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粟的華野前線指揮部溝通上下聯繫的主要方式有三種，其中一種曾經導致一場著名的失利。
那這就是1946年8月7日的泗縣戰鬥失利，山東野戰軍第8師和華中野戰軍第9縱隊，向駐守在安徽省泗縣的國民黨第7軍第172師發起進攻。由於主攻方向兵力不足，其他方向部隊受暴雨所阻未能機動轉用，經兩晝夜激戰，雖殲敵3000餘人，但泗縣城未能攻克，山東野戰軍亦傷7000餘人。
而導致戰鬥失利的原因就是無線電通信。“前指以一臺擔任對中央軍委的專向聯絡，並變頻與晉冀魯豫野戰軍聯絡；以二臺變頻分別與華中軍區司令部、臨沂後方司令部、第1縱、2縱、9縱、7師、8師、蘇北第6軍分區、魯中軍區及留在魯南地區作戰之第10師、濱海警備旅電臺聯絡，並與第7師5旅建立越級聯絡；三臺為戰報臺，併兼任機動臺。戰役中無線電指揮通信，上級與下級臺，要求隨叫隨應，越級通信臺採取定時約定聯絡，收發緊急電報採取全程預告，電臺與機要部門間架通電話，以爭取電報時效；另一部報話機設在陳、粟首長處，用以偵聽敵情”。[1]
1946年6月內戰爆發後，山東野戰軍前指通信科，由新四軍兼山東軍區司令部通信聯絡分局（以下簡稱通信局）副局長聞述堯負責。10月，聞述堯回臨沂軍區機關，通信局派倪士梁擔任前指通信科長。1臺隊長由1區隊副區隊長王子儀兼任，2臺隊長平凡，報務主任王興元（王辛伯），3臺隊長呂廣傑，報務主任徐葉。機務室由通信局二科副科長張富根負責。[2]
由於當時解放軍的無線電臺少，一般不做話臺使用，而無線電報需要收發、編解碼等一套流程，對戰場指揮而言時效性不強，另外，運動中的部隊尚有電臺架設等問題，都限制了無線電通信在戰場指揮上的使用。
山野之前在泗縣戰鬥中失利，通信聯絡方面就有慘痛的教訓。由於有線通信不暢，指揮員主要靠無線電臺指揮部隊（這和戰鬥發起時宋時輪指揮所離前線較遠亦有關係），[3]戰後曾一度認為電臺有問題，還查封了二臺的報務日誌，後查明責任出在宋時輪身上，才作罷。[4]
據前指二臺報務主任平凡的回憶：“記得那日下午我剛下班，飯沒吃就到河塘洗澡，下去就被幾條螞蝗咬上了。我正在打螞蝗，104（按：當時宋時輪的代號）的警衛員趕來叫我說，首長叫你。我澡也未洗成，帶著滿腿泥，打著赤腳跑回電臺。首長見我就說：你上機，馬上有份電報給二師，發完就拆線出發。我上機後叫通了二師，發的電報也送來了。對方也說有急報，我報告了首長，他說：就說是我的命令，叫他收報。剛發完，對方給了收據，也報告了首長。我正準備抄對方電報時，首長命令撤線出發。後來才知道，就是這次104對電臺監督只發報誤了一個重要情報，導致泗城戰鬥的失利。戰爭環境容不得半點馬虎與粗心。好在那天毛立民在旁，電臺報務日誌記得很詳細，不僅月、日、時、分、電報號數、字數記得清清楚楚，而且也記了104站在我背後所發的指令。
泗城戰鬥失利後，陳毅司令員趕來前方，組織進行一週的檢查，並召集三科、機要科、電臺人員瞭解情況，最後結論是電臺無責任，而是硬要電臺只發報，不收報所致”。
由此也暴露出僅依靠無線電臺指揮作戰的弊端。
[1] 斯簡：《新四軍通信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80頁。
[2] 李臨川、張起信、蔣熙奎：“從津浦前線指揮部到山野前指的通信工作簡要情況”，《新四軍、華東軍區、第三野戰軍通信兵史料回憶選編（第五輯）》，南京軍區司令部通信兵史編寫組，1990年。第94-95頁。
[3] 張起信：“宿北、魯南戰役通信聯絡組織情況的回憶”，《新四軍、華東軍區、第三野戰軍通信兵史料回憶選編（第五輯）》，南京軍區司令部通信兵史編寫組，1990年。第108頁。
[4]參見平凡：“我從事通信工作的經歷”，《新四軍、華東軍區、第三野戰軍通信兵史料回憶選編（第四輯）》，南京軍區司令部通信兵史編寫組，1989年。第89-90頁。筆者按：此處需要指出的是，當情況緊急指揮機關要出發時，只發報、不收報是符合一般作戰通訊原則的。
本文作者 ：嚴可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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