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8日，滴滴就8.24溫州順風車命案公開發佈道歉信：“在短短几年裡，我們靠著激進的業務策略和資本的力量一路狂奔，來證明自己。但是今天，在逝去的生命面前，這一切虛名都失去了意義。” 信息化的社會見證了諸多平臺經濟的野蠻增長，從電商購物到支付出行。但是企業以資本增殖為核心的發展模式、政府有效監控的缺席，導致悲劇的發生。滴滴事件背後平臺經濟的運行邏輯是怎樣的？政府又該如何對其進行合理有效的監控？本文作了很有啟發的分析。
本文摘編自《天下為公：中國社會主義與漫長的21世紀》一書。該書是暢銷60萬冊的《大道之行：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社會主義》的姊妹篇，由鄢一龍（清華大學）、白鋼（復旦大學）、呂德文（武漢大學）、劉晨光（中央黨校）、江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尹伊文（世界銀行）所著。全書從世界視野回應了中國進入新時代後所面臨的矛盾和挑戰，探討了中國如何以社會主義的方式實現人民的美好生活和國家的高質量發展，展望了社會主義運動在中國乃至世界的未來發展趨勢。
1.平臺經濟：資本的空前盛宴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發生的信息革命，使得當代經濟呈現出一種新的更高級的形態——平臺經濟。互聯網平臺成為生產和交易活動的新的基礎設施，這個基礎設施不但整合了生產活動、交易活動，甚至重新整合了整個金融體系。
互聯網平臺把市場經濟體系的優勢推向了極致。網絡平臺的協作使得信息交換變得非常便捷，最大程度上克服了信息不對稱，極大地提高了生產與交易的效率。
新出現的分工協作是基於平臺的分工協作。亞當•斯密認為，分工是國民財富增進的源泉，而分工又取決於市場的規模。互聯網平臺加上高效的物流，使得全國與全球的市場真正地連接在一起。以前只能面向附近區域的生產活動，現在能夠面向遙遠的客戶，而且交易變得有利可圖。比如，“雙十一”期間，一個賣皮箱的淘寶店一天時間訂單就達到了幾千個，這在傳統的交易模式下是完全無法想象的。
互聯網平臺的出現不但改變了生產方式，而且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我們生活在一個資源更加有效利用、商品服務價格更加低廉、服務空前便利的時代。
互聯網平臺還使得傳統市場中很難獲得的社會資本與信用體系變得異常容易獲得。基於技術平臺的單一化的、均質化的信用體系，無疑比傳統交易中通過交易的頻次與長期的關係積累的信用體系更為直接、高效與穩定。這就極大程度地降低了企業內部的交易成本，並造成了市場交易成本的快速下降。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互聯網支付能夠在短短几年間得到迅猛發展、為什麼中國正跑步進入“無現金社會”。
平臺經濟達到了宏觀經濟的規模，這是任何傳統的企業巨頭都難以望其項背的。阿里巴巴目前已經是世界第二十二大經濟體，而馬雲提出到2036年阿里巴巴要成為世界的第五大經濟體。平臺經濟的狀況能夠影響宏觀經濟，影響到大量消費者的福利、大量人口的就業，影響到國計民生。平臺經濟是如此重要，以至於2015年“雙十一”期間，總理辦公室委託工作人員給阿里巴巴集團打電話，表示祝賀與鼓勵。
與傳統經濟不同，平臺經濟是零邊際生產成本與規模報酬遞增。傳統企業的生產會出現規模報酬遞減，當邊際收益為零的時候，企業的規模擴大就停止了；而對平臺式企業來說，達到一定規模後，邊際成本就下降為零，報酬卻不斷增加。
平臺經濟的“員工”規模是傳統經濟難以想象的。傳統的出租車公司，如果僱員上萬，就是一個很大的公司。而2016年9月22日滴滴出行發佈的《移動出行與司機就業報告》顯示，滴滴平臺已經有超過1 500萬名司機。從一定意義上講，在淘寶上幾百萬的賣家都是馬雲的租客，這也使得平臺所能聚集的租金是傳統企業難以想象的。
互聯網企業前期大量“燒錢”，就是為了搭建平臺。互聯網平臺傾向於自然壟斷，是由於它的價值完全取決於使用者的數量。平臺的用戶規模越大，平臺的價值就越大，競爭對手之間一定會不斷壓低價格來吸引更多的使用者，從而導致平臺前期可能完全免費，甚至給予用戶大量的補貼。在這種情況下，小企業根本燒不起錢。而最終佔據市場的少數寡頭，會發現聯合比相互競爭更為有利，從而進一步促進了市場壟斷的形成。滴滴和優步的合併，優酷和土豆的合併，都是如此。
這和地方政府通過“三通一平”（即水通、電通、路通和場地平整）進行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再招商引資的方式是一致的。但是，平臺經濟的規模要大得多。平臺搭建和基礎設施建設一樣，投資週期長，前期投入大，都同樣“燒錢”。二者的不同之處在於：基礎設施具有外部性，所以只有給企業壟斷經營權的時候，企業才願意投資；而平臺的收益是外部性的內部化，企業前期“燒錢”，後期如果成功站穩腳跟的話，幾乎會一勞永逸地帶來巨大的回報。
平臺收入並非傳統企業的收入，而是平臺租。平臺租是壟斷租金，同時，在法律框架下的由強制性機構執行的市場交易保障機制被技術手段所替代，這使得平臺式企業的利潤率遠高於傳統的企業。根據《財富》五百強的數據，以營業總額計算，阿里巴巴2017年剛進入世界500強之列，但是從利潤額來看，已經和世界前100強的企業相當，這也反映了平臺租不同於傳統企業利潤的規模報酬遞增效應。
互聯網企業在一定程度上掌握著中國關鍵的經濟命脈，同時互聯網資本還向法律執行、城市建設等傳統政務領域滲透，未來甚至自來水、煤氣等公共物品的提供都有可能被互聯網企業所控制。未來會出現一種局面：政府的許多行為都依賴於互聯網平臺，這是一種超主權國家的形態。推而極之，這會從根本上改變國家與企業的關係，不是國家來監管互聯網平臺，而是互聯網平臺來監管國家的行為。這絕對不是天方夜譚，而是迅速到來的現實。
如同長槍火炮的熱兵器對於長矛利劍的冷兵器的降維攻擊，平臺化的生產方式與交易方式對於傳統經濟的依託官僚制組織的生產方式與交易方式，也是一種降維攻擊。我們可以看到，平臺經濟的每一次勝利，都是以對傳統產業的摧毀為前提的，與網絡商城火爆景象相伴的是線下商場的蕭瑟，與網約車高歌猛進相伴的是出租車公司的衰落。雖然這種摧毀過程是無情的、痛苦的，但是它還是獲得了時代的歡呼。對於資本而言，它是一場新的盛宴；對於有理性的人來說，它也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
資本的力量本質上是社會的力量，離開社會活動的鏈條，它的運動一刻也不能進行。
互聯網平臺型經濟將資本社會性的本質表露無遺，生產力社會化程度已經跨越微觀組織聯合的程度，達到了宏觀經濟的規模，而其所有制性質在本質上仍然是私有的。這無疑把社會化的生產力與生產資料私人佔有之間的矛盾推向空前尖銳的程度，併為最終解決這一矛盾開闢了前所未有的道路。
2.平臺企業的公共治理
傳統國家包含三個要素：人民、土地與主權。互聯網平臺就好比一個國家，用戶是人民，網絡空間是土地，數據信息是國家財富，平臺企業成了主權者。因此，馬雲說全世界最好的商業模式就是國家。淘寶網就是踐行這種商業模式的成功例子。
平臺本質上是公域，而不是私域。平臺企業就其性質而言是公共性企業，而不應是私人企業。
平臺價值是無數用戶共同創造的，平臺創始者只是起到了第一推動者的作用；沒有用戶，任何平臺價值都為零。正是用戶基於平臺的互動積累了數據、信用、消費習慣等平臺價值和財富，這種財富以數據的身份和信息流的方式在平臺上存儲。因此，平臺的所有參與者都有權利分享由平臺價值增大所帶來的收益。
讓社會的迴歸社會，讓共享的真正共享。與生產高度社會化相適應的，是要積極推動平臺經濟生產關係的社會化。通過開放產權、混合產權等創新，推動平臺經濟生產關係的社會化。在保障股東、運營方收益的同時，讓勞動者、消費者共享平臺收益。這不但有利於社會，而且在根本上有利於互聯網平臺自身的健康發展。
互聯網平臺企業是滿足公共利益需求的企業，治理方式也相應地需要公共化，不能按照傳統的私人企業的治理方式進行治理。平臺企業在運營模式上和政府很類似，不同之處在於政府是非營利性的，而平臺企業是營利性的。我們可以按照看待政府的方式來看待平臺企業，要求其運作方式更加透明化，要求用戶、公眾、專家能夠參與企業治理，能夠對其監督，從而有效保障公眾利益。
同時，平臺企業在很大程度上顛覆了國家與企業的關係，傳統的監管方式難以適應互聯網平臺的內部公共性特徵。在根本上，要從外部監管方式轉變為嵌入式監管，監管要深入平臺企業的運行流程中去，才有可能對這個被內部化的公域進行有效監管。國家要求設立由央行牽頭的非銀行支付機構網絡支付清算平臺，就是一個對平臺金融進行嵌入式監管的例子。第三方支付機構的支付都要經過這個統一的清算平臺，再和銀行系統進行連接，這就使得監管部門有條件對社會資金流向進行實時監測。嵌入式監管還要求建立公共數據認證平臺，強化基於互聯網的國家認證能力，推動用戶數據與互聯網平臺企業之間進行匿名化隔離，避免用戶隱私數據大規模掌握在私人企業手中。
現有的政府條塊分割的機構難以適應跨區域、跨領域、跨國界的運作。互聯網平臺的治理需要考慮如何在互聯網上建立政權機構的問題，這些機構治理的不是“地域”，而是“網域”。除了現在的網絡警察，還需要設立互聯網法院，建立平臺化網絡行政服務中心，以及網絡監察機構、網絡糾紛仲裁機構等。
經過公共化改造的互聯網平臺不再僅僅是創造利潤的機器，而且也是具有公益性的平臺。未來的公共治理將在很大程度上依託這種公共化的平臺加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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