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貿易戰是中西方經濟關係結構性調整的冰山一角，如通過戰略性的全面思考，應對得當，可以“化險為夷”。
3月1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宣佈對進口鋼鐵和鋁分別徵收25%和10%的強制性關稅，但隨後將很多國家排除在外，這使中國成了主要對象國。3月22日，特朗普宣佈擬對中國進口商品徵收價值大約600億美元的懲罰性關稅。與此同時，據傳美國政府官員要求中國採取措施將對美貿易順差減少1000億美元。
如果中美無法在接下來的幾周內就兩國間的貿易爭端達成妥協，貿易戰將不可避免。特朗普強徵關稅的原因何在？只有充分掌握了其根源，中方才能有效應對。
表面看，特朗普的關稅是對其競選承諾的兌現，是要向其政治大本營有所交代。這就如同他在去年12月宣佈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一樣，國內政治因素是首要動因。
就特朗普個人而言，他以商人從政，持陳舊的重商主義理念，是個徹底的經濟民族主義者。在他看來，兩國之間的貿易順差相當於企業利潤，美國對華貿易赤字意味著美國“虧了本”。這些觀點，從經濟學的角度，都不值一駁。特朗普既誤解了美國逆差的原因，也誤判瞭解決這一問題的出路。
但如果我們把貿易戰都歸因於特朗普，那也有失偏頗。其個性除外，特朗普是美國社會近年來發展的各種弊端的一種症狀反映，而不是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根本原因需要從美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變遷以及由此導致的中美關係的變化中去尋找。特朗普是這一演變在當前的一個突出反映。
中方通過有效的報復性關稅（如針對美國農產品和波音飛機），讓特朗普和共和黨在今年底的國會中期選舉中難堪，可以讓他認識到對華貿易戰的得不償失。但是，這種措施雖然能取得短期效果，卻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之道。
應對特朗普關稅，不能只著眼於特朗普本人。通過關稅降低貿易赤字在很大程度上是特朗普本人的偏見。但美國政商學界對中國經貿政策的不滿是普遍的（特別是在知識產權和市場準入的問題上），並不侷限於特朗普或共和黨。美國的主流意見是特朗普“正確”指出了經貿紛爭是當前美中關係的一個問題，但其加徵關稅的做法卻是誤入歧途。
美中經貿關係之所以會走到貿易戰這一步，是因為這一關係的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2010年可算是分水嶺。從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到2010年，美國認為中國還在融入世界經濟，不是威脅。現在美國指責中國的“不公平貿易行為”，當時也都存在，但並不成問題，也不為WTO明令禁止。但2010年之後，美國對中國經濟實力持續增長——特別是高新技術產業迅速崛起——的擔心，以及由此導致的對中國經貿政策的不滿，是中美經濟關係惡化的深層原因。特朗普是美國對華競爭的催化劑，但非本因。
這一邏輯也適用於中國與整個以美歐為核心的西方世界的經濟關係。美中貿易戰是中西方經濟關係結構性調整的冰山一角。應對特朗普關稅，需要超出這些關稅，超出貿易戰，甚至超出中美關係，從中國與西方世界經濟關係以及國際貿易秩序的高度，做戰略性的全面思考。
如果應對得當，中方可以“化險為夷”。特朗普的這些關稅，如果實施，從短期看，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有限，對美國經濟弊大於利。而且，這種貿易保護主義將導致美國的國際孤立，惡化其與反對保護主義的盟國之間的關係，使中國有機會聯合這些國家從維護開放的國際貿易秩序的高度去反對美國，最終可能導致美國失去國際經濟領導權。
但這種聯合其他國家制衡美國的策略能否奏效，取決於中方能否有效處理當前中西方經濟結構性調整的難題。歐盟等國反對美國保護主義，但也對中國的產業政策不滿，最終還是要維護自己的利益。這次，它們就是部分上通過支持美國共同反對中國產業政策的策略，成功得到特朗普鋼鐵和鋁關稅的豁免。而這可能正是特朗普的策略：強迫盟友共同反對中國。
如果貿易戰真的打起來，中國需要做出長期與短期、戰略與策略的區分。貿易戰時間越長，對中國越不利。短期怎麼打、打到什麼程度，是個策略問題。長期如何善後、如何處理貿易戰後的中美經濟關係、如何調整中西方經濟關係，是個戰略問題。如果中美競爭不可避免，中國要把美國與其他西方國家區別開來，盡最大努力避免與整個西方世界競爭，同時需要防止經濟爭端演變為政治安全衝突。
中國不妨主動提出當前中西方經濟關係結構性調整這一重大課題，表達與包括美國在內的相關國家就此進行戰略性溝通的意願，承諾維護並且改善當前的國際貿易體系。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17年後，中西方經濟關係又發展到了一個新節點。如果說2001年中國加入WTO是當時中國與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發達國家就中國與世界的經濟關係達成的一個“宏大協議”，現在到了更新這一“協議”，尋求新的經濟共識的時候。
如此，不妨就在WTO的框架內就新的經濟共識展開討論，甚至啟動新一輪的WTO多邊談判（“北京回合”）來更新國際貿易規則，特別是在各方關心的知識產權保護和市場準入問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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