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叢刊》作品大觀（散文）▏費 力：與戲曲相關的日子
因為兒時的耳濡目染，對某種事情便有了一種興趣，漸漸成了一種愛好，而後與職業有關，這樣的人是幸運的。在上世紀60年代生人中，有這種機遇的人不是很多。說起來，我算是幸運的少數人，因為小時候家住“戲園子”隔壁，在吊嗓聲中醒來，在鑼鼓聲中入眠，多少知道了點春秋舞臺，粉墨人生，成年後幹上了與戲曲相關的工作，想想，真是別有滋味在心頭！有人說：童年時期的興趣，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孩子未來事業的方向。想想自己走過的路，還真是比較契合的。
洪湖，因一部歌劇名聞遐邇，我生長在這樣的縣城，小時候並沒多少感受，日後在外求學，工作，每每說到自己的家鄉，很多人都能唱出那首著名的歌曲，自豪感便日益倍增。記憶裡，長江沿著縣城的南邊不停息的滾動，帶著冬季的乾渴春夏的憂煩一路向前向前；內荊河又以一道軸心，將縣城劃分為東西兩岸並向真正的洪湖延伸，有一座老閘將長江與內荊河連接起來，也調劑著縣城的乾旱或水澇。戲園子立在河西岸，岸邊木船多，竹筏多，洪湖縣誌有記載：自晚清以來，西岸商運繁鬧不絕。沿岸一排老房子裡住著各類商販各式手藝人，戲園子立在這裡自有道理。戲園子門前有臺階，比其他的房子要高出許多，算是我們縣城裡標誌性的建築。戲園子門口明明掛著“文工團”的招牌，但大人們卻不理會這名稱，還是叫戲園子。所以後來無論她變了多少名號，但留在我記憶裡的就是戲園子。
戲園子其實就是我們縣的一個劇場，很多的時候，我們也在這裡看電影，學校也在上面搞過文藝演出，演出時，我的妹妹，基本上是臺上的主角。門口的臺階，怕讓觀眾走累似的，分兩個段落，爬幾級後有個平臺讓你喘口氣，這就讓賣瓜子，賣蘭花豆的人有了一席之地。劇場兩邊用高大的木板拼接起來，劇場裡的燈光從門縫裡鑽出來，也把鑼鼓點子帶進耳膜。我對守門驗票人記憶深刻，他是一個鼓墩墩的中年人，個不高，走路生風，很兇的樣子，好多次將我和妹妹從劇場內趕出來。聽人說，他曾是舊戲班子的武生演員，因為傳統戲不能演，守門驗票也算是用之所長了。
每天吊嗓的不是舊藝人，大多是全國各地來洪湖下鄉的知青，因為要排樣板戲，就從各知青點選拔招工進文工團，知青們只要不種地，都很樂意來，每年都招一批，武漢知青多一些，他們與本地人區別大，穿衣打扮好看，一上街，我們都認得出來。
因為基礎不好，文工團的頭頭們便要求他們在一定的時間內，完成好基礎培訓並排出樣板戲。因此，一大早，他們就開始吊嗓子，翻斤斗；白天排戲，晚上走臺。鑼鼓鏘鏘，鬧熱得很。
很多的時候，我和妹妹做完作業，就從劇場旁邊的側門溜進去看他們排演，運氣好，不會中途被那個很兇的守門人趕出來。即便是趕了出來，我們還會到劇場門口那裡，扒著門縫看完排演。
八個樣板戲，我不敢說個個倒背如流，但有幾個著名選段，如《紅燈記》裡的“痛說家史”，《沙家浜》裡的“智鬥”，《智取威虎山》“發動群眾”等等，我是一字不拉，全記熟了，從唸白到唱段，與妹妹你來我往，記不得有多少個星期天的早上，在被子裡連軸開唱。我的妹妹，比我小兩歲，她對戲園子的痴迷比我更甚，很多的時候，她早上也跟著吊嗓子，白天跟著下腰、劈腿，有好幾次為了看排演，連上課也忘了。她不僅長得漂亮，身體的柔軟性特別好，不是因為父母阻攔，差一點被招進文工團學員班。那時，我們倆睡一個被窩，不上課了，沒有玩的地方，就你一句我一段將這幾場戲全唱完，隔壁左右的叔叔阿姨們忍不住抱怨：“吵死了”“別叫了，小祖宗們！”
大概是1972年，我們縣新修的大型水利工程“洪湖排水閘”竣工，當時“縣革委會”指示文工團排一部大戲宣傳慶賀。文工團便緊鑼密鼓排演歌劇《水鄉民兵》。因為是新戲，又與我們的生活相關，我非常喜歡，一有空就鑽到劇場內，把個劇情記得爛熟，恨不得上舞臺去演那個女民兵連長。劇中，有一個女特務，是國民黨潛伏下來的，想破壞社會主義建設，要用炸藥炸掉剛剛建好的排水閘，造成水患，她偽裝在施工者中，就在她要點燃炸藥包的時候，被女民兵連長抓住了。因為這一戲劇衝突，小小的我，被故事抓的揪心，生怕女特務真的把閘炸掉了。
後來，我悟出，戲一定是要有矛盾，有對立面。工作後，有一次參加“戲曲創作培訓”機會，才知道這叫“戲劇衝突”。小時候不知道，只知道戲裡一定要有個壞人，壞人越壞越好看，壞人被好人識破受懲罰才過癮。
1974年，我上初一，正是“教育要革命”的年代，學校裡上課成了副業，別的東西成了主業。學農是真正到農民家裡“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班上成立了各種興趣小組，也經常排節目。我比較活躍，拉幾個同學排了一個小品，自己扮上一個地主婆，腐化拾糞的學生們。
自己編的臺詞，自己做導演，分配角色，安排服裝，不遺餘力地醜化自己，用方巾包著頭，窩著胸，在班上演出時，讓同學們差點笑岔了氣，那情景終生難忘。
我從來不是出類拔萃的好學生，但往往會給老師留下一點小印象，1978年高考之際，鬼使神差愛上了小說，並用寫作文的夜晚，寫了我人生第一篇小說《同學之間》，在學校裡傳來傳去。
因為連續參加校、鎮、縣作文大賽，我都力拔頭籌，又趕上結束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我有幸被安排在縣文化館工作。16歲的我，真不知工作是怎麼回事，尤其是文化館的工作，但碰上了一群待人誠懇、熱情，有本事的老師和有理想、有追求的大哥大姐們！他們教會我太多的東西，讓我受用至今。毫不誇張地說，那時的文化館真是人才之地，同時他們也甘為人梯，默默地做著寫作、繪畫、導演等群眾文藝輔導工作。
文化館裡有三位前輩老師，一位終生寫一個劇本《陳友諒》，陳友諒是我們這一帶有名的農民英雄。他採訪，收集的資料可以出一部長篇小說。一位是文革前的老牌大學生，學音樂的，嘴唇上留著一排密密的小鬍鬚，他的同輩人叫他“鬍子”，他拉大提琴好聽，有種說不出的蒼涼，他帶我到鄉下采風，用一個很舊的錄音機，跑了不少地方，幾年後整理出了兩本厚厚的“洪湖民歌集”。還有一位是副館長，看劇本，聽唱腔，發現各種藝術苗子，一看一個準。那時候，文化館的人個個都有忙不完的事。從春天開始，就忙培訓，全縣十幾個公社，每個公社都有文化站，每個文化站都有一個鄉劇團，都要排演一個大戲，秋收之後，鄉劇團不僅僅在本鄉本土演，還要拉到縣裡匯演。這之前，文化館會組織一支觀摩隊伍，騎著自行車，浩浩蕩蕩地來到各個文化站觀看演出，開個座談會，認真研究戲裡戲外的事，從劇本到美工，再到演員。我當時在“鬍子”老師手下編《洪湖文藝》雜誌，編全縣各地業餘作者郵寄來的小說、詩歌、曲藝，自己也學著寫，也在上面發表過。碰上沒事，也被老師們邀上，騎上自行車，跟隨他們十幾裡甚至二三十里到各公社去看戲。
那時候的農村還很窮困，但農民們喜愛戲曲的熱度真是沒法形容。公社禮堂，打穀場上，拉起電線，亮起汽油燈，鑼鼓點子一響，十里八鄉的人像過節樣趕來。幾乎都是唱荊州花鼓戲，老戲有《站花牆》《玉堂春》，新戲有《田螺姑娘》等等，臺上唱臺下和，分不出戲裡戲外，曲盡人散後，老師們還要與文化站長、戲班裡的師傅、主要演員討論戲裡的漏洞，不盡人意的地方。有時候，看到他們朋友似的一支菸遞來遞去，題外話題內話，哈哈笑中結束。後來想，這應是快意人生吧！這當兒，我明白了青衣與花旦的差異，知曉了丑旦頭上總要戴上一朵花，嘴邊要貼上一顆痣之類。
1981年，文化館派我去地區戲校參加“全省青年戲劇創作培訓班”學習，班上同學中有不少都是當時全省文藝界響噹噹的人物，小戲大戲都有創作的經驗。我年紀小，剛剛十八歲，很珍惜這個學習機會，上課總坐第一排，認真做筆記，放學後，再把筆記整理一遍。講課老師有不少大名鼎鼎，像餘笑予，謝魯老師都來給我們上課，真是腦洞大開呀，我知道了中國戲曲與西方戲劇的區別，明白了中國戲曲舞臺上的“程式化，虛擬化”，當時朱世慧會還專程來給我們演出了京劇摺子戲《一包蜜》，這出戏讓他在全國有了名氣。
三個月後，結業回到文化館，館長們就決定組織一次全縣戲劇培訓班，並讓我將學習的內容之一“戲劇主題”給大家講一下。天呀，我直冒冷汗，百般推脫，館長說，“把你聽來的再講一次就好”。我只好硬著頭皮認真研究學習筆記，把老師在講課時提到的作家、劇本從資料室、圖書館借出來，開始寫講義。那天，文化館小排演廳改為會議室，裡面坐著來自全縣30多位文學、戲曲愛好者、文化站長，我不知怎麼上的臺、怎麼開的口，只記得，襯衣全溼了，我想象得出，自己一定糟透了。後來。一位文化站長几乎是安慰我說“小姑娘，你講課時的聲音蠻好聽”。但有了這一次體驗，後來的日子裡，我獨自一人跑遍全縣各個文化站，給當地的文學愛好者講過“戲劇創作”，還講過“民間文學收集整理”等等。
幾年後，我考入大學，離開洪湖。在校期間還參加過學校裡文藝演出，與班上的同學合作小品，走上舞臺，自己特別的開心。畢業後，分配在省委黨報從事新聞工作，因為有過去的從業經歷，報社安排我跑文化，這也正是我的心願，對所採訪的領域比較熟悉，少一些彎路，很快就得心應手了。我採寫過全省各類戲曲名家，各種演出活動。1991年，到雲南採訪“第一屆中國藝術節”時，我跑到雲南省京劇團，專訪了湖北籍的京劇大師關肅霜，她是全國京劇界大名鼎鼎的武旦，能唱能演，能翻能打，她演的《鐵弓緣》無人能比。那天，60多歲的關老師正在與她的弟子們排練《鐵弓緣》，為的是向藝術節獻禮，關老師和她的弟子們都帶著妝，一絲不苟，各種打鬥，令人眼花繚亂，但我還是感覺關老師的動作不是很靈活了。沒想到，第二年，64歲的關老師卻離開人世，過早地離開熱愛她的觀眾，我很難過，也慶幸有過一次採訪她的機會，並把她的近況、信息帶給了家鄉的讀者們。之後，我到北京參與報道全國第一屆戲曲梅花獎評選。那些天，也是讓我大開眼界。舞臺上的梨園弟子們個個身手不凡，不管他們是否獲得了首屆梅花獎，但後來都是響噹噹的角兒。
近年，我省舉辦了多次全國性的戲曲大賽，我作為部門負責人，也多次策劃組織報道，濃墨重彩展示我省戲曲成就，藝術影響力，同時也呼籲傳統戲曲如何在現代社會中傳承與創新。幾年裡，我帶著年輕的記者跑了不少縣市，採寫了各地文化發展，文化傳承的新聞報道，感覺老百姓的文化生活多起來了，豐富起來了。尤其是戲曲進校園活動中，武漢、新洲、松滋不少中小學，真的是在做戲曲傳播的童子工，讓我不由得想到自己孩時如飢似渴的經歷。
可是，對家鄉洪湖，我給予了關注，但卻沒有寫作的衝動。曾經忙碌的內荊河上鋪上了鋼筋水泥，建起的是一個廣場；那座讓我魂牽夢縈的戲園子鼓遠聲息，早已被金融大樓取代；文化館不辦雜誌了，不搞培訓了，失去了過去的功能，小院落被周遭的建築擠得喘不過氣來；花鼓戲劇團擠在一個民居樓裡，聽妹妹說，幾個好的中青年演員都跳槽到相鄰的縣市，剩下的就去趕趕婚喪嫁娶，開業典禮之類。
今年春節，我回洪湖陪父母，大年初一，我又一次沿著有些陌生的街道，尋找記憶中的過往；但時間會讓事物不復以往，甚至不復存在，就像兒時的同學，見到我會萬分失望一樣。
我默默告之自己，不要因為自己的過往而一廂情願，不要被眼見的現狀誤導而不快，你看到的可能是一種表象，你沒看到的也許更真實。但我的心盼著家鄉能更好、更美、更有影響力，盼著家鄉像“洪湖水浪打浪”那樣唱響祖國的山山水水！
祖籍湖北，1991年畢業於武漢大學中文系，現供職湖北日報傳媒集團，資深新聞媒體人，湖北省作協會員，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說集《絕對逃離》。
本文原載《長江叢刊》2018年4月/上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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