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急速城鎮化的過程中，一些城鎮的教育壓力會越來越大，因此如耒陽這樣“大班額”引發矛盾的不會是個例。對於這種發展中的情形，地方上無論如何都應做好預判，提前想好應對之策，如此才能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留有迴旋的空間和餘地，不至於等到人口已經積聚到相當大的密度，“大班額”不可收拾的地步再臨時應付。
開學在即，湖南耒陽卻發生了一起“部分群眾聚集、反映學生相關訴求”事件。據報道，這次事件的原因是在國家“消除大班額”的政策要求下，今年秋季學期耒陽市部分公辦小學高年級學生被“分流”到其他學校。其中被委託辦學的民辦學校湖南師範大學附屬中學耒陽分校被指尚未裝修完畢、甲醛超標，以及收費過高，引爆家長們的怒火，引發了衝突。
事件中若存在違反法律的行為，自然要依法處理。但是說到引發這次事件的由頭，就不得不詳細說一說目前困擾城鄉的“大班額”問題。“大班額”，通俗來講就是一個班級的學生太多，以至於老師講課、學生聽課都受到影響。在一些“大班額”嚴重的地方，老師上課甚至要用小喇叭，不然後面學生聽不見。學校的衛生間不夠用，師生上廁所要排長隊。“大班額”還影響教室通風、採光，分散孩子們的注意力等等，對孩子的學習成長有諸多不利。消除“大班額”，還孩子一個正常有序的學習環境，是十分必要的。
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抓緊消除城鎮“大班額”。近日結束的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上，教育部部長陳寶生強調，要確保在2018年底基本消除66人以上超大班額（控制在2%以內）、2020年底基本消除56人以上大班額（控制在5%以內）。耒陽此次學生分流矛盾緣起，就是“抓緊消除城鎮大班額”這樣的教育改革背景。
從耒陽的具體情況來看，消超的擔子並不輕。據統計，2017年秋季，該市義務教育學校總班數為3782個，56人以上大班額1437個，其中，56~65人大班額697個，66人以上超大班額740個。全市“大班額”佔比高達40%。要在2018年底完成基本消除“超大班額”的目標，時間上就很緊迫。新建學校增加學位又不可能一蹴而就，分流就成了解決眼前問題的“急就章”。今年5月份耒陽市教育局就“消超分流”幾個熱點問題的回覆中也提到，租賃場地合作辦學，將城區部分公辦小學高年學生集中分流到師大附中耒陽分校，是其中一個過渡性的辦法。
即便是過渡，涉及到的學生也有8000之多，這其中還關係到學生的住宿問題、上民辦校的費用問題、上學路途遠近問題等等。正如涉及大眾切身利益的任何一項措施出臺前都應經過嚴密論證一樣，耒陽“消超分流”也有幾個關鍵性的問題需要明確。
一是分流初衷。作為一項過渡性措施，將部分學生分流到民辦學校，目的是在新校舍投入使用前，讓學生們有一個健康安全並且高質量的教育環境，不再像以前一樣五六十人擠在一個班裡，而不是簡單的從表面上縮小班級人數。若在這個過程中，反而因為校舍裝修等給學生造成健康上的威脅，則明顯有悖初衷。
二是義務教育。根據相關法律，九年制義務教育是國家必須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業。適齡兒童、少年接受義務教育的九年不收學費、雜費。那麼作為應急之策，即使將一部分小學生分流到民辦學校，也應該嚴格遵守九年義務教育的相關規定，保證學生享受義務教育階段公辦學校的優惠，避免民辦學校收費過高，額外增加學生的經濟負擔。
三是基礎準備。耒陽“消超分流”事件當中，除了費用問題，家長關注的一大重點是分流學校的環境，有可能對孩子的身體健康造成不良影響。誠如報道所說，學校尚未裝修完畢，空氣中有刺鼻的甲醛味，宿舍分發綠蘿和活性炭，部分宿舍積水等等，都說明分流學校尚未做好大批量迎接學生的準備。
應該說，作為消除“大班額”的一個過渡性措施，將部分學生分流，本身並無不妥。但是要想圓滿過渡，並不是將學生“派”到另外一個學校那麼簡單。首先考驗的是一方政府的財政能力，對地方的執政理念和水平也是一次檢驗。
畢竟教育不是關起門來就能辦的事，哪怕一個小小的變動都會牽扯眾多孩子與家庭。學校的師資力量直接關係到教育質量的高低，住宿的孩子們則不可避免要受到宿舍裝修的影響，新學校的路途是否遙遠，孩子們每天上下學的路上是否安全等等，看似細枝末節，影響卻極其廣泛，因此在一項政策或者措施出臺之前就應該得到細緻的考慮，斟酌再三，力求周全，才能避免處置上的粗糙與急躁。
這就需要政府部門轉變服務理念，充分理解教育政策的內涵，正確把握消除“大班額”的本意，科學設置運行程序，抓住關鍵完善細節，本著為學生考慮的態度與家長溝通，將可能出現的問題前置，儘量多考慮一步，多準備一分，即便臨時性的措施，也能確保孩子們在校的每一天都能夠安全健康地度過，順利地完成這個階段本該接受的教育。
當然，從長遠來看，消除“大班額”還是要在城鄉均衡教育上下功夫。地方政府要將“再窮不能窮教育”的理念真正貫徹到行動當中，拿出真金白銀，加大公共教育投入。一方面統籌城鄉教育資源配置，合理規劃學校佈局建設，在城鎮中做到學校建設與城鎮建設同步發展，保證城鎮的擴張與義務教育的承接能力協調一致；另一方面在農村積極推進學校佈局適度集中、確保辦學水平，與辦好農村小規模學校雙管齊下，切實提升農村學校教育質量，逐步化解“鄉村弱”“城鎮擠”的矛盾。
鼓勵優質民辦學校發展也不失為一條路子。如今在一些地區，優質民辦學校的發展，甚至達到了與公辦優質校齊名的程度。有條件的農村家庭也開始爭相將孩子送到民辦學校就讀，而非一窩蜂地擠在城區有限的幾所公辦學校裡。在這樣的地區，“大班額”的問題已不明顯，優質民辦學校的進入與競爭態勢的形成，使得城鄉教育質量日益提升。甚至有的民辦學校就辦在鄉間，依託優美的田園環境，重拾鄉村朗朗讀書聲，對村莊經濟也有不小的帶動。
可以預見的是，在急速城鎮化的過程中，一些城鎮的教育壓力會越來越大，因此如耒陽這樣“大班額”引發矛盾的不會是個例。對於這種發展中的情形，地方上無論如何都應做好預判，提前想好應對之策，如此才能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留有迴旋的空間和餘地，不至於等到人口已經積聚到相當大的密度，“大班額”不可收拾的地步再臨時應付。到那時，需要面對的不僅是各方面更加複雜的矛盾糾葛，可供利用的處理手段也將更加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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