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拉姆斯（1833—1897）是德國19世紀後半葉最卓越的、古典樂派最後的一位作曲家。他繼承了貝多芬交響樂的傳統，汲取了深刻的人道主義和熱烈的愛國主義精神，著力表現時代的精神風貌和鬥爭生活，他的作品成為繼貝多芬之後西歐交響音樂的傑出典範。
瓦格納對德國的音樂界從來沒有形成威脅，但在音樂領域之外，他毒化了這個國家的生活。他任意篡改古老的傳說，他醉心於復仇、暴力，以及統治世界，他頌揚神經質，描寫色情狂，一再呼籲生存，證實了這個民族的弱點。他精力充沛，足以扼殺整整一代的創造性的生活。直到1910年他的魔力消失之前，他的影響波及更低更廣泛的階層。瓦格納的主題旋律產生聽覺效果，瓦格納的歌劇演出產生視覺效果。他們能通過音樂會、遊行集會或朗誦，通過畫報或用瓦格納的名字，通過條頓復興宗教，間接地聽到瓦格納的聲音。當魯登道夫將軍創建新條頓異教時，可能他根本沒有讀過有關條頓族異教的原始材料，只是看過瓦格納的歌劇《萊茵黃金》和《眾神的黃昏》而已。
勃拉姆斯
另一方面，勃拉姆斯的創作時期和瓦格納屬於同一時期，他代表的是另一個新德國。他不是生於普魯士，而是生於“漢薩同盟”的漢堡，他將貝多芬永遠看做他的理想人物。雖然他和貝多芬一樣，早在30歲時離開了自己的故鄉，始終孤寂地棲居在維也納，但在他的音樂中仍然滲透著北方的傳統。在他的和聲中，波浪滔天，洶湧澎湃，那是波羅的海連綿不斷的層層激浪。這位典型的德國作曲家啟示人們，德國面向了大海。
勃拉姆斯是最後一位嫻熟於各種形式純音樂的作曲家。他一方面繼承了貝多芬的傳統，另一方面又繼承了舒曼的傳統。他是最後一位保持著偉大風格的作曲家，他沒有在和他同時代而且比他獲得更大成就的瓦格納面前衰落下去，而凱撒·弗蘭克就是在這種威風面前屈服了。勃拉姆斯的特點是作為音樂史上一個次要人物，他更多的是實行者而不是開拓者。他在音樂上是一個終止符，而瓦格納則標誌著一個新的開端。
勃拉姆斯
在那些年代中，拜羅依特純音樂，德國的傳說和審美觀，猶如在《眾神的黃昏》巨大的薪木堆上，燃起熊熊的烈火和冉冉升起的刺激性的濃煙，此時有兩位德國作曲家，分別在巴黎和維也納點燃起兩股輕盈透明的火焰。奧芬巴赫只能算作是四分之一的德國人，因為他生為猶太人，並在巴黎接受了大部分的教育。而約翰·施特勞斯，就出身而言，則比瓦格納更純為一個德國人，至於他的非婚生父親一事至今仍未能澄清。
在當時如有人敢於預言，施特勞斯的輕歌劇日後會享有如此大的盛名，必然會遭到可悲而又自負的瓦格納派的嘲笑。但是《蝙蝠曲》一劇對德國人性格的描繪，和《湯豪森》一劇竟如此相似，甚至在有一點上完全可以類比；聽一下《湯豪森》第一幕狂飲鬧宴的一段，再聽一下《蝙蝠曲》第二幕飲酒作樂的一段，就可以發現，兩段交響合唱表達了在同樣夢境氣氛下節日的色情情緒。只是維納斯山上耽於淫慾的森林之神和山林水仙要比維也納舞會上的紳士和女士們，更能放肆地表達他們淫慾的衝動。而且主題始終是同一的，音樂舞蹈激起了情慾，一百對尋歡作樂的男女在自我陶醉之中。
約翰·施特勞斯
這兩位作曲家採取的描寫德國人吟詠愛情的合唱形式，對當時的全世界來說是非常新穎的。他們兩人對歌劇影響直至今天，他們的華爾茲對舞會也產生了強烈影響。他們刺激著每一位觀眾，使他們心情亢奮。但是這種世俗的音樂對不同性格的德國人可能產生極其不同的效果。易於激動的北德人會為維納斯山上的嘹亮歌聲而興奮不已，而從容不迫的南德人聽了之後會更為溫柔和善。日耳曼人想象中的愛情，或是像條頓人施暴於處女波儂希爾德，或是像維納斯暖室中的行歡作樂。施特勞斯的愛情節奏輕鬆微妙，不同於瓦格納的宣揚強有力的性慾。兩人的傳統均存在於德國，由於他們兩人在同一時期興起，並達到如此盡善盡美的程度，他們的音樂征服了整個世界，幾乎在一個世紀內，沒有一個人能凌駕於他們之上。
施特勞斯的父親在維也納沿著舒伯特的足跡前進，他的音樂風行全世界；而瓦格納帶來的卻是危險。在這兩個人中，一個人的音樂似乎是限於在社交場合中，通過他的音樂使世界瞭解德國，使每個人充滿歡樂；而另一個人通過他的音樂，使德國又回到古代條頓族的野蠻狀態。
約翰·施特勞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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