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總有人在鼓吹全面私有化、鼓吹新自由主義，但對它們可能帶來的巨大風險，卻鮮有全面深刻的認識。事實上，以私有化為特點的新自由主義，其本質是私人資本的自由化，對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說並非良藥，教訓比比皆是。以墨西哥為例，新自由主義給它帶來的不是繁榮與安定，而是社會不穩、政治失序，甚至催生出血腥殘忍的暴力事件。
1982至1992年，受新自由主義觀念的驅動，墨西哥政府大力推行私有化運動，國有企業的數目由1555家減少到217家,其中許多實行私有的公司被外國投資者買走。私有化浪潮也嚴重衝擊了墨西哥農民的經濟行為方式。1992年的憲法修正案允許傳統的土地集體所有制私有化，因此美國大型的穀物公司如拉爾斯頓-普利納公司就買下了墨西哥大量的土地所有權。至此，墨西哥的社會結構被根本性改變，大量農民被從土地上驅趕出去。這成為後來墨西哥毒品氾濫的一個重要原因——新自由主義私有化運動，迫使大量失地且無助無望的農民開始以種植大麻為生，直接或間接地參與到毒品生意之中，如今成為墨西哥最為嚴重的社會問題之一。
引入新自由主義，被視為是墨西哥的一個戰略顛覆性錯誤，其負面影響延續至今，最為突出的就是毒品氾濫所帶來的嚴重暴力政治現象。以剛結束不久的墨西哥2018年大選為例，墨西哥全國共有32個州，其中23個州在選舉過程中發生了謀殺案，共有130多名參與到選舉活動的人士被暗殺，凡是有禁毒主張的候選人都是暗殺對象。據統計，在墨西哥，有上百座城市都參與到毒品走私貿易中，直接從事毒品交易的人員超過45萬，還有300多萬人的職業與毒品貿易間接相關，毒品交易必然導致暴力政治。如今，墨西哥居高不下的犯罪率，嚴重影響了社會生產和經濟發展，國家生產停滯、就業困難、年輕人自暴自棄等成為社會常態，反過來進一步為暴力政治提供了滋生的溫床。
隨著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墨西哥落地，除了毒品生意日益氾濫外，其他各種問題也接踵而至。20世紀90年代初，相繼爆發恰帕斯州農民起義和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學生罷課事件，抗議新自由主義帶來的失地、生活惡化等問題。當時的數據顯示，墨西哥人民中失業和半失業的佔50%；60%以上的人口所得收入不過是國民收入的15%；農村家庭中沒有自己土地的有200萬人，75%的墨西哥農民一年工作不到一百天；40%的居民是文盲；鄉村和城市地區都缺少下水道；群眾所需的衛生、教育和住房等社會服務極為匱乏。即便是在1995年—2005年墨西哥製造業創造生產奇蹟的十年裡，製造工人的實際所得不但沒有絲毫增長，反而總體萎縮了2.6%。卡爾德隆政府在2009年的統計也顯示，墨西哥平民中的極端貧困者在2006年—2008年間由1380萬上升到1950萬，更廣泛意義上的貧困人員（諸如無法負擔學費、交通和房費者）數量，在此期間由4260萬增加到了5060萬。
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裡，西方學者以把西方式民主自由推行和擴張到非西方國家為己任，自覺地成為西方民主的“傳教士”，但忽視了對西方自身體制弊端的批評。墨西哥的現實境遇則把西方民主人士引以為傲的新自由主義的弊病展露無遺，給廣大發展中國家提出警醒。
（參見：《墨西哥暴力政治和毒品經濟的根源到底是什麼》《這個國家的血腥教訓，警告中國有一條可怕的“邪路”》《新自由主義、資本話語權與意識形態鬥爭》《人民日報，環球同時向全面私有化說不，意味深長》《從反抗新自由主義經濟統治的全球行動看美國民眾抗議風潮的到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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