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索拉從三歲開始學音樂。先是學風琴、鋼琴、京劇，然後聽黑木唱片，聽母親蒐羅來的各類音樂。
母親喜歡音樂，所以給女兒取名“so la”（索拉）。除了自己給劉索拉上課外，還請音樂學院的老師給劉索拉上課。西方的古典音樂、鋼琴曲，中國的傳統戲曲、民歌小調，什麼都教，什麼都讓劉索拉學。
劉索拉的青春年代，正是文革時期，精神生活貧乏，音樂讓生活變得有趣。“我會彈風琴，拉手風琴，找到很多譜子，和好朋友一起整天彈吉他、唱歌，在封閉的環境裡，接觸了西方的文化。
1997年，她在紐約建立了“劉索拉與朋友們”樂隊，混合了民樂、搖滾爵士樂及新音樂的風格，成立自己的音樂製作公司，讓中國傳統音樂以一種新形象進入世界音樂界。在回國後，劉索拉在798藝術區開設了自己的工作室，把重心放在新民樂創作上，在西方與東方之間遊走，尋找自己的藝術道路。
本文為劉索拉專訪第三部分。
張英：怎麼理解世界音樂？它是怎麼起源的？
劉索拉：上個世紀初，世界音樂這個詞是德國提出來的，主要是針對的是各國、各民族的民間音樂，是非常嚴肅的一個概念，但到最後英國把它變成流行音樂，凡是他們解釋不了的東西都叫世界音樂。現在，它已經失去了德國原來提出它的本意。
我在德國工作了5年，德國是一個現代音樂的世界，特別舒服。德國的觀眾聽我的音樂，能聽出我的結構來，空間感是什麼，然後從音樂理論上和我進行討論，完全是智商的較量。
英國比較特殊，它曾經是一個帝國，在文化上它也有超級大國的感覺，在音樂上可能也有一種想拯救世界傳統的責任感，對中國、印度、伊朗的音樂，它都有自己的概念。雖然英國是個國際化的國家，但它主流的東西很明顯，就是英國和歐洲主流的東西。
全世界的音樂都有特殊性，但是歐洲是最早脫離了古老的系統，脫離了原始文化，別的國家都保留了這些東西。那歐洲沒有這些東西了他們就在別的非歐洲國家裡找。所有保留了原始的民俗文化的地方都是有意思的，每一種文化在世界都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世界音樂曾經是個革命宣言，到了上個世紀末，就成了一個後退的品牌了，是一個侷限於非歐洲的音樂家品牌。世界音樂是上世紀30年代產生的名詞，當巴托克它們提出世界音樂的時候，世界音樂是先進的、絕對革命的宣言，就是除了歐洲音樂以外任何音樂都叫世界音樂，宣言裡頭說我們要聽到另外的聲音，但是今天把中國、印度、非洲全都算成世界音樂。
我的音樂並不複雜，我經常全世界跑，認識很多的音樂家，然後跟他們學不同的民俗。我不光是學中國的，我學各國的民俗。中國的民俗和外國的民俗有共通性，比如說你在聽一個彝族的巫師在唱他們民族的儀式的時候，你會想到非洲的巫師在做儀式的感覺；比如說我們用無詞歌，全世界的民俗都用無詞歌，這是民俗的一個共通性；有的比如說調子，匈牙利的名歌和陝北的民歌可能是一個調子；中國古代的時候擊鼓而歌，或者說一邊跳一邊用杖子跺地之類的，這個你能在現在的非洲找到，但是在中國已經失傳了；再比如說非洲的一些部落的人，他們也有穴位，中國是針灸，但非洲是劃刀子，把穴位打開放血，從這裡看出醫學上也相通。
不光是中國的少數民族。漢族的情況是文明太快了，一文明瞭以後就把漢族原來的那些文化都淘汰了，中國音樂簡化太厲害了，所以我們現在知道的中國音樂都非常簡單，但是中國音樂其實是很複雜的，這也是我特別感興趣的，我也是在找中國音樂的複雜性。
張英：到目前為止，你和朱哲琴、薩頂頂，都是被放在世界音樂這個筐裡的。
劉索拉：我們沒轍，我們活在這個世界上，什麼東西都被品牌了，所以我們要不然就加入先鋒派，要不然就加入世界音樂，要不然就加入古典音樂，要不然就加入一個什麼東西，都是被品牌化，沒轍。所以現在我就不爭了，沒脾氣。
在國外生活過的那些非歐美音樂家，他就不願意被你叫成世界音樂家。你請他來演出他會來，但他肯定不承認是世界音樂家。
世界音樂是一個比搖滾樂還奇怪的一個名稱。為什麼呢，英國人把歐洲主流音樂外的音樂統統稱為世界音樂，包括郭文景的音樂，在國外他的唱片在世界音樂裡頭，一箇中國人拉的二胡也是世界音樂。只要歐洲人他覺得聽不懂，它就是世界音樂。而且這聲不是他們聽的聲，和聲不是他們的和聲，就是世界音樂。
什麼的人會承認世界音樂家的？各國的民間音樂家會承認，因為這個定義本來是對他們而言的，從巴托克提出世界音樂以來，就提到民間音樂，比如匈牙利民間音樂，或者更早的印度民間音樂。現在，連中國搖滾樂也可以算世界音樂，到了英國，除了他自己的音樂外，全都是世界音樂。
張英：但你不拒絕參加以“世界音樂”為名的演出。
劉索拉：通過這種音樂節，能學到很多東西。因為這樣的音樂節往往包括了很多身懷絕技的人，比如一個普通的山西農民，或者一個什麼紐約來的大牌，都給包括進來了。因為他們進不了別的圈，就都到這裡面來了。所以這樣的音樂節，特好玩。
但是特不公平的是，在這個稱呼之下，很多音樂的細節定義沒有了。比如說，有些東西是屬於新音樂，這種新音樂是帶民族色彩的，現在統統給你扒到世界音樂，它就失去了特別多細節的判斷，因為音樂還有別的東西呢。
對於英國人來說，中國人就不應該做搖滾樂，他說搖滾樂是我們的，你做什麼搖滾樂？他們就很霸道地說，你做世界音樂去，因為你屬於世界音樂那種國家，他們有這概念。
就像外國人看中國似的。我記得二十年前外國人來中國，就想想辦法讓中國不要開放，我覺得也不對。當時這些歐洲人跟我說：“我們太生氣了，你們憑什麼想要冰箱？”我們憑什麼不要冰箱呢？他們說：“你們多美啊這個國家，原來你們都沒冰箱。原來的中國像一幅畫，現在你們要開發，你們都要用機器，都要用冰箱。”那我覺得不公平吧，不能說因為這樣我們就活在一幅畫裡頭。這跟少數民族是一樣的，我們不能去阻止，當地政府想賺錢，當地農民也想賺錢，他們想這樣做，你能怎麼樣呢？等他們有這個意識想保護自己的時候讓他們自己做，我們不能去做。
張英：西方人對中國古代音樂有很強的歧視，他們挖苦、把東方音樂跟狗吠、貓吠等同聯繫起來。
劉索拉：現在中國還真是強大起來了，現在人家想罵你還不敢罵，其實心裡頭罵你。我們出去的時候中國弱，人家真是指著鼻子罵我們，你們也可以翻很多的書看到中國是如何被罵的。
為什麼中國的藝術家和知識分子面臨的一個問題：所有已經存在的西方理論對我們都沒法使，包括東方主義的理論也有那麼多年了，我們照著東方主義、後殖民主義這個主義那個主義，自己往自己腦袋上套，也好像套得不是特合適。
我們所有人面臨一個問題：怎麼倒出一個道理來，我們們必須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因為我們是從一個特有哲理基礎的文化背景出來的，這是所有藝術家和媒體和所有寫字的人應該想的一個事情，我們自己要解釋自己。
歐洲人對中國的瞭解特別少，他們不太知道中國現在怎麼回事，還以為中國跟文化大革命似的，除非他來中國玩。歐洲對整個黃色種族和第三世界整體的蔑視，這是你也不能給它根除的。
19世紀末20世紀初，德彪西做過一場音樂會，是行為藝術，德彪西挺牛逼的，他做了一個行為藝術的音樂會，就是裸體的中國女人和波蘭女人在臺上走，當時在巴黎是震撼的，但當時報紙的評論就是說：一群黃猴子在臺上走，就這樣的評論。可想而知，我們原來的形象是什麼，現在形象是在改變，但是根深蒂固的那部分，你是不是能改變他們，需要漫長的時間。
這是一個特別逗的事，西方的音樂家拿任何一個東方的、非西方的音樂元素回去都算是現代音樂的嘗試，但是如果是一箇中國音樂家或非洲音樂家拿了西方的東西回來就變成了殖民主義。因為你是弱勢，他是強勢，所以這個概念你得特清楚。我們也沒必要變成民族主義，但是這是一個特別奇怪的事兒。
我們在音樂學院學的時候，我們都去採風，中國有最大的民族音樂的收集資料，因為全國各省、各地、各市、各區的文化幹部曾經做過一個特別大的民族文化搶救，他們蒐集了很多東西上來。德彪西曾經說他用中國的元素做了德彪西的音樂，但那是他的音樂，誰也沒說德彪西保護了中國的音樂，保護音樂是要中國人自己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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