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邃之所以為徽派宗師，其最重要的貢獻是複合大小篆入印，這個現在看似不起眼的篆刻創作思維，是在字法、篆法上的創新與變法，這種做法在現在已不足為奇，但在清以前的篆刻界，這實在是個創舉。
對於篆刻初學者，需要注意字法問題方面的理論，最重要的是這幾條：1、吳昌碩的“夫刻印本不難。而難於字體之純一，配置之疏密，朱白之分佈，方圓之互異。”這個是程邃之後的理論，更加關鍵；2、明代徐上達的：“為印者，宗秦即秦，宗漢即漢”，這是程邃之前的，用秦印的字法、篆法（摹印篆），就全印都用，用漢印的字法、篆法（繆篆），就全印就用；3、明代的甘暘的“各朝之印，當宗各朝之體，不可溷雜其文”，這也是程邃之前，他也要求印人講究字法純一，不管是用哪朝的字法、篆法，要保證字法、篆法的統一。
學習篆刻，解決字法、篆法問題是頭等大事，但是程邃的創作思維也需注意，所以今天我們就來看一方程邃的印，希望有點字法、篆法方面的啟發，今天要看的是“蟫薻閣”一方印，如圖：
（程邃和他的“蟫薻閣”）
1、字法上的協調。這方印裡，右部的“蟫”用的是鼎彝大篆的隨形取勢，左部的“薻閣”兩字用繆篆的方正取勢。把這兩種體勢用於同一方印，在程邃是創舉，繆篆方正，最適合白文印的方正，而且不易形成各式各式的弧形、三角，導致形式上的凌亂，因此元代吾丘衍在《三十五舉》裡說：“白文印，皆用漢篆，平方正直，字不可圓，縱有斜筆，亦當取巧寫過。”可見對於白文印的用字，吾衍是有定型的看法的。其實關於所以篆刻字法的混用，吾丘衍也有混用的理論，也出在《三十五舉》中：“以鼎篆、古文錯雜為用時，無跡為上，但皆以小篆法寫，自然一法。此雖易求，卻甚難記不熟其法，未免如百家衣，為識者笑。此為逸法，正用廢此可也。”可見吾衍曾見過雜用篆法的，但他認為較正式的印章，已經不再使用這種方法了。將鐘鼎款識入印，明代印人並不是沒有做這種嘗試的印人，如蘇宣的“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和“棲神靜樂”，如圖：
（明人以鐘鼎款識入印的失敗作品）
顯然，這些印或許是印譜傳印失真的原因，但是從字法、篆法出發，印面無論如何都顯得毛刺四出，凌亂、不安穩。但到了程邃這裡，用於館閣的正印中，不但雜用，而且佈局一鬆一緊，筆畫渾厚，氣息高古，三字渾然一式，毫無齟齬之感，篆刻新人，在篆體雜用時，一定要注意統一的問題，要先消化各種字法、篆法的差異，以求氣息上的渾融無跡。
2、章法上的疏密對比與協調。這方印，右則簡疏，左則茂密，對比強烈，這種疏密對比在鄧石如和趙之謙之後真正成了篆刻創作中章法原則中的重要原則，因為篆刻是方寸藝術，在小小的印面中要容納較多的審美元素，疏密視覺對比實在是最簡省，也最好用的方法。疏密對比，疏處通風透氣，盡顯空靈，密處密實嚴謹，足見渾厚，這種創作手法，實在是初學者最應當，也最早當掌握的章法創作手法。如圖：
（疏密對比引起的視覺效果）
左側白字形成的沉沉的視覺重量（淺藍所示），右側紅地構成的紅地的分量也足夠重（黃色所示），紅地與白字形成左右重量對比，“計白當黑”雖不簡單如此，但足以構建印面的配重和諧。
3、邊框。自秦印轉漢印而後，白文印的邊框便因繆篆的方正平直而消失了，代之而用的是白文的逼邊而形成的細細紅線構成邊界以保證印章的形式屬性。古璽印式的白文印和秦印印式的白文印有邊框，原因是大篆和摹印篆字形都略略不夠規整（摹印篆也略有稍長的垂腳），如圖：
（戰國古璽：子栗子信璽）
戰國文字均不以方正平直為規，所以放在印面中則多形成不規則留紅，雖鬆散有趣，但卻失去了規矩的印章的方寸端正姿態，因此，古人加了邊框使之團聚。
（秦印：修武庫印）
秦印用摹印篆，這種字形略似小篆，用於方正的印面，會留有垂腳處的不規則留紅，除了篆法調整以外，秦人也想了辦法，就是加了界格和邊框，使印面文字各佔地位，安穩規矩，這也是為了保證印面的印章屬性。
程邃的這方印若只有左部，邊框基本可以去掉，但這方印的右部的“蟫”字是大篆，如果不加邊框約束，上下兩處的紅地就消解了印面完整的印章屬性，權宜之下，程邃把整個印面都加了邊框 。這個邊框加得好，把印面兩種不同體勢的文字團聚在同一方印中。程邃的這種做法，周亮工給予極高評價，稱“複合《款識錄》、大小篆為一，以離奇錯落行之同，欲以推倒一世”，可謂開一代風氣的做法，正是程邃印的精彩處。
程邃在明亡之後，僑居揚州40年，印名隨著揚州的繁榮遠播各地，師承者極多，從而形成了與文、何並峙的一大印派，因為程邃是安徽歙縣人，因此稱為“北宗”徽派（也稱皖派，不過也有人認為是鄧石如後才稱皖派）的開派宗師。
（【布丁讀印】之14，部分圖片源自網絡）
閱讀更多 談藝錄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