才能求得快樂，而努力又是一種痛苦，因此快樂對於人生而言是極短暫的。
文化的進步絲毫不能減緩痛苦，相反，它只會加劇痛苦。因為文化進步，知識愈加廣泛，慾望也增加得更多，痛苦感就更加劇烈。
生活既然與痛苦息息相關，那麼我們對生活的認識——知識也就不可能擺脫慾望的束縛。我們的知識就不可能不與我的利益相關聯。知識之要在於指導我們如何避免痛苦，如何去趨利避害，也就是要探明物我之間的關係，進而又要探明物物之間的關係，科學、理論便由此而生。科學與理論教予人們對物的利用，擴大利益，滿足慾望，減緩生活的痛苦感，這是科學與理論的巨大功效，同時也說明了人的實踐和理論都是慾望作用的結果。
由痛苦而產生的藝術
我們的生活實踐與理論都與慾望相關，也就是與痛苦相關，因而在我們的眼中，一切的外物都被簡單的化為“是否有利於減輕痛苦”了。那麼，在生活中，是否還有其他的物能夠超然於痛苦之外，漂浮於生活之上呢？設若有一物，它與我並無利害關係，我佔有它絲毫不會減輕我的痛苦，失去它也不會令我的痛苦加劇，因而它能夠擺脫我的佔有慾，超然於慾望之外。
精神境界高深之人，在面對自然物、花果鳥草之時，能夠忘記物與物之關係而觀物，品味到一種擺脫了慾望的美感。但許多普通人難以達到這種境界，他們需要探尋一種超然於痛苦、利害關係之外的物。如果有這種物，那麼它必然不是實物，不是自然界之物——它只能是美術或者說是藝術品。
濠上之魚，莊子與惠施能領悟到其中的美感，相視而樂，但漁夫卻關照不到，只顧打漁；大樹下，孔子和佛陀能在彼處靜養，悟得妙道，但木匠卻全無感覺，只想砍伐。對於人而言，唯有無形、無象之物才能夠超然於所有人的利害關係之外，讓所有人來關照它，體會到其中的美感，這種東西就是藝術品。漁夫不會對畫中之魚產生捕撈的慾望，木匠也對雕刻出來的樹木不理不睬，是欲者不觀；而具有審美趣味，欣賞畫中之魚和雕刻之木美感的人又不會帶著佔有慾去觀看，因此畫中之魚和雕刻之木使觀看者忘記了物我之間的利害關係，超然於慾望之外。
從這種超然於慾望之外的的物中，人會得到一種感覺，這種感覺就是美感。美感又可分為兩種：“一曰優美，一曰壯美。”正因為藝術品能夠使人忘記了佔有慾，超然於物我利害關係之外，因此人才得於就物觀物，發現物自身的美，這種美感能使我們的內心回覆到寧靜的狀態。如果有一藝術品大不利於我們，我們的生活意志為之而破裂，意志消隱了起來，使得認識能夠純粹的發生作用，能夠自由的關照此物，那麼這樣產生出來的美感叫做“壯美之情”，而這種物就叫“壯美”。普通的美都是“優美”，唯有悲劇、音樂、詩歌等等具有悲觀色彩，能夠觸動人心，使人為之流涕的藝術品才是壯美。
《紅樓夢》之為藝術
在人生中，有許多東西我們並不願意看到，但在藝術品中我們卻願意觀照。比如自殺，這是每個人都避諱的事情，但當我們讀《少年維特的煩惱》時，我們對維特抑鬱心理的書寫，對自殺傾向的流露又讀得如痴如醉，及至真正讀到維特自殺之後，連屠夫都會潸然淚下，這就是壯美的魅力。
《紅樓夢》者，亦屬於壯美也。
壯美和優美都是美感，能夠使人忘記物我之間的利害關係，使我們能夠擺脫慾望的束縛，得以進入純粹的知識境界中，純粹的觀照外物。而與美感相反對的東西叫做“眩惑”，美感使人擺脫慾望進入純粹知識中，而眩惑卻使人復出於純粹知識，重新回到慾望裡。在外物中，存在使人眩惑的東西，如情色小說、春宮畫卷、奢靡浮華的散文、低俗演藝乃至島國小電影皆屬於此類。人們如果不能從藝術品中找到美感，從而擺脫慾望的痛苦，很容易就會墜入眩惑之中。抵制低俗產品，消除精神汙染，方能去除眩惑，減輕痛苦感。
至此，我們便由慾望的生活推導出超脫於慾望之外的藝術、美學觀點。藝術品的可貴之處就在於其能描寫人生，它能夠通過擺脫慾望的束縛，通過對人生的純粹認識，給人一種強烈的壯美感，在中國的藝術品中，《紅樓夢》尤其難能可貴。
藝術之於生活的價值
眩惑是美學的對立面，藝術創作者如果沒有高超的思想水準，公眾也不具備一定的審美趣味，那麼眩惑就很容易藉助奢靡、逐利的社會風氣而大行其道，形成一種物慾橫流的現象。
眩惑作為社會意識，總是與社會存在息息相關。我國辭賦之豔麗要首推六朝，六朝時期五胡亂華、南北分立，生活之慾空前助長。社會風氣敗壞，玄風與佛風暢行，名教幾乎被推翻，遂使六朝駢文盛行，是眩惑之一時期也；及至殘唐五代，眩惑之風又盛，前後兩蜀及南唐皆是眩惑詩詞的發源地，直到李後主橫空出世，才“變伶工之詞為士大夫之詞”。到了南宋，宋詞也開始向眩惑的方向演進，最終走向衰落。明清小說發軔於元末明初，早期尚有樸素話本之味，到了明朝中後期，越發轉向豔麗和情色，至清朝乾隆時候已經極盛行。
對此，《紅樓夢》作為反對者而出現。曹雪芹在《紅樓夢》的第一回中提出抵制眩惑的美學主張，他說“更有一種風月筆墨，其淫穢汙臭，最易壞人子弟。至於才子佳人等書，則又開口文君，滿篇子健，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且終不能不涉淫濫。”在五十餘回賈母評戲文的時候又重新批判了一番。故知眩惑在藝術中的危害極大，它把人從純粹知識中拉回生活之慾裡，在眩惑出現的地方，一切藝術品都被敗壞了。
在我們的時代，由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在缺乏正確引導的情況下，藝術也開始向眩惑的彎道拐進。各種影視、音樂和美術都出現了低俗、濃豔的現象。人們從藝術的欣賞中不再體會到優美感和壯美感，而是尋求精神的刺激，在文化快餐中填飽肚囊，從而滋長自己的生活之慾，溫飽之後又思淫慾，造成痛苦感的加劇。
《紅樓夢》本著反對眩惑的精神，強調優美及壯美的美學，而且壯美部份尤其多。所謂壯美，就是藝術品通過使人的生活之慾消退，讓人進入到純粹知識中，觸動心靈，從而促使人對生活做出的感悟。壯美感是文學藝術的可貴之處，在此我們僅舉一例，表明文學藝術所具有壯美感從而與其他科學的區別開來：
作為文學的《三國演義》和作為史學的《三國志》之間就存在這種差別。如寫關公敗走麥城的歷史事件。《三國志》只說：“羽不能克，引軍退還。權已據江陵，盡虜羽士眾妻子，羽軍遂散。權遣將逆擊羽，斬羽及子平於臨沮。”文字平白敘述，沒有任何感情色彩，也沒有任何美感。而《三國演義》則將此情節擴展開來，寫關公如何在麥城清點人馬，如何與諸將決別，如此文字是何等之悲壯，又是何等之壯美。令讀者讀後不禁心生憐憫；又如寫孔明出師未捷，病入膏肓，臨死之跡，壯志未酬，含怨非常，其文字曰：
孔明強支病體，令左右扶上小車，出寨遍觀各營，自覺秋風吹面，徹骨生寒。乃長嘆曰：“再不能臨陣討賊矣！悠悠蒼天，曷此其極！”嘆息良久。《三國志》則雲：“（魏蜀）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軍，時年五十四”。讀者讀後全無任何美感。
再如《三國志》寫甘寧之死為“寧卒，權痛惜之”，僅數字而已。而《三國演義》則寫：
甘寧見其勢大，不敢交鋒，撥馬而走；被沙摩柯一箭射中頭顱。寧帶箭而走。到於富池口，坐於大樹之下而死。樹上群鴉數百，圍繞其屍。吳王聞之，哀痛不已，具禮厚葬，立廟祭祀。
把甘寧負傷上陣衛國的英雄氣概和坐於大樹下死去的悲劇色彩渲染得十分濃烈，極具壯美感。這些都可以表現出文學著作在美學趣味上與史學著作的區別。
如果讀者只是閱讀史籍上的事件敘述的話，他們很難進入到純粹知識之中，頂多是增加了對歷史知識的瞭解。但如果是通過文學藝術的形式來獲取知識，那麼往往還會產生一種對歷史事件的感觸。因此，文學家在創作的過程中，為了添加作品的美感，會經常採用誇張、渲染甚至改寫等手法來寫作，這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有一些不懂美學的腐朽史學家卻喜歡通過貶低《三國演義》的歷史敘述真實性來顯示自己的優越感，比如易中天之流，在講述三國曆史時總喜歡批判一番《三國演義》的敘述，這種做法其實只是表明他們在美學方面的無知而已。因為把小說當成歷史書來讀，較真的進行批駁的正是這一類人。
閱讀更多 讀書廣記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