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畫鑑定家王小斌說如今的高仿真書畫借最新的“高科技”，已經達到了以假亂真的地步：電腦精確地採集原作的數據，再以像素達5.2億的掃描機掃描，然後採用微噴技術噴制。製作過程中，先分析原作宣紙特殊的理化成分，做出同樣的紙，再在生宣上打上一層塗布膠,上過膠的比普通熟宣更熟，附著力更強，將原作直接打印上去，色彩與線條毫不走樣，連古書畫上的黴點、泛黃與殘缺，都能掃描還原得一模一樣。他做過實驗，徵得畫家同意後，將其得意之作打印出來，與原作放在一起，請其本人鑑別。畫家左看右看，正面看過再看後面的裱褙，匍匐著審讀作品的整體氣息，最後用放大鏡端詳細部的筆觸……很遺憾，畫家本人還是分辨不出哪張是自己的真跡。
不過，王小斌能分辨出來。藝術家的原作直接畫在沒有塗布膠的宣紙上，墨色滲透進紙的肌理，這是“噙墨”；高仿真的墨則是浮著的，“越是在書畫的邊緣，越能看出那股子浮在表面的氣息。不出三分鐘，就能判定這是高仿真作品。”
噙墨是真，浮墨是假。這就是他鑑別書畫真假的“獨門秘籍”：那股子“浮墨”氣息，是騙不了人的——因為時間對宣紙的潤澤，畢竟與塗布膠的硬性催熟迥異。真品那種尖鋒落筆、墨紙噙含、互為滲透、有深有淺的筆墨，是沒有辦法用整齊劃一的方式掃描、噴製出來的。
再高明，假的，仍然真不了。“噙”是含著、浸入的，它深入肌理、深入骨髓；“浮”是飄著、滑著的，它只是展現在表面。再說，宣紙，也是經過了時間的潤澤，是經過“時間的考驗”的。
由此，想到了為官做人，也有“噙墨”與“浮墨”之別。
“噙墨”者，那是真的共產黨人，他們對主義的信仰、對黨的忠誠、對人民的熱愛，都是深入肌理、深入骨髓，都是出自靈魂、發於內心的，無論遇到什麼艱難險阻，都會矢志不渝，迎難而上。在戰爭年代，是迎著刺刀和槍口，也敢於流血犧牲，奮不顧身衝鋒前進。“浮墨”者，可能也高唱著信仰、忠誠和熱愛，但純是“高仿真”，一遇到名利、生死的考驗，就立馬現出“原形”。戰爭年代，容易鑑別哪些是“噙墨”者哪些是“浮墨”者。而當今時代，“真”還是“高仿真”的問題，同樣嚴峻地擺在黨員幹部面前。
現在，我們講“四個自信”“四個意識”，有些人，坐在臺上，在人面前，口號喊得山響，調門唱得很高；然而，私底下、小圈裡，卻又“百無禁忌”，不僅口無遮攔，還起而“躬身踐行”，對社會主義前景、理論、制度和文化是灰心喪氣、嗤之以鼻、橫豎不滿、貶低又嘲諷。“四個意識”上，同樣只做“浮墨”。滿嘴廉潔自律、清廉自守，供出的卻是“高仿真”東西。
這種“高仿真”也就是“兩面人”。
紀委是“辨別”這樣的“高仿真”的高手。這些年已“辨別”出不少。且看中紀委對魯煒這個“高仿真”的“鑑定語”：“理想信念缺失，毫無黨性原則，對黨中央極端不忠誠，‘四個意識’個個皆無，‘六大紀律’項項違反，是典型的‘兩面人’。”要曉得，曾幾何時，就是這個“浮墨”者可“正面”和“高調”得很。其最後一次露面也堪稱“幽默”，是去延安大學調研“中共革命精神與文化資源”，胸前還煞有介事地彆著黨徽。最終，這個“高仿真”終究被發現靈魂上塗著一層膠。
對這種“高仿真”，中央始終是高度警惕的。習近平總書記就嚴肅指出：“有的修身不真修、信仰不真信，很會偽裝，喜歡錶演作秀，表裡不一、欺上瞞下，說一套、做一套，臺上一套、臺下一套，當面一套、背後一套，手腕高得很……有的張口‘廉潔’、閉口‘清正’，私底下卻瘋狂斂財。這種口是心非的‘兩面人’，對黨和人民事業危害很大，必須及時把他們辨別出來、清除出去。”
“辨別出來、清除出去”確實也只是時間問題，有時候，也只需“三分鐘”。君不見，魯煒之流被剝去畫皮，不就是很短的時間嗎？所以，人啊，尤其是黨員幹部，要做“噙墨”，不要做“浮墨”。因為再高明，假的真不了，終有一天，會暴露無遺，到頭來“反誤了卿卿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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