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時報記者 倪浩】浙江千尋律師事務所律師朱海成——對301調查提“三大質問”
我一定要去為中國企業的權益發聲，否則很多企業將錯失表達的機會。2000億美元商品涵蓋面極為廣泛，影響之大，觸動之深，不可小覷。去美國抗辯耗時費力，很多中小企業可能會放棄這次機會。但作為國際貿易爭端領域的律師，且是6天聽證會上唯一一名以中國律師身份參加併發言的代表，我一定要運用自己的智慧去捍衛中國企業的正當權益。
聽證會上，99%的中美代表發言時是照著稿念，我是極少數脫稿發言的。作為一名職業律師，我知道要讓短短5分鐘的發言引起足夠重視、達到最好效果，就一定要和聽眾有目光上的交流。談到美國對中國發起301調查，我開門見山就拋出三大質問：第一，中美都是WTO成員，但美國卻繞開WTO，擅自用301法案這一美國的國內法對中國實行單邊調查和制裁，這是濫用“法外刑”，嚴重違背WTO規則。第二，即便根據美國的國內法，也存在重大問題。1998年歐盟已對美國的301法案違背WTO規則一事在WTO爭端機制下提起過訴訟，兩年後，美國“明確、正式、再次及無條件”做出承諾(以《政府行動聲明》的方式)，即美國將僅依據WTO爭端解決機制裁決做出認定，這意味著只要美國還是WTO的成員，就不能在未經WTO授權的情況下單方採用301條款調查。該《政府行動聲明》和301法案已經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整體，不應割裂開實施。第三，關於美國總統與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權力界定的問題。很明顯，當前的調查中貿易代表辦公室並沒有獨立行使自己的權力，而是一味追隨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授意，明顯失去獨立性和客觀性。
針對漏洞百出的301報告，我也明確提出質疑，即301調查使用了太多出處不明、沒有明確信源的信息，在嚴謹性、可靠性方面存在明顯不足。301調查本身也存在嚴重的邏輯和程序問題。在301調查中，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充當警察、陪審團、檢察官、法官多職於一身，所有證據認定等均由其單方說了算，這樣的結論如何能夠客觀真實？!最後，我要求他們儘可能多地刪除目前清單中的產品，以減少對中美貿易的衝擊。
發言完畢後，同組其他代表對我的觀點表示讚許和認可。我對美國301調查整體的合法性及程序的合理性提出了質疑，結合中國其他代表抗辯的觀點，這是我們中方法律界人士獨特的價值所在。參加聽證會後，我有一些思考：第一是現場氣氛非常熱烈，很多美國企業主都想利用這次有限的機會充分表達觀點。讓我震撼的是，他們會用很多“極端”用語，如提到美國徵稅時說“對我們來說，這簡直就是毀滅性的打擊”，或“不敢想象政府會出臺一個傷害我們自己的政策”等。由此可見他們對中企產品具有相當高的依賴。第二是參與抗辯的中國企業家可以更多一些，這次出席的有十位左右。我們可以充分利用聽證會，英語可以更流利些，做足準備，不浪費這次向外界發聲的機會。第三是對於中國企業而言，最好的應對之策就是要讓你的產品變得不可替代，這是非常關鍵的，這種情況下，美國企業就不得不願意承擔加徵關稅所帶來的額外成本。
江蘇貝爾裝飾材料有限公司國際部總經理肖志遠——
美國官員提問不專業
美國市場對江蘇貝爾來說非常重要，若加徵25%的關稅將封殺我方絕大多數地面材料產品。如果我們不去抗辯，就一點機會都沒有了，去了還能為中國地板行業爭得一線機會。
在參加這次聽證會前，我內心也發生過激烈鬥爭：這是政府間的一場貿易衝突，作為企業代表前往抗辯，如果失敗，將陷企業於不利境地，外界又會如何看我們呢？但我最終決定放手一搏，前往美國。個人和企業聲譽固然重要，但如果我們什麼都沒有做，將留下遺憾，如果去做，就有成功的轉機，為什麼不去？
聽證會有300多名各方代表參與，但中國人的面孔相對還是太少。我們進入現場前有嚴格的安檢和登記。聽證會的流程是每天安排8個小組，每組6到9人，每人輪流發言不能超過5分鐘。在我們面前坐著的是301調查委員會的委員，他們來自美國政府各個相關部門。按照程序，小組發言結束後，美國官員會對發言者提問，每個人至少會被問一個問題。聽證會現場很肅穆，不允許任何錄音和拍照。現場後方有記者區域，但採訪發言者要到大樓外面進行。
聽證會前，我們做了精心準備，並請中國林產工業協會聘請的美國律師幫助修改。8月18日，我們就飛到華盛頓，面對面地進行團隊溝通，反覆修改發言內容，演練在規定時間內陳述完畢。8月23日下午，我在聽證會上強調：地板行業是勞動密集型行業，在中國進行創新研發不涉及知識產權強制轉移。中國的地板行業每年都向國外相關企業付出高昂的專利授權費用，但仍被列入侵犯知識產權的範疇，讓人非常驚訝。強化地板價格低廉、利潤微薄，如果再加徵關稅，勢必不利於美國中低收入者。我還表示，塑膠地板中的WPC和SPC產品在美國和其他國家基本沒有生產，只有中國生產。加徵關稅，將會衝擊美國地板行業以及地產行業，而美國若尋找到中國之外的替代國來滿足市場需求，保守估計需要至少兩年時間。但遺憾的是，美國聽取抗辯的官員對地板行業的專業度基本為零，他們提出的問題並不專業，我不得不予以解釋和反駁。
我這次還走訪美國市場，見美國的合作伙伴，他們基本上都反對徵稅。因為有些產品必須從中國企業購買，除此之外他們找不到替代品。很多美國企業主說“挺煩的”，非常反對加稅的措施。我們的產品出口到美國本身存在約5%的基礎稅率，在此基礎上再加徵25%關稅，總稅率將超過30%。再加上必要的海運時間和交通成本，這樣算下來，大部分產品將無法盈利。從美國回來後，我就去越南考察當地的生產基地。去美國參加聽證會，是為爭取最好的結果，但同時也要做最壞打算，以最大努力來應對美國挑起的這場貿易戰。對企業而言，每一個危機，也許都是一個機會!
東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易波——
避開301調查委員會主席的“陷阱”
作為申請參加聽證會的中方代表，我已連續3次前往華盛頓特區。前兩次分別是5月15日和7月24日。記得我第二次參加聽證會時，美國301調查委員會主席布西斯故意問我：“中國對美國出口產品加徵關稅是不是也是單邊貿易主義的體現？”作為一名研究WTO法的中國國際法學者，我覺得美國認為中國的反制措施沒有國際法依據和正當性是對國際法的誤解，這種指責不能容忍。所以我覺得有必要在8月的美國301調查對華徵稅聽證會現場，就中國反制具有國際法依據和正當性問題與美國301調查委員會舌戰一番。
8月22日，我在抗辯現場發言時表示：堅決反對美國對華2000億美元商品加徵25%的關稅;中國針對美國做出的反制措施具有國際法依據和正當性;美國的做法實質上是將國內法凌駕於國際法之上;中美之間可以通過對話解決爭議，但要以美國平等對待中國為基礎。我強調說，中美兩國都是世界貿易組織(WTO)成員，美國首先挑起與中國的貿易爭議，自己不遵守WTO義務。中國是被迫對美國進口產品實施反制徵稅，目前這種狀況就屬於美國與中國的關係處於WTO相關條款中規定的“其他緊急情況”，因此中國對美國的反制可以依據GATT1994第21條2款(c)項實施，具有國際法依據。此外，《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出口關稅條例》相關條文也提供了中國反制的國內法依據。
布西斯看到我又來參加聽證會感到很驚訝。當得知我是第三次來時，他問我：“你是不是為某個利益團體而來？”我的回答是：我代表我自己而來，我代表國際法而來!布西斯隨後又問了一個非常刁鑽的問題：“你參加這麼多次美方聽證會，中國有沒有類似的聽證會？”他讓我直接用“Yes”或“No”回答，我一聽他的問題就知道，他是想當著所有人的面借一箇中國法學學者的口說出“中國沒有類似美方的徵稅聽證會”，我當然不會讓他的企圖得逞。我的回答是中美兩國法律環境不同，中國反制符合中國國內法規定，對這個問題不能簡單回答“Yes”或“No”，成功避開他設下的“陷阱”。
這次聽證會，美國301調查委員會的提問主要集中在以下幾點：遭受徵稅影響的美國企業能否從中國以外的其他市場進口相關產品？中國是否是唯一進口來源方？美國企業的供應鏈可不可以轉移出中國？當然這次聽證會受到大部分參會的美國企業主的反對。他們相互說著“good luck(好運)”，以此自嘲。
中國企業和行業協會積極參加美國301調查聽證會，藉助聽證會現場為中國權益發聲，反對徵稅，給美國國內留下了好印象。雖然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給我發的電子郵件中鄭重地提到會認真審閱和考慮每一份公眾評論意見，但最終結果如何還有待觀望。我個人覺得，301調查聽證會程序存在不透明之處，因為最終的徵稅清單公佈時，USTR沒有披露哪些產品最終被豁免徵稅的理由，讓公眾覺得無所適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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