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館是中國明清時期都市中由同鄉或同業組成的封建性團體，始設於明代前期，迄今所知最早的會館是建於永樂年間的北京蕪湖會館。會館在嘉靖、萬曆時期趨於興盛，清代中期最多。
明中葉後 ，具有工商業性質的會館大量出現，會館開始從單純的同鄉組織向工商業組織發展。潮商作為中國三大商幫之一，不僅在本省各地做生意，活動範圍更遠跨全國各省和全球許多國家。 因此，潮州商幫足跡遍天下，潮州會館也隨商人林立於海內外活動據點上。
根據史料記載，明朝時期已有潮州會館，建於金陵（即今江蘇南京），後於清初康熙二十一年遷至蘇州北濠。
“會館之設，肇於京師，遍及都會，而吳閶為盛。
——清 杭世駿
注：吳閶借指吳地，今蘇州一帶。”
蘇州潮州會館
蘇州潮州會館為清代廣東潮州旅蘇商人集資創建，在康熙四十七年又遷至蘇州上塘義慈巷西首（今蘇州市第五中學內），雍正四年增建樓閣戲臺。
蘇州上塘街
原會館大廳正中懸掛著潮汕人士所尊崇的昌黎韓夫子像，雍正十一年增建潮州天后行宮，又稱關帝殿或正殿、大殿，供奉“關帝君”、“天后聖母”、“觀音大士”神位，後多次重修。
蘇州潮州會館內的古戲臺
當時，潮商在蘇州主要經營洋貨、絲綢布料、藥材、南北貨、海貨、菸草、典當、珠寶、玉器、金飾品、銀器、茶葉、銀樓等，一般從事轉運、批發、零售。大多數人在蘇州有店號。
蘇州潮州會館是國內現存潮州會館中保存得最完善、最富麗堂皇的，1982年被列為蘇州市文物保護單位。它以莊嚴典雅的風骨，向八方來客展示著富有特色的潮州文化，講述著潮商這一古老大商幫書寫輝煌的故事。
會館頭門
會館的頭門與戲臺合為一體，通體以磨細方磚斜角貼面，給人以秀雅與豪放兼具之感。大門居中，左右兩旁有兩邊門，大門上額書“潮州會館”四字。
左右邊門上額則分別書“河清”、“海晏”，估計是因為從前潮商做生意以水運為主，為了祈禱“江海平靜”而刻下。據說會館大門還曾立有兩隻從潮州運來的石獅，如今已不見蹤影。
據碑文記載，蘇州潮州會館從康熙47年至乾隆41年所置房產不動產，計房屋共18處，產業約達30665兩銀子，在當時蘇州近百所會館中佔第2位，而就地方會館來說，潮州會館的產業更是首屈一指的。
蘇州潮州會館還有一個陰會館，位於油弄（地名），為潮籍旅吳人士停柩之所。陰會館規模很小，一共只有七、八間平房，造型皆為長方形，以方便棺木停放。每副棺材都放在兩隻特製的長條凳上，門口有燒紙錢的地方。每間房屋平時都鎖著，只有忌日、清明節和節日才開門，讓親人在門口祭拜。每年都有家屬將棺木運回潮州安葬，運棺前三天請和尚唸經以超渡亡魂，屋內無人祭拜的孤魂則由會館派人代祭，以慰客死異地的同鄉商友。
北京潮州會館
北京潮州會館建於清朝，但主要用於供上京應試的潮籍舉子住宿。
潮汕人早在宋代已有上京應試的傳統習慣。宋、元、明以至清朝初期，潮汕地區上京赴試的舉子都要住宿於客店，但由於科期時間較長，舉子們宿店讀書、生活環境較差，尤其是貧寒的舉子經費的開支難以應付，一旦病亡更無人照顧收屍。
清康熙、雍正、乾隆年間，文治武功顯著，國力強盛，善於啟用漢人，潮人受封賜也不乏其人，在朝在野皆有名宦。但是，潮籍熱愛桑梓的文官武員如林德鏞等，經多番努力，創辦潮州會館，供潮籍應試舉子住宿。
由於潮人赴京應試越來越多，潮州會館後來發展到三個，謂之南館、北館和西館，南館設於延壽街，北館在宣武門海梅寺，西館則在丞相衚衕。
北京胡同
清朝時期，潮州府許多走向仕途的名宦應試期間都住過潮州會館，無不喟然慨嘆，念念不忘，諸如黃仁勇（武進士，任頭等侍衛）、鄭大進（進士，任兩淮鹽使）、曾習經（進士，任大清銀行監督）、劉起振（進士，任選庶常）等人居多出身貧寒，到京城應試有了棲身之處，最終得以成就功名。
三處潮州會館的房子一旦有空餘，就招待潮州來客，還租賃給人家，以所得歸入經費。
上海潮州會館
陽朔路（舊名洋行街，今陽朔路105號），位於上海老城廂外圍，靠近黃浦江畔的十六鋪碼頭。據史料記載，始建於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的上海潮州會館就在這條不起眼的小街上。
舊時的上海十六鋪碼頭
如今，這條僅有百餘米的小街上卻看不到上海潮州會館的任何痕跡，關於會館的情況大多隻能從歷史資料中尋找。根據《潮州會館祭業勒契碑》，“乾隆二十四年，契買鄭國樑市房一所，……即初創會館遺址”，表明早在上海開埠80多年前，旅滬的潮汕商人已經建立了自己的地緣性組織。
上海潮州會館的發起人之一系十九世紀後期上海的煙土業大亨鄭介臣。鄭介臣是潮陽人，靠做當時合法的鴉片成為上海潮汕人商會領袖，在上海鴉片史上有一定的地位。他的孫子正是被譽為“中國電影事業之父”的鄭正秋。
鄭正秋
最初的潮州會館，在背井離鄉的潮州人之間起著聯絡同鄉、“同郡邸舍”的作用。此後長達近200年的時間裡，特別是上海、汕頭相繼開埠後，兩地商貿活動迅速發展，旅滬潮人激增，並在糖業、錢莊、典當、抽紗等行業中佔有很大份額，形成了足以與江浙幫、徽幫等鼎足而立的潮州幫。而上海潮州會館的功能也開始向維護潮商利益、維護正常商業秩序、調解本幫矛盾等方面轉化。
旅滬潮商郭子彬創辦鴻章紡織染廠，崛起成為近代上海著名的實業家。
1912年，江海關稅務司發佈關棧新章，將原訂貨物存放關棧期限由2個月改為15天，對以砂糖、抽紗、什貨貿易為重要職業的潮州幫影響很大。上海潮州會館首先發難，聯絡煙臺同業多次致函稅務司表示反對，並往上海總商會等尋求聲援，終於迫使稅務司作出讓步。
該地曾是上海潮州會館基地，並有馬廄，為英國人養馬場所。
隨著形形色色的求助紛至沓來，上海潮州會館的慈善、公益色彩也日漸濃厚。在會館的檔案材料中，有不少關於在滬潮商慷慨解囊、賑濟廣東及其他各省受災災民的情況。
民國元年，國民政府以孫中山先生名義委派人員向上海潮州會館及廣肇公所等商借經費。兩幫會董經過討論後，向在滬經商的各商號派借，給初創的國民政府以有力的支持。1923年，剛剛平定了陳炯明叛變事件的孫中山又曾致函上海潮州會館，希望“協助籌餉”。這封由孫中山親筆簽署的公函，成為有關上海潮州會館參與愛國活動最珍貴的證明。
1923年8月，孫中山和夫人宋慶齡在陳炯明於廣州發動武裝叛亂蒙難一週年後攝於永豐艦。
從民國初年到抗戰勝利，在上海的潮汕人已多達20萬包括“左聯五烈士”之一的女作家馮鏗，知名社會科學學者杜國庠、許滌新，中國電影事業的開拓者鄭正秋、蔡楚生、陳波兒等。
1954年，上海潮州會館經政府批准結束，原洋行街館舍歸會館所設海平小學使用（後改為人民路第一小學）。而如今，當年的潮州會館舊址作為上海南外灘整體開發的一部分將重新規劃動遷，變成黃浦江邊新的風景。
俗話說，“海內一個潮汕，海外一個潮汕”。潮汕人最初出外謀生，人生地不熟又不懂當地語言，大多靠同鄉會館幫忙。可以說，如今海內外潮商的不斷壯大，得益於潮州會館的建立，下面就帶您看看幾個海外的潮州會館——
馬來西亞檳城潮州會館
新加坡潮州八邑會館
泰國潮州會館
越南潮州會館
法國潮州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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