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張毅報道
今年，校外培訓機構迎來了“最嚴整治年”。
8月22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規範校外培訓機構發展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對校外培訓發展首次細化、明確了多條管理要求。《意見》更被業內看做是史上最嚴的“禁補令”。
據記者瞭解，此次《意見》從校外培訓的核心環節入手，加強對校外培訓機構特別是學科知識類培訓機構的管理，對培訓的內容、時間、班次、進度、形式、宣傳、收費等都提出了明確要求。譬如：培訓內容不得超出相應的國家課程標準，培訓班次必須與招生對象所處年級相匹配，培訓進度不得超過所在縣域中小學同期進度。校外培訓機構營業時間不得晚於20:30等。
值得一提的是，受《意見》發佈的影響，在美國上市的新東方、好未來、樸新教育、精銳教育等校外培訓輔導企業股價均出現下跌。實際上，該《意見》已經是今年出臺的第四份關於規範校外培訓機構的文件，業內人士指出，在今年這種“前所未有”的規範力度下，國內教育培訓機構很有可能會迎來一輪大清洗。
校外培訓再迎規範
“現在哪還有不上課外輔導班的孩子呀？文化課、特長班，很多孩子都報三四個，我們家孩子只報了英語和舞蹈，算很少的了……”家住河南鄭州市的宋女士對《中國產經新聞》記者說道。
宋女士目前是一位中學的語文教師，雖然知道學生們平時學業負擔重，但落實到自己的孩子身上，她還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將來能有一技之長，“我不是唯高分論者，給孩子報班只是出於想讓孩子不要太偏科，將來有個特長多條路選擇就行。不過，我認識的朋友中確實有給孩子報很多輔導班的情況，還是小學每週就要上七八門補習班，孩子那麼小怎麼受得了？大人的教育焦慮全傳導給了孩子。”
現如今，給孩子上課外輔導班早就不是新鮮事了，家長們望子成龍的迫切心理讓教育培訓的大火越燒越旺，家庭進行教育投入的成本也越來越高。
據2017年中國教育財政家庭調查數據顯現，在生均支出方面，我國東北部地區每年平均支出達到4357元；東部地區每年平均支出為3592元；而中部地區為1970元，西部地區則為1806元。與此同時，農村學生每年校外培訓平均支出為419元，而城市學生則高達3710元，為農村學生的近9倍。
“就我個人感受，校外培訓機構已經進入無孔不鑽的狀態。每次孩子在學校考完，就有培訓機構打電話來問要不要進培訓班。”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陳衛在接受《中國產經新聞》記者採訪時指出，“但是教育培訓機構近年快速增長，背後卻是部分培訓機構的師資來源相對混亂、水平不一等問題，因此這次國務院出臺的《意見》，正是出於對校外培訓機構進行規範化管理的考量。”
據記者瞭解，不同於以往，此次《意見》對於校外培訓機構的規範有了更多細化的要求，譬如：對未經批准登記、違法違規舉辦的校外培訓機構，予以嚴肅查處並列入“黑名單”；不得聘用中小學在職教師；堅決禁止中小學校與校外培訓機構聯合招生；不得一次性收取時間跨度超過3個月的費用；同一培訓時段內生均面積不低於3平方米等。
“這個文件是第一個從國家層面規範校外培訓機構發展的重要文件，對於構建長效機制、規範培訓秩序、維護良好教育生態，特別是切實減輕中小學生過重的課外負擔，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教育部基礎教育司司長呂玉剛在8月23日教育部新聞發佈會上如此表示。
中小培訓機構恐遇生存危機
實際上，國務院這次出臺的《意見》是今年內第四次對校外培訓機構的規範行為。
早在今年2月，教育部辦公廳等四部門就聯合發佈了“關於切實減輕中小學生課外負擔開展校外培訓機構專項治理行動的通知”，嚴令禁止校外培訓機構“超綱教學”“提前教學”“強化應試”。
5月28日，教育部則在廣州召開全國校外培訓機構專項治理工作推進會，全面部署下一階段專項治理工作，各地都將工作重點放在“校外培訓機構摸排整改”上，其中，江蘇、上海、浙江校外培訓機構排查面已達100%。到了今年7月，教育部辦公廳又發佈了《關於開展幼兒園“小學化”專項治理工作的通知》，全面治理“小學化”亂象，嚴禁幼兒園、培訓機構教授小學課程內容。
在不少業內人士看來，像今年這樣接連不斷規範校外培訓機構的做法是“前所未有”的，未來不少教育機構都將受到影響。
“這個影響應該從兩方面來說，對於整個行業來說，這次的《意見》是利好，但對於中小型培訓機構來說，可能更多的還是挑戰。”學初教育創始人李憲政接受《中國產經新聞》記者採訪時直言。這一點在招聘市場也得到印證，記者在中華英才網、趕集網和招才貓等信息平臺看到，市場對於監管的反應很快，提高了招聘的要求，相應地也提高了人才的待遇。
李憲政進一步表示，相較於此前治理校外培訓機構的政策文件，從培訓內容、批准准入、監管重點等多個方面看，《意見》對規範標準的制定更為細緻，力度也更為強化。根據《意見》，培訓機構在培訓內容、班次、招生對象、上課時間、收費管理等方面將更加透明化，明確劃定了行業不可觸碰的“紅線”，這有利於規範以往校外培訓行業中存在的一些亂象。與此同時，“白名單”“黑名單”制度的設立可以促使廣大教育培訓機構“自查自省”，不斷完善自身的運營體制，有利於教育培訓行業未來的合規化發展。
不過，雖然《意見》的出臺有助於整個行業的長期良性發展，但短期來看，由於整個行業的准入門檻被提高了，教育機構勢必會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
“對於大型教育機構來說，未來其分校建立的難度和運營成本會大大提升；但對於更多的中小型教育機構來說，這次《意見》的出臺恐怕會讓它們面臨更多的生存危機，將有大量機構被淘汰。”李憲政認為，小型培訓機構往往成本投入小，多存在運營資質不全、安全衛生不達標、師資力量薄弱等問題，被列入“黑名單”的幾率要高得多。而且，此次《意見》中明確在校教師不得在校外輔導機構任職，在資金匱乏無力組建自有師資隊伍的情況下，小型機構的生源難以穩定，其生存空間也會被進一步壓縮。
迴歸個性教育本位
“今年國家連出多道文件規範教育培訓機構，其實和國家近年來頻繁出臺的課改政策息息相關。”在李憲政看來，現在中小學教育越來越注重個性教育、素質教育，但是部分教育培訓機構卻主打“超前培訓”“學科競賽”，過度重視文化課培訓，這與國家的課改方向相悖。
另一方面，教育培訓行業發展至今，亂收費、學生負擔重、培訓質量參差不齊等問題也被越來越多地暴露了出來。少年強則國強，教育事關國家未來，《意見》的出臺有其重要性和必要性。
而據記者瞭解，目前各地政府已經紛紛採取措施開展關於校外培訓的專項治理行動。譬如：北京市堅決糾正校外培訓機構開展學科類培訓出現的“超標教學”“提前教學”“強化應試”等不良行為，已經查處了一批將校外培訓機構培訓結果與中小學校招生入學掛鉤的行為。
北京市教委副巡視員馮洪榮8月23日曾介紹表示，目前北京市正在同工商和教育相關部門聯合治理。海淀區已經開始試行專業獨立的執法隊伍。通過“拉網式”的全面摸底排查工作，北京市存在的培訓機構總數是12919家，其中無證無照的是707家。
“但是寄希望於通過行政力量去過濾所有的行業亂象，力量恐怕還是有限的。”鄭州第十一中學的郭老師對《中國產經新聞》記者說：“校外培訓有亂象是因為這個市場太大，想要利用教育牟利的人太多，可是真正催生這個市場的人其實就是學生家長自己。”
對此，李憲政認為，“不要輸在起跑線上”這樣的教育焦慮，如今還是根植於不少家長的心中。大部分家長都有望子成龍的心理，希望孩子在學習上能夠有更多的提高；當然我們也不能忽視現實因素，現在越來越多的家長工作繁忙，無時間無精力甚至無能力輔導孩子，比如說：小學低年級學生下午三四點就放學了，但是大部分家長都還在上班，這就催生了很多“託管”“小飯桌”形式的“輔導班”。
嚴格來說，校外培訓是學校教育的補充，對於滿足中小學生選擇性學習需求、培育發展興趣特長、拓展綜合素質都有積極作用。但是我們應該理性看待校外培訓班的作用，不要把教育機構過度“神化”或者“弱化”，平時還是應該以學校教育為主，課下如有必要再根據學生的真實情況進行個性化教育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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