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新型國際公共產品的發起方,中國的動力是內生性的。中國國際公共產品供給的路徑選擇與策略,都是對現有國際秩序不可忽視的建設性重大舉措。

作為備受學界關注的研究領域,全球治理一直以來對特定領域或特定議題的研究、對國際社會應對各種挑戰提供了諸多思路和方案。進入21世紀以來,特別是2008年金融危機後,全球治理赤字的嚴重性和緊迫性愈發凸顯,現有治理機制和安排面對全球問題“力不從心”的表現,讓世界各國熱切期望全球治理的新引領和全球治理公共產品的新供給。客觀上,需要包括國際政治在內的多學科進行跨領域視角研究全球治理,補充新型的、有效的知識供給和方案選擇,應對複雜多變的困難和挑戰。

• 既有國際公共產品研究的困惑

一般來說,只服務和適用於本地區、其成本又是域內國家共同分擔的國際性安排、機制或制度被稱為“區域性國際公共產品”。與之相對應,服務於全球、成本由全球範圍內國家共同分擔的國際性安排、機制或制度可以被

在國際公共產品供給實踐中,中國提供的國際公共產品同上述定義存在著較為鮮明的差異性特色。比如,上海合作組織雖然其成本由域內國家承擔,但其服務已呈現外溢性特徵;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成本由成員國承擔,但其服務具備全球性和區域性的雙重特徵。因此,從全球和區域概念來定義新型國際公共產品,是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的。

在國際公共產品供給理論中,既有的國際公共產品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供給、制度和三個經典模型(公地悲劇、囚徒困境和集體行動困難)上。這些研究從經濟學視角切入較多,且基本都是基於二戰以來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驗,以特定議題研究為主。比如,有西方學者認為,幾乎不存在一個行為者願意去支付公共產品的成本。而中國在國際公共產品供給上的實踐,恰恰就是在承擔這個“幾乎不存在”的角色,並且歡迎各國“搭便車”。這一方面反映出該領域研究有待進一步深化和提高;另一方面又說明廣大發展中國家積極參與全球治理不僅是自身發展的必然選擇,更是推動治理體系朝著公平公正方向發展的必然要求。

• 全球治理框架中的中國角色轉變

縱觀中國國際公共產品供給變化,總體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到20世紀80年代末,這是中國逐漸融入主流國際體系的階段。第二階段是20世紀80年代末到2012年,中國更多參與到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全球治理體系當中,同主流國際體系的關係呈嵌入狀態。這一階段,中國在現有全球治理體系和機制中基本以參與和跟隨為主,初步嘗試供給國際公共產品,如上合組織。第三階段是2012年以來,中國主動向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在既有國際公共產品體系無法滿足現實需求、新型公共產品供給難以得到落實的背景下,中國主動以負責任大國的姿態和行動邁出了關鍵一步,倡議併發起“一帶一路”等新型國際公共產品,這充分說明中國已同主流國際體系實現了深度融合。

此外,思考中國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背景,可以從三個層面來關注。

一是國際格局的演變。儘管學界對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討論仍在繼續,但世界多極化趨勢在曲折中發展的局面沒有改變。受世界經濟發展大環境不佳等影響,亞太地區部分國家經歷了巨大政治社會轉型、經濟面臨下行壓力,這些風險同各國發展息息相關,深刻影響著彼此的政治經濟社會,但是總體形勢穩中向好,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是多數國家的共同戰略取向。

二是地球環境邊界面臨突破。2009年,瑞典學者羅克斯特姆等提出了“地球環境邊界”這一概念,主要指人類活動已經或即將超過的某些閾值或轉折點,存在一個“不可逆轉的和突然的環境變化”的風險。這個邊界由酸性海洋、臭氧消耗、淡水、生物多樣性、土地利用、氣候變化、化學汙染等9項極限條件所組成,超過了這些極限值,人類就將可能失去“地球家園”。根據該學者及其團隊的研究,按照現有人類工業及社會活動水平,到2030年前後,溫室氣體的排放總量就會達到本世紀末全球氣溫升高2攝氏度的條件;若不進行控制,則極端氣候災難的頻度和烈度都將明顯上升。因此,氣候變化將可能成為21世紀最重要的國際政治。

三是新一輪科技革命背景下的全球經濟結構和規則的重塑。一方面,從2008年至今,世界經濟依然沒有走出恢復乏力的泥潭,低增長將在較長時期內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常態。另一方面,以人工智能、區塊鏈、大數據和雲計算為代表的“革命性技術”將極大地重塑經濟結構和規則,傳統社會的運行治理模式面臨重大轉型。

• 參與完善國際公共產品供給體系

面對國際公共產品供給的困境,中國在路徑選擇上分為三個層次,首先是新理念和新觀點,如提出“新型大國關係”“人類命運共同體”等理念;其次是實踐平臺,主要指“一帶一路”倡議;最後是實體機構,如上合組織、亞投行等。從時間序列來看,上合組織成立時間最早。除此以外,從2012年至今,中國國際公共產品供給體現出鮮明的“理念先行、機構跟進”的特點。這說明,中國國際公共產品供給並非是隨機或應急之計,而是具有從超前規劃、預設方案到藍圖落實的國家戰略創新之舉。

實踐乃理論之源。隨著中國參與完善國際公共產品供給體系的實踐不斷帶來新案例,一方面,既有全球治理理論面臨挑戰;另一方面,這些案例也將面臨經典理論的考驗。如,中國案例從新的角度詮釋了“國際公共產品”的定義,並在一定程度上證明“搭便車”行為並非影響集體合作和有效溝通的主要障礙等。中國倡議發起的國際公共產品,能否避免“公地悲劇”“囚徒困境”以及“集體行動困難”等經典模型,需要時間考驗,更需要共同的努力和智慧。

與此同時,中國國際公共產品供給的內涵,在實踐過程中也得到不斷豐富,可以從五個維度進行歸納,即以競爭性合作為原則參與世界秩序建設,以可持續安全觀推動全球及地區安全框架設計,通過協商型對話加強政策溝通,全面整合設施、經貿和金融的互聯互通,以互尊、互信、互鑑為核心的文明的對話等。

當前,雖然包容與排他、結伴與結盟仍將是國際秩序處在歷史轉折點上需要面對的複雜選題,但從總的趨勢上來看,世界走向同舟共濟、互利共贏的積極力量正越來越多。和平與發展這一世界潮流沒有發生改變。作為新型國際公共產品的發起方,中國的動力是內生性的。中國國際公共產品供給的路徑選擇與策略,都是對現有國際秩序不可忽視的建設性重大舉措。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

原標題：中國國際公共產品供給：理論與實踐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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