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從特朗普參選美國總統時以退出伊核協議為“振臂一呼”的政治口號，到去年底醞釀將該口號坐實，再到今年5月最終正式“退群”並重啟對伊制裁的完整步驟，反映了特朗普政府對伊政策的萌芽，即建立在顛覆奧巴馬政府伊核協議遺產的基礎上。那麼今年8月的系列事件則反映了特朗普政府對伊政策已經開始從“破”到“立”的本質飛躍。
特朗普8月13日簽署的《2019財年國防授權法案》、8月16日成立的國務院伊朗行動小組，以及8月19日起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博爾頓的以色列三日之行，都投射出濃濃的伊朗元素。
當地時間2018年8月20日，耶路撒冷，特朗普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博爾頓（左）在耶路撒冷會見了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並討論了伊朗問題。視覺中國 資料圖
《2019財年國防授權法案》對於特朗普政府以超強武力為後盾，最大限度整合中東盟友以孤立伊朗，最終期望實現對伊“以壓促變”起到了關鍵性的助推作用。換言之，該法案體現了特朗普政府對伊政策的基本態度。
具體來看，該法案的涉伊條款包括：第一，海合會成員國應採取有效步驟來建立一個強調信息共享的共同的彈道導彈防禦架構，包括預警和數據追蹤，以防禦伊朗的導彈威脅。
第二，反擊伊朗破壞穩定的活動，授權國防部長在徵得國務卿同意的基礎上，與外國夥伴一道制定和施行反擊伊朗破壞穩定活動的戰略。
第三，關於伊朗遵守《化學武器公約》的情況，要求國防部長在與國務卿協商的基礎上，於2019年2月1日前向眾議院軍事委員會和眾議院對外事務委員會提交報告，評估伊朗遵守《化學武器公約》之義務的程度。
第四，關於伊朗與俄羅斯之間的合作，規定未來5年均要發佈有關俄伊軍事與安全合作的年度報告，特別是兩國在敘利亞的合作。報告還將進一步涉及俄伊情報分享、海上聯合軍演、在伊朗空間及核項目上的合作、俄羅斯與真主黨合作，以及伊朗採用俄羅斯混合作戰模式的可能性。
不難看出，特朗普政府對伊政策已經相對成熟並更加清晰化。
首先，力挺沙特為首的海合會，以北約為藍本，試圖打造“阿拉伯版北約”，其目標是防禦伊朗的安全威脅，實現美國與中東盟友之間的共同安全。其次，認為伊朗是地區秩序的破壞者，正因如此，美國不斷加大對沙特、以色列、埃及等國的整合力度，特別是對沙以關係的“高歌猛進”樂見其成。再次，對伊朗在核武和化武上的態度持強烈的懷疑態度，尤其是擔心伊朗在核武、化武和彈道導彈上的結合，美國從退出伊核協議作為對伊政策的突破口便順理成章了。最後，高度防範俄羅斯與真主黨等伊朗什葉派“朋友圈”之間的全方位合作，認識到敘利亞是遏制伊朗擴張的關鍵，當前美俄針對敘利亞“最後一戰”的博弈正不斷加劇。
博爾頓的以色列之行除了鞏固美以關係以外，更是為特朗普對伊政策的大肆“吹風”。博爾頓指出：“對美國來說是最重要的問題，讓伊朗永遠都不能在軍事上獲得核潛力及其運載手段，美國總統特朗普因此退出了伊核協議，並且恢復了經濟制裁”，他還特意提醒“伊朗在伊拉克、敘利亞、在黎巴嫩通過真主黨以及在也門採取的咄咄逼人的軍事行動”。事實上，新一輪美伊博弈的大幕已經拉開。
成立伊朗行動小組的微妙時機
就特朗普政府對伊政策的後續執行上，伊朗行動小組將會發揮重要的部門協調作用。國務院成立伊朗行動小組，與國務卿蓬佩奧今年5月發佈的對伊12點要求一脈相承，即伊朗向國際原子能機構全面公佈其核設施此前的涉軍內容、關閉重水反應堆、向國際原子能機構開放進入全國範圍內所有相關設施的權限、停止發展彈道導彈、釋放所有的美國公民、停止對中東恐怖組織的支持、尊重伊拉克政府的主權、停止對胡塞武裝的支持、從敘利亞撤出所有伊朗指揮的部隊、停止對塔利班及阿富汗其他恐怖組織的支持等。
蓬佩奧作為特朗普總統對伊政策的忠實執行者，伊朗行動小組實際上也直接體現了特朗普的意志。國務院政策規劃主任布賴恩·胡克被任命為該小組負責人，他也將以“伊朗問題特別代表”的身份展開相關活動。胡克公開指出，“伊朗政權已是一支不穩定和暴力的力量”，“我們的新戰略強調了伊朗威脅的所有表現，並且這個新的伊朗行動小組將集中精力執行該戰略。我們在國務院及整個政府擁有一支外事人才的精英團隊。伊朗行動小組將在引導我們在國務院內部的努力和跨部門執行總統的伊朗戰略中，扮演關鍵的角色。”
由此可見，伊朗行動小組建立的邏輯基礎是對伊朗的極度不信任，特朗普的對伊政策內容將貫穿該小組的思想與實踐。特朗普是伊朗行動小組的頂層設計者，蓬佩奧是該小組的直接推進者，胡克則是該小組的具體建設者。從三人思想上的一致性和行動上的協調性來看，伊朗行動小組將會相對高效地展開工作。
特朗普政府對伊政策的咄咄逼人態勢，再加上伊朗行動小組成立之日與1953年美國中情局主導推翻伊朗摩薩臺政府的日子只隔3天，這不得不引發伊朗方面的“聯想”和批判。8月19日，伊朗外長扎裡夫在推特發文指出：“65年前的今天，美國推翻了民選的摩薩臺政權”，“如今一個‘行動小組’幻想通過施壓、誤導、散佈謠言的方式，讓歷史重演。這絕不可能。”摩薩臺事件影響了戰後伊朗政治的走向，也為伊斯蘭革命的爆發埋下了伏筆。伊朗官方將伊朗行動小組與摩薩臺事件並列，恰恰反映了伊朗方面對這一機構的高度警惕與極度不滿。
美以聯手促使伊朗內部生變
儘管美國在“退群”之後通過對伊“扣帽子”和“揮棒子”的手段不斷施壓，但特朗普也很清楚，伊朗是一個地區軍事強國和什葉派大國，單純依靠武力手段實現政權更迭在目前並不具有可行性，貿然為之可能會適得其反。
美國重新啟動且在程度上不斷加深、在領域上漸次拓寬的對伊制裁行動與伊朗內部長期累積的政治與經濟矛盾相互催化，已經對伊朗的經濟發展和民生建設造成了巨大沖擊。伊朗政府內部的“保守派”與“改革派”爭鬥的縫隙為社會運動提供了相對廣闊的空間。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伊朗便爆發了大規模的遊行示威活動，其訴求從經濟領域很快轉向政治領域，諸多異見人士亦參與其中，而這其中便有美國背景。
今年7月便有西方媒體指出，美國和以色列數月前便建立了聯合工作組，主要任務是利用伊朗國內力量，鼓動抗議活動，向伊朗政府施壓，其核心是“以壓促變”，而社交媒體更是美伊博弈的重要戰場。隨著11月對伊石油制裁的臨近，這將會對伊朗造成明顯衝擊，異見團體也將利用民眾複雜的不滿情緒將可能的街頭運動引到反政府的道路上去。儘管伊朗期望通過加強與歐俄土卡的經濟合作來減少社會動盪，但特朗普的凌厲攻勢實際上並沒有給伊朗留下太多的迴旋餘地，如何苦撐待變對於伊朗而言極為重要。
（作者繫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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