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大連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呂平
8月2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一帶一路”建設工作5週年座談會發表講話強調，共建“一帶一路”順應了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內在要求，彰顯了同舟共濟、權責共擔的命運共同體意識，為完善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自2013年以來，中國積極推動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合作，使蒙內鐵路、中巴經濟走廊等極具代表性的合作項目由“倡議”昇華到“建設”階段。通過分佈於各大洲的項目，中國與一系列國家的協作由點及線，進而衍生出涵蓋世界一半以上人口的全球合作網絡。實際上，在西方國家主導的傳統“全球治理”道路步入了驅動乏力、模式單一的發展瓶頸的階段後，“一帶一路”建設的成功推進為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升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
一、“一帶一路”建設帶動“全球治理”向“自我發展”的新方案升級
“全球治理”作為一個冷戰後興起的全新概念，旨在應對難民、環境汙染、跨國犯罪等由全球化衍生出的各類跨境問題。對於人類而言，在享受全球化帶來的種種便利的同時，必須正視全球問題滋生的源頭，方可為全球治理的成功奠定基礎。必須承認，此前數十年西方國家在全球治理方面積累了相當的經驗，在處理歐洲、北美區域內部合作總體而言取得了一定成就。然而，這種建立在特定製度、文化基礎上的協作在應對跨區域問題時則難免面臨“削足適履”的尷尬。對於那些民族國家框架尚需穩固的亞非各國而言，內部的部落、族群、宗教摩擦與西方多黨制生硬結合造成的紛亂令各國民眾苦不堪言，為追求“善治”而引發的歐洲難民危機則成為這種“輸出式全球治理”難題的真實寫照。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所強調的，我們生活的世界充滿希望，也充滿挑戰。我們不能因現實複雜而放棄夢想，不能因理想遙遠而放棄追求。中國以“共同發展”而非“模式輸出”帶動各國民眾在本國內部實現“善治”，謀求從全球問題的源頭著眼，使各國民眾得以在本國內部安居樂業，各國政府拿出更多資源改善民生，鞏固各國組織框架，走上符合本國特色的建設方案。以發展為內核的“全球治理”部分突破了傳統方案難於契合各國特色的難題，使之適應了複雜而又多彩的亞非世界，其意義與不容小覷。
二、“一帶一路”建設為推動“全球治理問題”的早期控制、解決創造條件
自1500年大航海時代以來，西方國家始終是主導全球議題的“執牛耳者”，廣大亞非以及中東歐國家雖然在20世紀獲得民族獨立，但卻難以在國際舞臺上獲得與之比肩的發言權。正如冷戰結束前後名噪一時的“霸權穩定論”一般，既有的全球治理驅動力量與行為主體實際上仍然是少數大國構建的霸權系統，而自我利益的實現就成為既有全球治理模式難以逾越的鴻溝。近年湧現的難民、恐怖主義、跨國犯罪等全球問題無一不是在波及歐美后，方才為時人所矚目。而實際上，廣大發展中國家早已苦之多年，卻乏人關注，終至危害擴大而難於管控。
黨的十九大中強調，沒有哪個國家能夠獨自應對人類面臨的各種挑戰，也沒有哪個國家能夠退回到自我封閉的孤島。“一帶一路”建設不僅為中國與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合作機遇，也為各方共同參與全球治理，引導相關議題走向提供了平臺。2017年召開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成為中國“繼續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不斷貢獻中國智慧和力量”的有力證明。而“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有利於中國與各方攜手推進合作，更為全球治理議題的擴展以及發展中國家提高自身話語權拓寬了道路。
三、“一帶一路”建設為“全球治理”注入“人類命運共同體”新思路
“全球治理”所針對的大多針對國際關係中的非傳統安全問題，自2010年以來，大國博弈再度激化，傳統安全問題回溫，分散了各國對全球治理問題的關注。一些大國甚至罔顧自身責任，不惜以鄰為壑，採取如修築隔離牆，退出國際多邊合作框架等單方面行動，導致環境治理、非法移民遷徙等全球問題的處理陷入困境。以自身利益實現為最大化的政策動機正在對“全球治理”的合作思路產生巨大的衝擊。
“一帶一路”建設“堅持對話協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贏、交流互鑑，同沿線國家謀求合作的最大公約數”，如此旗幟鮮明地強調多邊合作應對全球問題在這個大國博弈時代難能可貴。“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極大包容性的合作思路與“一帶一路”建設的實踐對接，打通了兩者融合的路徑。通過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國際合作新平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全球治理”新思路，更具感染力、吸引力。包括聯合國等全球治理平臺對中國角色的看重正是對中國新思路肯定的具體表現。
值得注意的是，習近平總書記在“一帶一路”建設工作5週年座談會強調“同舟共濟、權責共擔”、“一步一個腳印推進實施，一點一滴抓出成果”。顯然，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已經注意到參與“全球治理”的成本、步驟的穩健，使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新思路、新方案的實踐“行穩致遠”，對“全球治理”模式的革新起到重要的保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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