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目湖的清晨
高鐵停靠溧陽站時，已是晚上。在去賓館的路上，聞到一路田野的芬芳。藉著路燈光，能望見遠處影影倬倬的山脈，那應該是天目山餘脈。
住進南山竹海中的御水園溫泉賓館，久不能入睡。這是我第一次來溧陽。初到一地，我總要聯想起於此地有關的人與事，增加親切感。這些人與事或是我生命中遇到過的，或是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
1992年暑假我參加大學團委組織的社會實踐活動，來到蘇南，曾到過與溧陽毗鄰的宜興，但終歸沒能踏上這片土地。同行中有位化學系的師妹姓阮，是溧陽人，圓圓的臉，短髮。一路閒談時講過她故鄉的山川秀麗，民風淳樸。一轉眼大學畢業二十多年了，不知這位阮師妹身在何處，過得可好？
溧陽南山竹海
我想起的第二溧陽人是位極人臣的史貽直。此公字儆弦，號鐵崖，十八歲中舉人，十九歲中進士，當過湖廣總督、直隸總督，歷任工部、禮部、戶部、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壽終八十二歲，死後贈太保，諡文靖，入祀賢良祠。三子皆有成就，其中長子亦是進士出身。用中國社會傳統的價值觀來衡量，他是可算福祿壽三樣佔全了。
再順遂的人生途中，也必然遇到暗礁與激流，何況在風險頗大的官場。史貽直在仕途中也曾差點遭遇了沒頂之災，那是雍正朝最大的政治案件——清除年羹堯勢力。年羹堯和史貽直是鄉試和會試的同年，年這人頗為重視同年關係，對史貽直、鄂爾泰等同年舉薦不遺餘力，當然其中也有培植個人勢力的考量。年羹堯的妹妹在雍正帝還是四皇子的時候就做了四爺的側福晉。年羹堯是文武全才，在康熙朝就立有大功，是雍正能夠在與其他兄弟角逐大位中勝出的一支威懾性力量。
雍正二年，年羹堯從青海凱旋，當時他是一等公、川陝總督、撫遠大將軍，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在進入北京前，眾大臣出城迎接，紛紛跪拜這位皇帝第一紅人，唯獨身為吏部侍郎的史貽直站立不拜，年羹堯在一片阿諛聲中看到了自己同年，立即下馬向史貽直寒暄。
史貽直對年羹堯表現出的冷淡，我以為他除了明白功高蓋主者無好下場的歷史規律外，還是因為他本人正直，看不慣老同學權傾天下時的跋扈與張揚。身為主管官員提拔的吏部堂官，他感受更深。當時年羹堯深度插手朝廷的人事安排，他推薦的官員很多，而且不能不用，所以吏部為年羹堯推薦的官員專門歸為一檔，名曰“年選”。侵奪朝廷銓敘之權，用今天的話來說，是嚴重了壞了政治規矩。
雍正帝下決心搞掉年羹堯時，先向與年羹堯關係較近的重臣吹風。他有一次對史貽直說：“你是年羹堯舉薦的吧？”史貽直回答說：“舉薦我的是年羹堯，但重用我的是陛下呀。”雍正帝大悅，後來在懲處年羹堯時，特派史貽直去山西的河東鹽池查辦年羹堯縱容兒子把持鹽政的事。史貽直在這場政治風波中沒有受到牽連，反而被皇帝進一步重用，可見他直而不迂。
第二天大清早，我和幾位朋友趕往十餘里之外的天目湖畔的“鄉約”錄製地。序屬初秋，正是江南好風景，一路上見到樹木葳蕤，禾苗青青在拔節，滿目是勃勃的生機。
昨日一場雨，將溧陽的山川和天空洗滌得乾乾淨淨。但太陽一出來，就溼熱難耐。錄製現場旁邊有一片樹林，林中有一塊日本前大分縣知事平松守彥題寫的“友好交流之碑”。
搭臺子拋繡球的女嘉賓金同學是溧陽本地人，在杭州一家互聯網企業任架構師，有著珠圓玉潤式的漂亮，三個應徵的男青年亦是本地人。“資深月老”肖東坡還是一如既往的風趣、幽默，現場的氣氛掌控得很好。最終小姐將繡球拋給了其中一位公子。
月老肖東坡帶著女嘉賓搭臺子拋繡球
錄製中我對金同學講述她家兩番欠債的事很是感慨。她的父親是個腦子活絡、勤奮能幹的蘇南男人，在她還小的時候開辦一家小工廠，利潤不少，因此金女士在童年時日子過得很好。在她讀高中時，父親因輕信朋友，為擴大生產規模而投資失敗，一下子負債一百多萬元，全家的生活水平直線下降。經過全家數年的努力，債務還清了，家境又開始變好。誰知道在她大學剛畢業時，父親的又一次創業失敗，她不得不省吃儉用，用自己的工資補貼家用。
這個家庭的故事，在中國過去四十年的改革開放中還很多。中國老百姓聰明勤勞，像大地上的野草一樣卑微而具有堅韌的生命力，只要時代給他們一點陽光雨露，就會蓬勃生長。自己去勞作，去掙錢，失敗了不怨天尤人，默默承受但不認命，總是能柳暗花明又一村。即使自己這一代未能如願，會把希望傳遞給後代。蘇南的百姓，尤為典型。看著現場歡呼的當地鄉親，我以為這些普普通通的百姓，才是中國的脊樑。
熱情似火的溧陽鄉親
這是我第二次參加央視“鄉約”的錄製，上一次是兩年前在中原大地。我開始不太明白一個展現農村青年相親的欄目為什麼這樣火。經過兩次的觀察和思考，也很容易想通。除了主持人肖東坡和他的團隊很優秀之外，我想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婚配和繁衍對人類特別是中國人來說，是和生死一樣具有終極性的哲學命題。而婚喪嫁娶的禮儀是一地人文與風俗最集中最濃縮的展現。《禮記》中說“入國而問俗”，其中婚喪之俗應該是最重要的。喪禮代表著一個地方的人對死亡的態度，婚俗這代表對生命的態度。今天有人說，不通向婚姻的戀愛沒有意義。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則是不追求繁衍後代的婚配沒有意義。地不分南北，中國民間的婚俗中，必有祝福“早生貴子”的環節。在過去兩千多年的農耕時代，中國農村青年男女成親，決不是兩個人或者兩個家庭的私事，而是家族和村莊集體的狂歡節，人們祝福新人，分享喜悅，也是對有婚配才會繁衍後代讓家族和村莊人丁興旺的自信與興奮。
由於過去近半個世紀計劃生育政策的推廣與宣傳，中國的生育文化受到一定程度的改變，似乎生孩子特別是多生孩子不是榮耀，而是愚昧，是羞辱。隨著中國老齡化社會的到來，人們開始對過去計生時代矯枉過正的反生育文化反思，也終於承認老人所言“有人就有世界”是顛簸不破的真理。舉目天目湖，湖光山色，風光旖旎。可是，如果沒有人生息於此，這一切又有什麼意義呢？中華文明幾千年經過多次幾近毀滅式的破壞，依然延續至今，蔚為大觀，靠的還是堅韌的華人先祖，不斷繁衍後代，使之成為世界上人數最多的一個民族。
竹海中的山溪
看到現場笑逐顏開的觀眾，我很難分辨出他們的祖先來自哪裡，而今他們已完完全全是天目湖畔人。可對溧陽曆史略為了解就知道，今天許多的溧陽居民，他們的祖先在一個半世紀以前才來到此地。
1853年3月，太平天國攻下江寧（今南京），定都於此，改稱天京。溧陽地處在南京和杭州之間，為江蘇、安徽、浙江三省交界之地，是太湖平原向山區的過渡帶。這樣的要衝之地也就成了清軍和太平軍反覆拉鋸的戰場。太平天國後期，洪秀全重用青年將領李秀成、陳玉成，取得了二破江南大營的戰績。忠王李秀成的堂弟李世賢被封為侍王，轉戰蘇、浙、皖三省，擔負起拱衛天京南面的重任。金華被清軍收復後，李世賢一度將侍王府設在溧陽。因為戰爭，常州府所屬的武進、宜興、金壇、溧陽等地死者枕藉、白骨盈野，倖存者逃亡外地，蘇南一帶十室九空。戰前溧陽人口稠密，有近60萬人，等到湘淮軍鎮壓太平天國後，局勢平定，溧陽只剩下不到8萬人。大批村落廢棄，土地荒蕪。清同治五年（1866年）諭令各省招墾荒田，蘇、浙、皖三省在大力招引本地鄉民返回的同時，積極鼓勵外地農民前來墾殖，並屢減賦稅。未被戰火的河南信陽所屬的光山、羅山百姓，拖家帶口到溧陽定居。一個半世紀過去了，大別山移民的後代已經完全與溧陽的土著融為一體，只是他們中間有些老人還會說信陽話。
天目湖彩虹橋
那天傍晚，我一個人沿著南山竹海的幽徑漫步，對照手機的地圖，我發現再往南走十來里路就可以翻過山脊，進入安徽廣德。我的腦海裡浮現了看過的曾國藩等湘淮軍統帥的書信和奏摺，他們一再提到了廣德、溧陽、高淳這一點山區的重要性，調兵譴將，與太平軍鏖戰於這些地方。
戰爭是殘酷的——無論是國人之間還是國人與外國侵略者之間。從太平天國至今，中間還經歷過八年抗戰，抗戰期間，溧陽城曾經三次被日寇佔領。這一個半世紀中，溧陽這塊土地見證了太多的血淚，但總能在廢墟中重生。今天溧陽已經有76萬人口，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個時代。——這就是中國人的生命力。
因為有婚配和繁衍，大地才有生機，民族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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