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黃賓虹的書法作品，孤立地評價其風格淵源及成就，總覺不妥；將他定位為“畫家書法”，也會覺得不夠。所以，我們不如把視點首先放在他的書法觀上，即有關書法的理念，包括他於古文字研究、筆法研究的獨特見解，或許可捫及黃賓虹藝術世界的靈魂或謂根基，由此來看他的書法實踐，方可有所依據。
在他看來，六國時期，上承三代，下啟秦漢，南北東西各地域的文字，無論空間關係還是線條形態都呈現出自由爛漫、變異多端的特徵，最具開放意味的創造性。從1911年開始，他蒐羅、排比有文字的陶範殘片及與之相合的古，至1929年，運用剛剛進入中國的考古學和考古方法，編成一冊《陶文字合證》，影印陶、金兩組文物，相互印證“昔範土鑄金，即以金文抑埴，初無二理”的史實，也“可證實印之用途”。“說略”中還稱，陶、文字可見出書體及風格異態：“書體中有雄渾、秀勁約分兩種，皆是以為書法源流之參考。”
以這樣的研究經歷和成就，來印證古已有之的“書畫同源”說，不會是空泛的。被文化圈內稱為“當世能文識字人”的黃賓虹，釋解古器物中的文字，也是為證經、證史，《陶文字合證》即是以一種更可靠的材料和方法來尋證史實。只是不同於一般文字學家、印學家，最終以繪畫名世的黃賓虹，不僅更注意文字、書體乃至書寫者性情與書法風格的關係，且在承緒“道、鹹”金石學學術基礎之上，參以新的考古學方法，對“書畫同源”說提出自己獨到的發現和見解，這就是他特重“六書”中“象形”一法，並試圖從考古發現中尋獲上古三代“書畫往往難以分別”的證明。
在給弟子劉作籌的信中，謂“甲骨殷契及鐘鼎古文中，圖騰一類，有字有畫，畫在古文之先，為最近考古學家所公認”。在四川遊歷時，得一“巴蜀王”古印，黃賓虹考為東周時物，尤貴其文是“書畫未分之證”。這種類同圖畫的符識當是六書“象形”之濫觴。黃賓虹將三代銅器中之紋飾，甚至“夏玉”即良渚、龍山等文化遺存中的刻劃符號，亦看作是文字的雛形，我想，他看重的是其中反映出來的我們祖先們的“空間”觀。
黃賓虹在北平時，給張海清的信中，有這樣一段話：“方今議造新文字(簡化字)者，形聲似當並重，而形尤為中國古文特採，民族精神，胥在乎此。專門學者，更當珍寶，恆亟亟於傳古，尚希同志奮起加意，為周秦諸子學術競美希臘、拉丁、埃及之上，永不磨滅……”在給弟子劉作籌的信中也明白地寫到：“中國文字重在象形，與外國拼音並重。”我相信，將這種中國古紋飾、古文字之形的拈出，尤亟稱為“民族精神”之所在，是畫家黃賓虹獨到的立場和視野。
閱讀更多 煥章的小閣子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