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後創業者、北京華鍔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負責人安寧說，跟60後、70後創業者相比，80後創業者較少介入傳統的房地產、汽車、基礎設施等資源型領域，更多關注互聯網、新零售、消費領域，但這類創業領域門檻低，可替代性強，市場競爭極為激烈，稍有落後就會被同行超越，因此也是壓力最集中、資本回報要求最直接的行業。
“一直害怕提起失敗”
“我們一直以來的思想形態都是崇尚成功者，創業失敗了有人挺不過，這是社會觀念的問題，很多人都沒有意識到創業失敗是正常的，不是羞恥的。”一位創業者表示。
北京一家人工智能公司幾個月前剛剛關閉，原因是沒有找到持續的盈利模式，有股東因此退出。該公司CEO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我一開始不好意思對外講，我們失敗了。提起失敗，我一直是害怕的。”
北京幾何科技有限公司合夥人、幾何波士頓辦公室負責人常昊告訴記者，作為科技創新不竭動力的硅谷和美國新英格蘭地區，創業更像是一種職業——失敗了就把公司關掉，或者去大公司上班掙錢，或者接著開下一家公司。如果成功了，也有成熟的退出機制，一次成功的退出，可以支撐此後很多次失敗的創業。創業是為社會做貢獻的一種方式，當前在國內和大部分亞洲國家，創業卻往往成為孤注一擲的“人生賭博”，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然而，技術創新本來就有很多失敗的可能，當社會中存在眾多“極端創業者”，整個社會的創新和創業就變得不可持續。
“在中國，很多極端創業者也是被逼出來的。”這位負責人說，當前在國內，創業者和投資人往往並非兩個平等的主體。創業團隊常常在溫飽線上掙扎，他們只有破釜沉舟，在模式創新的賽跑中比對手更不顧死活，從而儘早地逼死對手獲得壟斷地位，才能早日迎來“躺著賺錢”的一天。
“沒有足夠資本的創業，營養不夠豐沛的技術創新，都是不值得鼓勵和宣傳的。”在美國成功運營過一家公司的生物信息專家時振說，很多發達國家的投資界對連續創業者十分尊重，他們能夠更為理性地看待創業和創業失敗。
“一些審批沒有照顧創新需要”
“一些不符合時代變化的行政指令，讓不少公司面臨困境。”一位創業者說。還有創業者表示，有些監管政策一年一變，不利於企業做長期的事業規劃。
一家高精製造業初創企業董事長、80後方姓負責人認為，一些行政審批並沒有照顧創新的需要。這家公司在深圳建了一個很大的工業實驗室，投資近千萬元。“實驗室有一個要求是必須無水，因為水汽影響儀器精準性，所以我們希望實驗室內不裝消防噴頭。但消防部門就是不讓我們通過。目前國內很多硬性標準是按照普通工業企業的特點去制定的，而很多高精製造業有自己的特定要求，這讓我們覺得很頭疼。”
王冠盼望行政審批手續能夠再簡化一些。他說：“公司運行中碰到很多行政負擔。公司行政、會計、出納，出去辦事通常要一天。公司任何一個信息變動，都要攜帶大量文件原件跑國稅、地稅、銀行五六趟。一些僱傭幾十個人的公司一天的運營成本就要好幾萬，行政手續繁雜等於變相增加用人成本。”
此外，一些行政指令有待積極更新。以共享辦公室為例，據一家互聯網企業負責人反映，根據相關規定，共享辦公室的地址視為虛擬地址，必須要有租房合同，有人員在該地址辦公。但一些創新的互聯網公司，可能很多人在家裡就把代碼寫好了，不一定要在固定的地方。
還有創業者表示，有些監管政策一年一變，不利於企業做長期的事業規劃，導致一些“黑天鵝”事件出現。例如，當年政策支持互聯網金融的時候，定性為普惠金融。後來出了“E租寶”事件，全行業成了違規，造成投資人撤資，公司因此死掉。監管滯後於創新，很可能會遏制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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