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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龍說趙太后》是《戰國策》中的名篇，可謂盡人皆知，無論是古時影響最大的“文言文讀本”《古文觀止》，還是現今的中學語文課本均收錄有此文，主要講述的是趙國謀士觸龍如何用自己高明的說話藝術說服趙太后，讓她終於改變主意，同意把愛子出質於齊國以換取救兵的故事。
趙國因之成功擊退了秦國的進犯，拯救了國家危難、又辯才無雙的觸龍自然也被千古傳唱。然而在我國大學普遍採用的王力版《古代漢語》教材中，完完全全相同的一篇文章名字竟被編錄為《觸讋說趙太后》，“觸龍”的人名也搖身一變，居然成了“觸讋”。
這樣矚目的差異實在令人困惑，看起來我們“中學所學”和“大學所學”又有不一樣的地方了：那位“趙國的英雄”到底應該姓甚名誰，難道中學學到的知識又錯了？
在王力先生主編的《古代漢語》（1962年第一版，1995年重印挖改本）中，《觸龍說趙太后》的篇名被編錄為了《觸讋說趙太后》。
宋姚宏重刊本是傳世《戰國策》最古的本子，篇名人名中皆作“觸讋”。不但最早書證白紙黑字，從前《古文觀止》之類的古文選本亦俱作“讋”，“觸讋”似乎已經大獲全勝了。
然而現今通行本《戰國策》實際上是由宋人重輯而成的，《戰國策》中的篇章雖大多寫就於戰國時代，但作者並非一人，成書亦並非一時，是西漢末年劉向奉旨校錄群書時才編定了其篇章次序。漢代舊籍、古注均有缺佚，早在宋代時便已大都不存，但1973的一件驚世發現卻改變了這一切。
《士禮居叢書》為有清一代最著名的藏書家黃丕烈輯刊，校勘刻印俱臻精絕，其中《戰國策》所據底本正為宋姚宏重刊本。
長沙馬王堆的三號漢墓中有一個塗漆木匣，匣中放著28種漢代帛書。這些現藏湖南省博物館、破損極為嚴重的帛書，實際上卻堪稱為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最驚人、也最偉大的發現之一。區區幾十片“破爛廢紙”，卻足以使我們從中一窺千餘年來的古人都不曾經眼過的漢代文獻原貌。
在其中一件共計萬餘字的帛書中，文字內容大多與今本《戰國策》相似，故被整理者定名為《戰國縱橫家書》。而該帛書的第十八章所載，正與《觸讋說趙太后》內容相合。今人所本的宋人說是“左師觸讋願見趙太后”，但漢人卻寫作“左師觸龍言願見趙太后”。
這是“讋”實為“龍”、“言”兩字合寫之誤的關鍵性證據，“觸讋”當為“觸龍”已經可為定讞了。然而不可思議的是，早在二三百年前的乾嘉時期，就已有人用他精湛無匹的考據功夫令人無可辯駁地證明過“讋”字的錯誤以及致誤的原因：
揭裱後的帛書《戰國縱橫家書》（局部）
此《策》及（《史記》）《趙世家》皆作“左師觸龍願見太后”。今本“龍言”二字，誤合為“讋”耳。太后聞觸龍願見之言，故盛氣以待之，若無“言”字，則文義不明……《漢書·古今人表》正作“左師觸龍”。又《荀子·議兵篇》注曰：“《戰國策》趙有左師觸龍”……是古人多以“觸龍”為名，未有名“觸讋”者。（王念孫《讀書雜誌·戰國策第二》）
考證遍引群書、鞭辟入裡，歷來學者盡皆歎服，只是恰如封常曦先生所言：“古代的學者, 尤其是版本學家, 對於古書的刊刻歷來十分懊重, 如果沒有傳世的古本可作依據, 儘管前人論證確鑿可信,他們至多在校注中加以引用和說明, 卻不肯輕易去改正錯字。”（《“觸讋”應是“觸龍”》）這也是儘管大家都承認此說，《古代漢語》等教材、文章選本卻依然不肯改正傳世本《戰國策》錯誤的主要原因。
而這位在盛清時就能“看到”二百年後馬王堆帛書中封存的歷史蛛絲馬跡的大學者，則代表著中國古代學者在訓詁學上所能達到的至高成就，一代大儒阮元盛稱“高郵王氏一家之學，海內無匹。”（《王石臞先生墓誌銘》）
傳統學術公認登峰於滿清一代。清人治學，無論經史子集、文字音韻、版本目錄、訓詁校勘、典章制度、名物金石、天算輿地，盡皆後出轉精，遠邁前賢。
縱觀清代學術，“吳學最專，徽學最精，揚州之學最通。揚州諸儒，承吳、皖以起，始由專精匯為通學，中正無弊，最為近之。”（張舜徽，《清代揚州學記》）揚州學派的代表人物，除大名鼎鼎的戴震外，
則首推高郵王念孫、王引之父子。王念孫《讀書雜誌》析疑子史、《廣雅疏證》探討古漢，王引之《經義述聞》解群經疑義、《經傳釋詞》釋經傳虛字，四書世稱高郵王氏四種。甲骨四堂之一的“雪堂”羅振玉又曾於民國年間整理、刊佈過他們的一箱叢稿，定名《高郵王氏遺書》。
《四種》中類似“觸讋”正誤之類的發明不勝枚舉，實乃“王氏父子平生心力、學詣之所萃，其援據之博、考證之精，汲古功深，世罕其匹”，故高郵王氏一家之學“兩百年來學者盛稱之，迄今未已”。章太炎認為古韻學到了他們那裡時“已經基本上分析就緒了，後人可做的只不過是修補的工作。”（《經傳釋詞·序》）同為高郵人的汪曾祺更曾為他們撰寫楹聯“一代宗師，千秋絕學；二王餘韻，百里書聲。”王氏父子的學名是如此之盛，以致於他們作為“彈劾和珅第一人”的豐功偉績都已經甚少為人留意了。
近年竟有人以王氏父子彈劾和珅的事蹟為原型，“別出心裁”地新編了主旋律古裝揚劇《扳倒飲》。
虞萬里曾感慨道“二百年間……然雖翻刻、影印，一而再三，至今竟無四種一式之整理本”，並組織人馬於近年完成了《四種》的標點整理工作，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入《清代學術名刊》中出版。1985年前後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2000年重印的精裝影印本則屬市面上最常見的《四種》影印本，現今也已不易得。
江蘇古籍出版的精裝影印本相較晚近的排印整理本或更具收藏價值，如今市面上已不多見。
王氏父子“從事聲音、文字、訓詁之學，父子討論，互相證發”，父子間又亦師亦友，互相考核，名傳千古。即便是他們的“對頭”，極度鄙視樸學的方東樹也不得不承認王引之《經義述聞》一書“實足令鄭（玄）、朱（熹）俯首，漢唐以來，未有其比。”（《漢學商兌》）
浙江官書局刊本《漢學商兌》，方東樹服膺宋儒，為清代學術史上漢宋之爭中反對漢學的健將，王氏父子自然也是他的對頭。但對於他們的學問，方東樹則推崇備至。
然而令人大跌眼鏡的是，王國維及其學生劉盼遂竟然對《經義述聞》一書和王引之提出了一項嚴厲指控。如果屬實，那麼這位中國學術史上的神話就會有灰飛煙滅的危險，高郵王氏“父子討論、互相證發”的美談也會暗淡無光許多。
清代最牛的大學者為了讓兒子出名，竟故意把自己的書說成是兒子寫的？
王國維與羅振玉曾為莫逆之交，他借閱羅振玉購得的王氏未刊叢稿後，發現在一篇王念孫證定顧炎武《日知錄》舛誤的手稿中，王引之把原稿標註“念孫案”的條目，塗改為了“家大人曰”。王國維把發現告知了自己的學生劉盼遂，劉核對《經義述聞》後，竟得出了驚人結論：
《經義述聞》中之凡有“家大人曰”者，皆石渠（王念孫）札記原稿，非經伯申（王引之）融會疏記者也……此《經義述聞》為石渠所著，伯申則略入己說而名為己作之切證也。文王愛子，有與鈴之夢，石渠或亦然矣。
劉盼遂，著名古文獻與小學家，著有《高郵王氏父子著述考》、《王石臞先生年譜附伯伸先生年譜》等。
陳鴻森則在詳加檢視王氏父子的著述與存世手稿後，不但認同劉氏的結論，更把攻擊範圍擴大到了王引之的全部著述：
王念孫考訂群籍之說，託名王引之，不獨《述聞》為然。王引之著作頗多出於王念孫所為，特王氏託名歸美其子耳。
至此，王念孫有沒有為了“歸美其子”而故意把自己的成果說成是王引之的, 王引之的名字到底配不配得上出現在《高郵王氏四種》的作者之列，已經成了一樁熱鬧非常的公案，贊成者與反對者都層出不窮。
雙方都無法全然說服對方的主要原因，恐怕主要與王氏父子“父子討論，互相證發”的治學與著述方式有關。父子兩人共居一處數十年之久，雖父步子趨，問學相長，卻又分頭撰述，無論後世學者參證了多少稀有罕見的王氏父子手稿，無論他們證明了《述聞》、《釋詞》中有多少內容能稱得上是王引之的獨立發明，又有多少是王念孫早已提出或主要受到他的啟發而作，大概都於事無補。
虞萬里教授是上海古籍出版社《高郵王氏四種》整理點校項目的負責人。
實際上，或許這些問題和考證並沒有那麼重要。“訓詁之指存乎聲音，字之聲同聲近者，經傳往往假借”，王念孫在其師戴震等大儒學術的基礎上得此“精義”，“獨窺經典奧閫，發明假借旨意，建立推求方法，構築古音部居”，正是以此發前人所未發，從而達到了中國傳統學術的頂峰。還是虞萬里先生持論平正公允，最為解人：
念孫而引之秉此旨要，受此利器，上下求索，左右逢源，推衍父說，增益部帙。得此利器，非唯引之能解，乾嘉而下，俞蔭甫（俞樾）能解，孫仲容（孫詒讓）能解，陶癯石（陶鴻慶）能解，于思泊（於省吾）亦能解，雖高下不免差異，精粗亦有分別，塗轍則無二致。必欲分別涇渭，可立發明權與著作權二項，念孫既有發明權又有著作權，引之則唯著作權而已。（《王氏父子著述體式與著作權公案》）
畢竟，王念孫與王引之的著述向來被合稱《高郵王氏四種》，他們的學問也向來被合稱為“高郵王氏之學”，只要能從他們的著述中求得那種“精義”、“利器”之所在，雖“高下不免差異，精粗亦有分別”，但那“則無二致”的塗轍，難道不才是最重要，也最值得後人學習的東西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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