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教育部、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共同起草了《綜合防控兒童青少年近視實施方案（徵求意見稿）》（以下簡稱《意見》）。《意見》指出，到2023年，力爭實現全國兒童青少年總體近視率在2018年的基礎上每年降低0.5個百分點以上，近視高發省份每年降低1個百分點以上。《意見》對學校的佈置作業就做出了明確規定：老師應該儘量減輕學生學業負擔，做到小學一二年級不留書面作業，三至六年級書面作業完成時間不得超過60分鐘，初中不得超過90分鐘，原則上採用紙質作業。
“一刀切”禁止佈置在線作業不現實
原則上採用紙質作業，被有的媒體解讀為禁止佈置在線作業。這種對《意見》的不當理解，或影響今後《意見》的執行，最終可能出現某些地方一刀切禁止使用，而不管具體教學活動中是否需要。
要讓《意見》得到實施，需要消除這種模糊地帶。在筆者看來，在互聯網時代，一刀切禁止學生接觸使用在線作業是不大可能也不實際，包括學校的一些作業，比如英語聽說作業，必須得使用到在線作業。與此同時，必須找準學生學業負擔沉重的根本原因加以治理，否則治理就會治標不治本。
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學校校內“一刀切”禁止佈置在線作業，也難以就此讓學生遠離在線作業、電子產品。在升學競爭的壓力之下，學生是很難擺脫題海訓練的，在學校的作業之外，家長還會為學生“尋找”更高效的在線作業。這就存在兩方面問題，其一，如果學校佈置的紙質作業，學生和家長認為質量不高，就可能敷衍、應付，甚至出現請人代寫作業的問題，其二，學生既要做學校佈置的紙質作業，又要去做質量更高的、有個性化推薦的在線作業，整體的作業負擔反而加重。
如何佈置作業，應由學校建立現代治理機制進行決策
有人以此和法國禁止學生在校內使用手機相提並論，但二者有明顯差別。一方面，法國是通過立法禁止在校內使用手機，而不是行政發文；另一方面，這是為了防止學生上課時使用手機分散精力，學生在離開校園後還是會根據自己的情況使用手機。因此，要讓學生的作業科學、合理，按照教育教學的要求，就很難按統一的行政規定執行。正確的做法是，應該由學校建立起現代治理機制進行決策，必須在每所學校內由教師委員會和家長委員會民主決策，要廣泛聽取教師和家長的意見，從作業的質量、數量（時間）、學生家庭和學生的實際情況來決定是否佈置在線作業，在線作業的量有多大，以及家長在監督、引導學生完成在線作業中的作用。
《意見》指出，家長陪伴孩子時儘量減少使用電子產品，學齡前兒童使用電子產品單次不宜超過15分鐘，每天累計不宜超過1小時。這可作為學校和家長在討論、決策學生作業的形式、時間時參照的標準。其目的是總體減輕學生（校內、校外）的作業負擔，提高作業效率，不能只管校內減輕或者禁止（在線作業），而不管校外作業增加。
缺乏現代治理機制，往往會導致“原則上”的規定，偏離初衷。我國有的學校的學生過早過度使用電子產品的問題，確實比較突出，而這主要在於學校缺乏現代治理，以及家長沒有正確的家庭教育理念，家長在學生使用電子產品時，往往沒有有效的監督與引導，導致學生過度使用電子產品，引來社會輿論的質疑，認為這導致學生視力下降，還有學生沉迷網絡遊戲。教育部此次制訂的《意見》，回應的就是輿論對有的學校過度使用作業APP的質疑。
學生視力下降主要原因：當前的升學評價制度和學校的辦學管理
我國學生作業負擔沉重、視力下降的問題，更主要的原因其實是當前的升學評價制度和學校的辦學管理。在單一的分數評價體系之下，教育存在應試化傾向，為獲得更高的分數，學生就不得不進行大量的題海訓練“刷題”，這也是更強調作業個性化、有針對性同時又能提高效率的作業APP受到家長追捧的原因。
另外，由於缺乏依法治教與現代治理機制，很多學校擔心組織學生戶外活動出安全事故，加之知識教育之外的生活教育、生命教育等“無助於”提高成績，因此不少學校對學生採取圈養模式，就是有體育場地，也不讓學生運動，這導致學生沒有養成良好的運動習慣，從小就變為“宅男”“宅女”，除了學習之外，其餘的時間就會花在網絡、手機上。因此，必須抓住主要因素進行治理，否則繞開主要因素，而對外圍因素進行治理，很難起到實際的效果，還可能製造新的問題。
閱讀更多 熊丙奇看教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