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建設性
一
小成本喜劇片《編劇情緣》（The Rewrite）包含兩條情節線，師生戀部分不太有趣，“編劇”與“文學教授”的摩擦卻意味深長，可以讓我們看清電影藝術何等強勢，傳統文學多麼卑微。
英國影星休·格蘭特扮演的好萊塢編劇基斯，曾憑《天堂的錯位》榮獲最佳編劇獎，之後再無建樹，每天穿行在各大製片公司，對著年齡像自己兒女的審片員強撐笑臉，推銷著劇本創意，再被他們客客氣氣地打發回家。演員那張揉合了成功人士與落魄文人雙重身份的臉，以及臉上陰晴不定的倨傲和諂媚，既好玩，又心痛。對自己早已過氣的事實缺乏心理調適和行為匹配，就會營造出高濃度的人生悽苦。基斯住在一個隨時會停電的公寓裡，處境狼狽，他甚至請求經紀人“哪怕幫我找個寫脫口秀的節目也好”。
敬業的經紀人為他找到了工作：在紐約附近一所不起眼的大學擔任臨時教員，給學生講授劇本寫作。基斯風光之日，曾認定教師都是“從來沒有成就的失敗者”，但時移事易，他失去了挑三揀四的資本，故稍事扭捏，他帶著獲獎憑證和一身散了架的傲骨，來新崗位履職。幸好，好萊塢的光環依舊強大，他輕易得到同學歡迎，個別女生第一天就向他投懷送抱，令他喜不自禁。
基斯的同行多是英語文學教授，一群研究喬叟、莎士比亞和簡·奧斯汀的行家。基斯的文學素養不值一提，但依照他在好萊塢形成的成功學標準，他把這些教授視為流連於老古玩鋪的冬烘學究。基斯對簡·奧斯汀一無所知；教授們拿莎士比亞劇中臺詞開玩笑、抖機靈，他反應遲鈍，接不上茬；某同行以美國女作家相詢，他舉出的例子竟然都是女性編劇，連一名傳統意義上的女性小說家都想不起來。但是，除了那位模樣古板、權力極大的女教授韋頓，基斯還是得到了教授的尊重，他們排著隊向他致敬：“《天堂的錯位》棒極了！”個別教授還向他承認：時代不同了，原先那個“只要嘴裡隨口背出莎士比亞臺詞就能贏得尊敬”的風雅年頭，已經一去不復返。換言之，現在該著你吃香。
最佳編劇身份是一筆還算保值的聲望，基斯的課選修者眾多，他得淘汰掉一些人。他以貌取人，大搞“性別歧視”，使教室裡坐滿了漂亮姑娘。為了維持聲望於不墜，他略施小計，虛構自己與一線影星的交情。他在講臺上接電話，假裝對方是當紅男星馬特·達蒙（其實手機那頭是他的經紀人，他卻堅持叫對方“馬特”），個別女生回應以尖叫。作為一個胸膛內殘存著若干尊嚴的男人，基斯由此獲得的自豪，很難維持24小時以上。
為了捍衛傳統文學的尊嚴，英語文學教授的慣常態度，就是對好萊塢作出居高臨下的鄙視。影片告訴我們，這套作派吃不開了，它非但不能提升或挽救傳統文學，還會使鄙視者顯得做作、迂腐和落伍，從而失去學生的好感。J·K·西蒙斯扮演的文學系主任，原是一位莎劇臺詞張嘴就來的資深學者，但為了討好家中五個女人（妻子和四個女兒），他每個週末都陪她們在家裡看電影，還都是“女性題材”。更生動的例子來自韋頓教授，她被設定的角色定位是基斯的對頭，一位捍衛傳統文學霸權、蔑視好萊塢的老派人物。出於對基斯的厭惡（基斯貶低她心愛的簡·奧斯汀，還用好萊塢的浮浪習氣揶揄她的臀部），她決定召集一次聽證會，讓基斯先出醜、後滾蛋；她的確握有基斯不少把柄。迫於生計，基斯服軟了，他像一個自願到校長室接受處罰的學生，敲開韋頓教授辦公室的門。基斯誠摯的檢討令韋頓的虛榮心得到極大滿足，她突然變換表情，不是簡單地原諒基斯，而是更進一步，與基斯完成身份互換：她從抽屜裡取出一厚疊文稿，聲稱是自己的回憶錄，暗示基斯把它改編成電影劇本。她補充道：“如能拍成電影，我希望女主角由梅麗爾·斯特里普扮演。”你當然知道，梅麗爾·斯特里普是當今最偉大的好萊塢女演員。
這番身份互換，作為情節翻轉固然不失趣味，對傳統文學的殺伐卻太過狠辣。一位看上去最應該堅守文學陣地的教授，竟像一名臥底，長期隱瞞自己對好萊塢的情感。面對基斯一臉驚詫，韋頓老練地借用奧斯汀小說裡兩姐妹的身份，表明自己也有“理智與情感”的雙重性，那副不討人喜的古板面具，並非她的真實心跡，她只是假裝討厭電影而已。
將這段情節視為好萊塢對傳統文學的捉弄，不見得成立。耶魯大學的哈羅德·布魯姆教授是當代美國極具影響力的文學批評家，長期在著名學府講授歐美文學，他通過《西方正典》《影響的焦慮》等非凡著作早已向世人表明，他對以莎士比亞為代表的西方傳統文學的研究是第一流的，熱愛也是第一流的。正是出於熱愛，他在《西方正典》“哀傷的結語”裡表示，“我在一所頂尖大學教了一輩子的文學以後，反而對文學教育能否渡過眼下的困境缺乏信心。”他接著寫道：
作為文學的一部分，批評不會消亡，但也不會留在我們的學校裡。對西方文學的研究仍然會繼續，但只會如今日的古典學系的規模。今日所謂的“英語系”將會更名為“文化研究系”，在這裡，《蝙蝠俠》漫畫、摩門教主題公園、電視、電影以及搖滾樂將會取代喬叟、莎士比亞、彌爾頓、華茲華斯以及華萊士·斯蒂文斯。
這麼看來，《編劇情緣》展示的場景，甚至符合現實主義文學的標準。“現實”就是這樣，一位在好萊塢混得灰頭土臉的編劇，在一眾文學教授面前，仍有絕大體面。儘管，一旦回到好萊塢的地界，他又變得無足輕重了，在那裡他非常憋屈。
二
長期在好萊塢趾高氣揚的編劇，極度稀有，大多數編劇的處境都很掙扎，灰頭土臉是日常心情。早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人們就經常拿編劇一兩千美元的週薪來說事，好像他們是搖筆桿子中的幸運兒。其實，拿到如此高薪者為數寥寥，而且，即使拿到，也只在人生的某個階段，數週或數月不等。通常，寫十部劇本能有一部被好萊塢接受並開拍，運氣就相當不壞了。
科恩兄弟攝於1991年的《巴頓·芬克》（Barton Fink），主角芬克是一位獲邀來到好萊塢並短期享受1000美元週薪的人（在影片標明的1941年，美國農民的平均年收入只有1000美元），片中腦滿腸肥的猶太老闆有求於他時，甚至肉麻到這種程度，他不允許手下對芬克稍有不敬，他還把芬克的皮鞋湊到嘴上狂吻。但是，當芬克交出的劇本未符要求，他立刻翻臉不認人，用劈頭蓋臉的臭罵，把芬克的身份還原成“癟三”。看上去，芬克沒有拿到那筆錢，他住的賓館非常破舊，牆紙不停地剝落。寫作過程中，他的大腦裡充滿了與主題無關的兇殺幻覺，心理極度崩潰。
導演比利·懷爾德攝於1950年的傑作《日落大道》（Sunset Blvd.），一名落寞編劇投靠過氣女明星，活得窩囊，最終還落得背中槍彈、橫屍泳池的下場。他工作遭拒時曾鬱悶地問道：“編劇是小人物，沒有人關心。你想讓喬伊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幫你寫劇本嗎？”
尼古拉斯·凱奇藉以封帝的影片《離開拉斯維加斯》（Leaving Las Ve-gas），男主角也是一名在好萊塢廝混的編劇，但混得更慘，只在一部與古巴導彈危機有關的影片《豬灣》裡得到列名。他是個不可救藥的酒鬼，為了向朋友借錢，他不停地發誓，而且是那種只有酒鬼才說得出口的誓，只要錢到手，“天地君親師”都可拿來賭咒。他拿到了一筆還算慷慨的遣散費，變賣了在洛杉磯的所有家產，來到賭城拉斯維加斯，打算把自己喝死。他在路上招妓，答應妓女莎拉的條件是一小時500美元，但他什麼都做不了，酒精摧毀了他的肉體和精神。他只想把手頭可供揮霍三四十天的錢用完，然後死去。他果然如期把自己喝死了。結合情節，本——就是男主角名字——走到這一步，並非生活難以為繼，而是某種別的東西摧毀了他活下去的勇氣。不清楚那是什麼，觀眾只知道他是編劇。
例子當然失之極端，電影總是要拍極端的東西。
憑藉偵探小說在美國經典文學殿堂裡佔據一席之地的雷蒙德·錢德勒，算得上好萊塢的香餑餑了。他自稱，“我所有的書，除《小妹妹》之外，全都被拍成了電影，有兩部還被翻拍過。”他從未嘗試過劇本寫作，但應比利·懷爾德之邀改編《雙重賠償》，一出手就獲得奧斯卡最佳編劇的提名。他恃才傲物，懷爾德都對他謙讓三分，他不停地喝酒，整天抽著味道嗆人的大煙鬥，懷爾德被迫經常躲到衛生間裡去。但是，他能寫出令人叫絕的臺詞，可以令“每一頁都有閃電”（懷爾德語），這是編劇最稀缺、導演最在乎的才能，他本人也知道這一點。所以，他為自己單獨訂立遊戲規則，別人對他心懷不滿，也只能把他當大爺侍候著。當他說“我並不是說好萊塢連一個有真本事的作家也沒有。……創造力天賦就像一種稀缺商品，斷貨的日子裡，只能苦苦等待，或是厚著臉皮模仿”，他指的顯然就是自己，一個迫使別人“苦苦等待”的天才。
然而，在編劇行當打拼三年之後，他對好萊塢充滿鄙視。這位在別人眼裡風光無限的編劇，體會到的只是無盡的憋屈苦澀。他在《好萊塢作家》一文裡抱怨道：
我參與創作的首部影片得到了奧斯卡提名 （不知道這算不算件大事），媒體評論會就在製片廠裡舉行，可我並沒有獲邀參加。還有一部叫好又叫座的影片，出自另外一個製片廠，劇本也是我寫的，做推廣的時候還一字不差地照搬了幾句劇本里的臺詞，但是不管是廣播、雜誌、海報牌或是報紙廣告，我所見所聞之處，從未發現自己的名字——要知道我的所見所聞不可謂不多。
的確，這事換了誰也不痛快，但是，他並非只是抱怨，他針對編劇職業的批評，更值得吸取。他斷定“電影是一種了不起的產業，可也是一種註定失敗的藝術”，原因在於，“作為作家，他們擁有特定的天賦，也接受過寫劇本方面的訓練，但卻不能讓他們獨立工作，也不給他們任何決策權……必須讓製片人來告訴他們該怎麼寫”。說到製片人的素質，他刻薄地評論道：“（他們的）道德品質跟一頭山羊差不多，審美趣味僅限於老虎機，行為做派就像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商店巡視員。”他的結論是：
如果完美作品是由權威機構的武斷決定來定義的，那麼任誰也不可能產生寫出完美作品的衝動。那些從內心深處、從無盡孤獨中誕生出來的東西，如何入得了馬屁精委員會的法眼？那些成就了文學作品的靈動的要素，在又臭又長的劇本策劃會上是決計活不下來的。
整天與種種令人不爽的環境相處，是編劇天生的困境。每個編劇都認為，自己是電影的“第一推動”，離開了編劇的創意，龐大的好萊塢產業鏈根本無法運轉。但只要他堅持這份認知——這份認知完全正確——就會給自己帶來無窮煩惱。他們難以接受又務必接受的事實是，雖然自己的工作更重要，更具創造性，但有些人天生就該比自己多擺譜，多賺錢。沒有公平可講，如果他看不開，只能轉身離開，或仰天醉倒。
偉大的藝術創作繫於一人之身，曹雪芹和莎士比亞不需要幫手，達·芬奇和貝多芬也從不依賴合作者，而電影卻命定尋求眾人合作。編劇無法排解之處在於，他總是看不起合作者。人們認為，你要青史留名，就不應謀求大紅大紫，這是魚和熊掌的關係。編劇卻兩頭落空，他們很難青史留名，更高的榮耀總是屬於演員和導演。——看完電影后，談論編劇的又有幾人？
三
將“The Rewrite”（重寫）譯為“編劇情緣”，是一種懶惰的審美痼疾。篡改者視觀眾為特定季節的貓，見到“情”字就喵喵叫春，乖乖購票。這是一種病，我手上沒有藥方，只能視而不見。可說的是，就本文討論的話題，這個篡改構成了無端滋擾。
在好萊塢的詞典裡，“重寫”就是編劇的別名。有位學者如此歸納編劇的工作：“要認真地構思。要寫，重寫，再重寫。然後，重寫，重寫，再重寫。”伍迪·艾倫編導的《午夜巴黎》（Mid-night in Paris），主人公也是一名好萊塢編劇，當他說“省得我去接那些沒意義的重寫（rewrite）工作”時，說的正是“編劇”。“重寫”不同於修改，修改出自作者的主觀意願，是個人意志下的精益求精，“重寫”則來自他人的要求、脅迫或勒令。
編劇的創作自由只在劇本尚未寄出前得到保障，一旦寄出並正式開拍，等待他的就是無窮無盡的“重寫”，其身份也由自封的“上帝”，蛻變為一個文字小廝。向他發出修改建議的，不限於製片人和導演，他得到的不少指令，動機上就不值得尊重，角色甲刻畫得過於生動，會令角色乙不快，後者若足夠大牌，就會拐彎抹角地要求編劇刪去對手臺詞，給自己增加戲份。受到粉絲擁戴的大牌影星，自我感覺會好到這種程度，哪怕愛因斯坦站在面前，他也敢對“相對論”的數學公式提出修改意見。自以為在攝製組有頭有臉的傢伙，僅僅為了炫耀點什麼，也會提出“重寫”指令。相較於作品的藝術性和完整性，他們更在乎讓影片帶上自己的個人印記。在編劇眼裡，這些“修改”意見的提出者都是失控的權力狂；而編劇有此感受，多半又因為他們本人的控制慾也不小。
伍迪·艾倫攝於1994年的《子彈橫飛百老匯》（Bullets Over Broad-way），幾可視為一部編劇受難史。雖然影片展示的場景是20世紀初的紐約百老匯，但伍迪·艾倫是一位偏愛投射自我的好萊塢奇才，擅長自編自導自演，所以，他顯然意在反映電影編劇的悽楚。
約翰·庫薩克扮演的百老匯編劇戴維·謝恩，一出場就衝著經紀人怒吼：“我是一個藝術家，我不會改一句臺詞，去討好那些膚淺的百老匯觀眾。”但是，當一名黑幫老大願意出巨資贊助，他經過權衡，還是同意了，儘管那意味著必須讓一個從未有過舞臺表演經驗且毫無天賦的女子扮演心理大夫。奧利芙是黑幫大佬的情婦，大佬命令手下的得力打手契斯充當奧利芙的保鏢，以便確保她的戲份不被減少。
權勢、名利和嫉妒，構成複雜的人際力學矩陣，戴維深陷其中，苦不堪言。他半夜衝著女友大叫：“我就是個婊子。”最大的折磨永遠與“重寫”有關，連奧利芙都敢聲稱“我有一個點子”，把戴維驚得從沙發上飛起。女主角海倫·辛克倫是一名履歷輝煌的演員，隨著韶華逝去，開始走下坡路。——她有一句美妙臺詞：“我前夫告訴我，即便走下坡路，也要和一流人物一起下沉。”她對劇本不可能沒有私心，但處理得含蓄老到，她與戴維交朋友，在曼哈頓中央公園的芬芳長椅上作促膝深談，最終藉助床上運動，她把自己的修改意見強加給了戴維。
影片最出彩、也最傷自尊的情節是，查茲·帕爾明特瑞扮演的契斯，那個整天打檯球的黑幫分子，竟然成了編劇尊嚴的終極捍衛者。他奉命擔任保鏢，百無聊賴地坐在臺下看排練，漸漸地，他對人物心理和劇情走向有了想法，他提出來後，遭到戴維出於自衛本能的鄙視。但是幾乎在同一刻，其他人意識到建議的合理性，依照契斯的指指戳戳，劇情峰迴路轉，演員們重新找到了表演激情，排練變得順風順水。不過，奧利芙是個例外，她糟糕的演技是一個絕對障礙。於是，高潮出現：契斯，這個殺人不眨眼的黑幫分子此刻儼若神明附體，他對劇本視若己出，不能容忍奧利芙的糟蹋。他強迫對方為藝術獻身，把她帶到河岸邊，射殺了她。契斯也被迫為藝術殉情，黑幫老大派人找到了他。契斯的遺言是，要求戴維修改一句臺詞。演出獲得了巨大成功，戴維的心情一落千丈，他承認自己“不是藝術家”，準備離開百老匯，迴歸平民生活。
誠然，伍迪·艾倫的寓意不宜太當真。他自嘲上癮，自嘲像一筆智力上的小費，表明一種藝術上不差錢的派頭。雷蒙德·錢德勒認為，編劇可以成為體面的職業，但有個前提：作者必須放明白點，“‘只穿第二好的西服’，凡事都不怎麼走心。”拒絕對作品“披肝瀝膽，掏心掏肺”。他辯解道：“這不是任何人的錯，只不過是這個產業結構的一部分。太多人想對作者的工作指手畫腳。作品不再屬於作者。過了一陣子，作者自己也不在乎了。”也許，我們應該慶幸，優秀電影居然還有不少。《美國往事》的編劇達六人之多，其中定有大量摩擦和“重寫”，但編導還是聯袂奉獻出一部大氣、渾成的藝術傑作。我相信，他們都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西服。
閱讀更多 經濟觀察報新媒體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