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不起的蓋茨比》（The Great Gatsby, 1974）
我們這個年代，似乎更加適合看《了不起的蓋茨比》，奢靡，虛幻，享樂主義大行其道。作者菲茨傑拉德，在中國早就是名人，迪卡普里奧主演的根據《了不起的蓋茨比》改編成的電影，跟好萊塢其他的大片一樣受歡迎，儘管上世紀70年代理查德·雷德福主演的電影是更加忠實原著，和更加精彩的一部。
《了不起的蓋茨比》是以父親教導“我”的一句話開篇的：“每逢你想要批評任何人的時候，你就記住，這個世界上所有的人，並不是個個都有過你那些優越條件。”於是，我在父親教導的影響下，形成了對“所有人都保留判斷”的習慣。並不評判別人是“上帝”的角色，也正如“我”——尼克在小說的敘事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樣。“我”基本上觀看了整個關於蓋茨比被殺害的事件的過程，但是卻絲毫沒有插手。
小說的兩樁殺人事件，不單在“我”這個傳統上帝角色的主觀觀照之下，而且，還有還處在一個更加物質的消費主義上帝的觀照之下。那就是T.J.埃克爾堡大夫的眼睛——小說中這樣描述：埃克爾堡大夫的眼睛是藍色的，龐大無比——瞳仁就有一碼高。這雙眼睛不是從一張臉上向外看，而是從架在一個不存在鼻子上的一幅碩大無朋的黃色眼鏡向外看。——這是一幅被遺棄的廣告牌，由於“年深月久，日曬雨淋，油漆剝落，……卻依然若有所思，陰鬱地俯視著這片陰沉沉的灰堆。”“我”第一次去紐約東卵看望小說中心人物“物質女郎”黛西后，就介紹了這個物質世界的消費主義上帝埃克爾堡眼睛的廣告牌，說它介於西卵和紐約之間，彷彿是貧富兩個世界的臨界點，是方便觀察兩個世界之間的規則與互動的，同時也預示著在兩個上帝角色觀照下的故事，徐徐上路了。
“我”傾向於給出價值觀上的判斷，而埃克爾堡眼睛卻依靠的是消費主義世界中的固有的殘酷規則。“我”在小說開頭有一段出人意料的、叫人等待的關於蓋茨比的模糊性的定位文字，說他“對於人生的希望具有一種高度的敏感，……是一種異乎尋常的永葆希望的天賦，一種富於浪漫色彩的敏捷”。我們自然無法在閱讀第一章的時候，就熟諳作者對於蓋茨比的定位具體是什麼。但是一種抒情般的筆調，及其“我”對於蓋茨比即若即離地接觸來看，極容易看到作者本身的影子在裡面。在蓋茨比死後，“我”同樣也因為“敏感”的原因計劃離開東部，回到西部。“我”與蓋茨比同樣覺察到了黛西的聲音中充滿了金錢。“我”對蓋茨比說：“舊夢不能重溫。”蓋茨比說：“當然可以。”不然的話，蓋茨比也不會那麼相信物質和金錢能夠重新贏回黛西的心。當然蓋茨比的幻想的破滅證明了“我”的判斷是對的，但也正因為如此，“我”才加深了對蓋茨比的尊重。
蓋茨比（羅伯特•雷德福 扮演）
而“我”見證的，是一個更加殘酷的物質主義世界。人們的情感充滿了戀物癖。就像威爾遜太太米爾對自己的女友描述她第一次見到湯姆·布坎農的時候的興奮，鏡頭轉成特寫，帶著執迷的貪婪：他穿著西裝，皮鞋，還有雪白的襯衫。她說她第一眼看到他，就知道他是個紳士。這是在“我”的興奮觀察之下的。她抱怨起自己的丈夫來，同樣是埋怨他連一件西裝都沒有，他不是紳士。而“我”見證下的蓋茨比與黛西之間的愛情，更充斥了赤裸裸的物質。從滿屋的白玫瑰，晶瑩剔透的茶具，修剪整齊的草坪，盛大的舞會，連黛西回憶她如何嫁給湯姆·布坎農的時候，也同樣是盛大的物質上的排場：“他請了百名賓客同行，包下四節火車廂，租下一整層莫爾巴赫飯店，他用數不完的驚喜迷惑我。”蓋茨比說：“他還送你一串珍珠項鍊，價值35萬。”黛西對蓋茨比說：“我喜歡你愛我的方式。”這是什麼方式呢？物質的，奢侈的方式，就像當初湯姆·布坎農迷惑她的方式，也是湯姆迷惑威爾遜太太米爾的方式。
“我”與蓋茨比
在這個充滿了傷逝和祭奠的回憶的世界裡，富貴如浮雲般的虛幻，而貧窮卻充滿了絕望和狡詐，就像紐約城裡賣狗的老頭，分分鐘都在抓住有錢人喜歡狗的心理，為了騙到錢去迎合莫須有的事實。威爾遜太太問老頭：她買的這是狗是個boy還是girl。湯姆·布坎農直接掰開後腿，說這條狗是個bitch。也算是對這個鍍金時代一語中的的評論。三個富貴世界中的人物是簡潔而清晰的：湯姆是個狂妄自大的種族主義者；黛西連聲音都充滿了金錢；而喬丹是一個不經心的、充滿了粗枝大葉的姑娘。。至於下層世界中的車行的威爾遜夫婦，就更加簡單：威爾遜太太是一個裝腔作勢、附庸風雅的女人，而她的丈夫是一個充滿痛苦的老實人。在《了不起的蓋茨比》中，男人似乎需要攀附女人，不管是湯姆對於黛西，還是威爾遜對於其妻子。這種攀附，既有經濟上的，又有情感上的。我對於喬丹似乎也有些高攀不上，蓋茨比對於黛西的渴求，就像是一個富貴夢一樣迫切而虛幻。
這種情節劇般的故事裡，當然也有菲茨傑拉德本人的影子，他自然也知道消費主義的物質世界中規則之殘酷。於是，變動在不可能中，仍舊發生了。蓋茨比在“我”的幫助下結識了黛西；而湯姆也在爭取黛西不要離開他。黛西慌亂之中，開著蓋茨比的車撞死了攔路想要尋求幫助的湯姆的情婦，威爾遜太太。威爾遜太太以為是湯姆的車，她並不知道回來的路上，他們已經交換了車輛。這一樁意外的殺人事件，改變了事態。本來是湯姆和黛西合夥將威爾遜太太殺死的，卻巧妙地將責任推在了蓋茨比的身上。湯姆對前來尋仇的威爾遜先生說，撞死他太太的車是蓋茨比的，他說的雖然是實話，但是他掩蓋了最本質的事實，因為蓋茨比的車並不是蓋茨比開的，而是黛西開的。於是，威爾遜將仇富的絕望心理，不分青紅皂白地發洩在了蓋茨比身上，將他一槍打死。
“我”（左）與湯姆·布坎農（中）與蓋茨比（右）
湯姆·布坎農帶“我”認識他的情婦的情節，威爾遜先生在他眼中根本就不存在
威爾遜先生（右）
消費主義的物質世界，上演著冷冰冰的攀附與拋棄。種族主義的湯姆與充滿金錢慾望的黛西的聯合，讓處於下層的威爾遜殺掉了同樣是從下層起家的蓋茨比。作者這樣評價湯姆與黛西：“他們是粗心大意的人，他們毀了東西，毀了人，然後退縮到金錢裡，麻木不仁裡，或者能夠支撐他們的東西里，讓別人去收拾他們的爛攤子……”作者不僅僅用心勾勒著消費主義者的靈魂，而且還給出了他價值觀上的判斷。
人們常常引用菲茨傑拉德所稱的“爵士時代”來描述他的作品。這個被指一戰以後（1918年）至經濟大蕭條之前（1929年）的約十年的時間的“爵士時代”，傳統的清教徒道德已經土崩瓦解，享樂主義開始大行其道。菲茨傑拉德的原話是：“這是一個奇蹟的時代，一個藝術的時代，一個揮金如土的時代，也是一個充滿嘲諷的時代。”他自己也因此被稱為爵士樂時代的“編年史家”和“桂冠詩人”。但是奢華背後的空虛和消隱，不僅僅在《了不起的蓋茨比》中呈現，而且是他諸多小說中的僅有的主題。就像電影的開頭，空蕩蕩的大廳，迴盪著已然消逝的歡聲笑語，那些回憶，只是回憶，再也回不來了。
作者在價值觀上的最典型的體現，是“我”跟喬丹的分道揚鑣，及其“我”對蓋茨比的傾慕之心。“我”與蓋茨比之間的友誼的故事，很有些像菲茨傑拉德與海明威的現實版。儘管作者與海明威的相識，是在《了不起的蓋茨比》出版之後的事情。“我丈夫和海明威他們兩個人！哼，他們倆在一起的樣子簡直就像是一對情侶！”作者的妻子澤爾達·菲茨傑拉德這樣描述。這種描述其實也恰如其分地表達了“我”與蓋茨比之間的友誼。這種略帶同性戀情的關係，又因為對黛西的物質焦慮而帶上了厭女症的描述，而得到加強。作者與海明威的友誼後來不明不白地逝去了，其中不乏同性戀猜測。他告訴海明威說“在這一年半中與你的友誼對我來說多麼重要，它是我在歐洲的旅程中最充滿光明的一刻”。九年後，菲茨傑拉德給編輯的信中也提到“我一直認為與他的友誼是我生命中的亮點”。他們之間發展出善惡交織的矛盾友情。我在這裡無意陳述兩個男性作家之間糾結的友誼的漫長曆史，感興趣的朋友可以查閱相關資料，流言紛紜，不可勝數。
但是，蓋茨比對黛西的幻想，與“我”和蓋茨比之間的友情，基本上是作者在現實生活中的兩條感情線索，先聲般地出現在了《了不起的蓋茨比》中，而且神奇地應驗了之後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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