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8年9月15日至16日，第三屆生命與國學高峰論壇將在中國武漢召開，本屆論壇的主題是“傳統文化與軸心時代”。“軸心時代”是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一書中提出的重要觀點。此觀點認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是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是人類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時期，當時古代希臘、古代中國、古代印度等文明都產生了偉大的思想家，他們提出的思想原則塑造了不同文化傳統，一直影響著人類的生活，並延續至今。圍繞“軸心時代”話題研究和討論的專家、學者眾多，為了讓社會各界人士更深入地瞭解軸心時代，把握論壇主旨，現將“軸心時代”相關文章輯錄，發佈在本頭條號，以饗讀者。

軸心時代螺旋式迴歸視閾下的敦煌哲學

藺海鯤

藺海鯤

【摘要】軸心時代理論自提出至今已成為人們研究世界思想文化發展必須面對的重要話題，對軸心時代的質疑和深入探討也從未間斷。從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來看，軸心時代的文明體現了人類精神對其生存環境和自身的巨大突破，規定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態勢，而且其自身內在蘊涵著多元融合及螺旋式上升的思想基礎。敦煌哲學發展中吸收並融合了中西方各民族的思想文化，並在演變中對其他文明形態產生了深遠影響。螺旋式迴歸的新軸心時代對敦煌哲學的深入研究必將推動敦煌學、中國哲學、西方哲學乃至世界範圍內的思想文化的重大進步。

【關鍵詞】敦煌哲學；軸心時代；螺旋式迴歸；精神突破

甘肅省敦煌哲學學會雖然成立於一年前的2013年1月19日，但對敦煌哲學的研究卻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就，範鵬、楊利民等學者對敦煌哲學的學科屬性與研究價值、建構敦煌哲學的可能性與可行性、敦煌哲學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在敦煌學界引起了不小的反響。在這些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筆者認為，敦煌哲學的研究要更進一步地以多元文化為基礎來展開，因為多元文化是哲學發展的豐厚土壤。而在多元文化的意義上來看，人類軸心時代的多元文化大繁榮有螺旋式迴歸的現象。因此，本文擬從軸心時代螺旋式迴歸的視閾探討敦煌哲學研究的價值及在新的軸心時代的深刻影響，並進一步探討敦煌哲學與東西方哲學和曾經存在於敦煌的不同體系的文明形態的相互關係。

一、軸心時代的哲學意義

德國思想家卡爾·雅斯貝爾斯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一書中認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間尤其是公元前500年左右同時出現在中國、西方和印度等地區的人類文化突破現象可以稱之為“軸心期”現象。“人類一直靠軸心時代所產生的思考和創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飛躍都回顧這一時期，並被它重新燃起火焰。”這一觀點引起了世界範圍內各學科領域的廣泛關注，對它的質疑和討論也在不斷進行。“軸心時代這一歷史現象很早就進入了人們的視野，但在雅斯貝爾斯之前，並沒有專門的、系統的研究；今天，軸心時代已成東西方史學、人類學和哲學等學科的一個無法繞過的課題。事實表明，‘軸心時代’既是一個複雜的歷史文化現象，也是一個思維的‘建構’。”在人類社會飛速發展，科技進步日新月異，思想文化交融激盪的當今時代，以不同視角探討軸心時代及其對人類思想文化的影響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軸心時代是人類精神對生存環境及人類自身的巨大突破

產生於軸心時代的各地域文明是不同文化形態的軸心或樞紐，在這一時期都以對其原始文明的重大突破為前提，並在發展中內在地積蓄力量，由此奠定了各古代文明後來的基本態勢，從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模式。從軸心時代的影響來看，這個時代思想文化領域的變革是人類文化發展的重要轉折。在這一時期形成的各種人類哲學文化儘管對宇宙、社會和自身思考的問題及方式不同甚至是相反的，但它們都是對前歷史時期積澱的思想形態的巨大突破。可以這樣認為，“人類覺醒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軸心時代’的中國在歷史上大放異彩，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這一時期人們的精神覺醒。……充分表明了人類精神的覺醒推動著社會的進步”。形成於這一時代的文明形態促使現實生活中人對自己及群體展現的力量和光明前景充滿了信心。這一時期的先聖先哲們普遍拋棄了原有的天命鬼神觀念，深入現實生活積極探尋蘊藏在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和人與自身相互關係及其規律中的內在力量，以實際行動踐行並鼓勵社會成員積極參與社會生活的實踐活動，併力求創建一整套龐大的理論體系，以此按自己的認識和意志改造現實社會。

（二）軸心時代的文明形態規定了人類社會的基本發展態勢

在新航路開闢以前的人類文明發展過程中，各地區有代表性的文明體系在時間和地域上基本處於相互隔絕的態勢，各地區文明之間的交流是極為有限的。在同一的世界歷史進程出現以前，人類文明都在各自發生的區域以自己獨有的方式發展著，併為本地區的持續發展積累了巨大的潛力。中國、阿拉伯和西方社會由於不同的文明體系而形成了各種不同的社會政治經濟體制和發展路徑，進而使這些地區的人們形成了迥然不同的思想文化觀念。14、15世紀興起於地中海沿岸的“文藝復興”是西方文明的第二個“軸心時代”。歐洲通過這個軸心時代，先於其他地區邁入了工業文明時代，開始了人類相互整合的全球化進程。

（三）軸心時代的人類文明內在蘊涵著多元融合及螺旋式上升的思想基礎

與軸心時代的文明相呼應，當時的社會政治秩序和思想文化發展進程呈現出顯著的“交替”和“循環”的特徵。雅斯貝爾斯的“軸心期”理論向人們展示了世界不同地區的燦爛文化景觀，這種景觀一方面展示了文化的民族性、國度性、地域性、差異性和多樣性。另一方面，“各個特殊的文化傳統仍然具有許多類似的、相近的、共同的觀點、理念和價值，這些類似的、相近的、共同的觀點、理念和價值正是文化普世性的根據和資源。當歷史的車輪進入新軸心時期，經濟全球化、科技一體化、政治國際化，文化真正進入到全球觀照、多元互動的時代，‘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世性越來越成為當代文化應有的重要特性。”即使受到與其異質的、無論是外部還是外來的文化思想的衝擊，其內在的文化精神依然保持著強大的內引力，以包容的態勢與之融合，並以固有的本源繼續前行，表現為看似循環往復實則螺旋上升的兼容幷蓄的歷程。流傳至今的古代文明發展的歷程就如同極其巨大的磁場，無論外在思想的力量如何大，形式如何多樣，最終都會被吸引到其中來。

二、軸心時代敦煌哲學的發展及其影響

(一)軸心時代敦煌哲學發展的基本狀況

敦煌作為中西交通的門戶，是一個多民族雜居地區，有鮮卑、吐谷渾、吐蕃、回鶻、党項、蒙古等民族統治經營，從而使敦煌文化在漢文化占主導地位的同時，又有少數民族文化加入其中。自佛教傳入敦煌後就與敦煌原有的思想文化不斷交流融合，形成了以蔚為大觀的佛教思想為主流的多元文化發展史。西晉時敦煌即出高僧竺法護，其弟子竺法乘又在敦煌建寺延學，傳播佛教。“自西晉以來，敦煌已成為僧侶嚮往之地，佛教文化一時興盛，故高僧輩出；同時，也有外地高僧慕名前往敦煌者。”當時著名的高僧如於道邃、謝慶緒、郗超、支遁、孫綽、單道開、竺曇猷及遊巡於敦煌的樂僔、法良等，“無論是敦煌高僧的南巡，還是外地僧人的西來，皆可說明兩晉時期的敦煌已成僧人云集嚮往之地”。自此以後的歷朝歷代統治者，無論是中央政權還是少數民族政權，都對敦煌地區的佛教及其他思想形態給予了大力的扶持和強化，藉此鞏固統治秩序。佛教已在一定程度上成為統治階級治理社會、教化民眾的思想武器，並通過世俗化、社會化的進程影響了當時乃至以後廣大地區的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

(二)敦煌哲學的多元文化性特徵

季羨林先生在《敦煌學、吐魯番學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精闢地總結道：“世界歷史悠久、地域廣闊、自成體系、影響深遠的文化體系只有四個：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再沒有第五個，而這四個文化體系匯流的地方只有一個，就是中國的敦煌和新疆地區，再沒有第二個。”敦煌地處亞洲腹地，屬於中亞或古西域範圍，長期以來就是中國與西方各國進行經濟貿易、實現文化交流的歷史重鎮，是中外歷史文化交流的中心地帶。“敦煌歷史文化是在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吸收了來自東南西北各地的優秀文化所形成的具有世界性的文化；加之敦煌又有效保存了這種文化，所以敦煌被看作人類古代文明的中心，敦煌文物被視為人類古代文明的結晶。”人類生活發展史中曾經存在的古埃及文明、古希臘文明、印度文明、兩河文明以及中華文明等在敦煌完成了獨一無二的思想交匯和文化融合，形成了人類社會發展中極為獨特而鮮明的、彙集東西方古代文明為一體的思想歷程，被譽為人類古代文明的中心。

絲綢之路的開通，敦煌成為東西方貿易的中轉站，來自西域、中亞、南亞、西亞的文化又深刻地影響了敦煌，與中原和西方各國、各民族的往來和交流中能夠不斷吸收和融合外來文化的合理部分。“

敦煌對於佛教、道教、摩尼教和火祆教等宗教問題具有很大的價值。從兩晉時期開始，敦煌地區佛教流行，寺廟普遍修建。藏書中佛典多數是手寫本，少數為刻本，有的還有題記。有的佛經已經失傳，有的譯本與現存的不同。這些古老的刻本和寫本，對於研究佛經的版本有積極的意義。另外也有道教的經典，如《太玄真一本際經》《道德經》《老子道德經序訣》《老子道德經義疏》、河上公簡注和釋文等，還有《老子化胡經》等一些佛道爭衡的材料。《孝經》、北齊寫本《春秋左傳集解》和唐寫本《春秋穀梁傳集解》《尚書》《論語》等儒家經典也是數量眾多。此外，還有少量過去曾一度流行過而現已絕跡的摩尼教和火祆教經典，對於研究這些宗教在中亞一帶和中國境內流傳的情況大有裨益，彌補了宗教史研究中的空白。

（三）敦煌哲學多元文化演變中的思想融合與社會化傾向

敦煌石窟的存在本身就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結果。沒有中外文化交流，就沒有敦煌，它成了文化交流的見證者。敦煌、吐魯番和新疆其他地區是東西文化交流的孔道，沿著絲綢之路，文化交流的痕跡，像石窟、古廟、古城到處可見。流傳於敦煌的“敦煌遺書、敦煌石窟藝術和敦煌史蹟等都應該是敦煌哲學的研究對象。”應該肯定，敦煌文化是整個中華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由於特定的歷史文化條件，在敦煌地區形成並發展的由中原漢文化為主體的傳統文化和境外傳入的外來文化融合交匯的獨特文化形態，是中原傳統文化在西北邊陲獨特的地理人文環境中形成的具體形態。“發掘敦煌哲學，實際上也就是對中國傳統哲學的補充和豐富。敦煌文化是一種相對獨立的文化，因此也就必然有其獨特的精神。……敦煌文化的一個很重要的特點或基本精神就是‘大眾化’。這種文化通過最普通的傳播途徑，在潛移默化之中影響著敦煌大眾的思想及生活的方方面面。”

隨著敦煌和內地經濟社會交流的增加，中原文化也逐漸傳入敦煌，出現了為數眾多的精通儒學的名士。並且，在中原地區的大混亂中，敦煌和河西走廊卻相對安定，因此保存了漢晉以來的儒家文化傳統，建立起深厚的漢晉文化根基。“從敦煌文書中可以看出，敦煌寺院林立，僧人甚多，法事活動頻繁，佛教呈現出一派興盛的景象。另一方面，屬於中原文化的儒家和道家、道教在敦煌有著更為深厚的基礎……佛教和道教兩種宗教文化也在歷經數百年的衝突和交流之後，漸漸走上以融合為主要方向的發展道路。”主要表現為：敦煌高僧與佛、道義理溝通，敦煌普通僧眾融佛、道信仰於一體的宗教行為，敦煌世俗信眾宗教信仰中的佛、道融合等方面。從已有的文獻資料反映的事實來看，在當時的敦煌宗教界，體現高僧名士學識淵博精深的重要素養之一就是研習、兼通儒釋道三家之學。這是歷代有識之士和高僧名士在長期活動中努力實現三教融合的必然結果，是與兩晉以後尤其是隋唐以來文化交流發展的內在動力和規律相適應的，也是與統治階級推行的三教融合文化政策相一致的。高僧名士有關融合佛、道義理的研究和宣揚、普通僧眾從事的具有世俗化傾向的法事活動及世俗信眾對佛道諸神尊奉都在不同程度上體現了敦煌佛教哲學與現實社會生活交融的同時，進而從信仰到世俗生活完整體現的佛教哲學乃至敦煌哲學的社會化、大眾化態勢。

三、以敦煌哲學的研究推動新的軸心時代人類精神的再次突破

(一)從近現代敦煌學的發展看敦煌哲學的新軸心時代性

20世紀是人類社會發展中極不平凡的時代，科學技術的高度發達令人驚歎，各領域的技術進步已經並繼續深刻地改變著人類社會的基本態勢，而科技發展的巨大負面效應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嚴重地危及到了人類自身的持續發展。這些人類發展中造成的自身侷限性迫使人們開始思考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尤其是科學技術和思想文化發展中致命的缺陷和不足，引發了人們對人類發展中新的“軸心時代”的探索。

人類社會進入21世紀，由於人類社會諸領域交流的加深，隨著區域經濟的快速發展，國家認同、民族認同和文化認同的增強，傳統思維中單一的、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論”已不再被奉為圭臬，許多傳統文明體系包含的價值系統無法完全應對新的社會變革引發的新趨勢和新問題，極有可能像軸心時代一樣，在內在文化潛力推動和外在文明形態潛移默化又無孔不入的強勢影響下產生類似於帕森思所說的“哲學的突破”那樣的精神變革活動，創造出適合自身文化特質又不違背世界歷史發展趨勢的思想文化體系。“這種兼具多元化和同一性特點的文化格局或許會成為未來世界的基本面貌，它將超越‘泛西方化’浪潮所導致的強權主義國際秩序，開創一個更加平等和更加和諧的國際共同社會。”

從敦煌文化自身的系統來看，自敦煌石窟和藏經洞發現以來，敦煌學和敦煌文化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敦煌學成為世界範圍內的顯學。自從1900—1909年敦煌學發軔始，中國敦煌學經歷了曲折的發展過程，直到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敦煌學才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敦煌哲學的提出和學科研究正是順應了這一歷史潮流，“建立敦煌哲學和開展敦煌哲學的研究的意義和價值表現為敦煌學自身提升完善發展進一步走向未來的需要，敦煌文化保護傳承創新發展進一步走向現代化的需要，甘肅建設文化大省為中華文化傳承創新走出去作出獨特貢獻的需要，中國哲學繼承創新進一步走向繁榮的需要，中華文明在更高層次上進一步走向世界的需要和人類文明深度對話進一步走向整合融合的需要。”

(二)以新軸心時代敦煌哲學的發展引領中西方文明

杜維明教授把21世紀看作人類的“新軸心時代”，湯一介教授認為：“21世紀世界文化發展很可能形成若干個重要的文化區：歐美文化區、東亞文化區、南亞文化區和中東與北非文化區(伊斯蘭文化區)，以及以色列和散在各地的猶太文化等等。這幾種有著長久歷史的大的文化潮流的哲學將會成為主要影響世界文化發展的動力。”這個軸心時代的特徵主要表現為：在這個新的“軸心時代”，世界文化發展的狀況將不是各自獨立發展，而是在相互影響下形成文化多元共存的局面；跨文化和跨學科的文化研究將會成為21世紀文化發展的動力；新的“軸心時代”的文化將不可能像公元前500年前後那樣由少數幾個偉大思想家來主導，而將是由眾多的思想群體來導演未來文化的發展。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推動下，人類逐步進入了統一的“世界歷史”進程，人類思想文化的發展路徑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各地域、各民族的文化已不可能在隔絕、自發的狀態下以已有的模式繼續前行。並且，隨著經濟全球化和文化多樣化的不斷跟進，業已成型的不同地域性和民族性的文化體系之間必然會有更廣泛、更深入的交流和融合。“敦煌文化是以中原傳統文化為主體而又兼具周邊民族及外來文化的總體格局，並由此而顯現著一種世俗化和庶民化或者大眾化色彩的基本精神；敦煌文化的創造者是以漢族為主體的敦煌所有民眾，其包括了在敦煌地區生活的各個階層、各個職業、各個民族、各個國別的諸色人等。敦煌文化的重要載體和具體表現主要集中在敦煌遺書、敦煌石窟藝術和敦煌史蹟三個方面。”敦煌歷史 上就是東西方陸上交通樞紐，是我國和中亞諸多民族交流的中心地區之一，是我國古代對外開放和人類文明的友好交流的歷史見證。其文化的獨特性之一就是東西方四大文明即古代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教四大文化的交匯點。“發源於印度的佛教文化自漢代時期傳入敦煌後迅速發展，不僅使敦煌成為佛教聖地，而且對敦煌地區的文學、藝術及社會生活的各方面都產生了重大影響。除佛教外，祆教、景教、摩尼教等西亞、中亞地區的宗教也在敦煌傳播並對敦煌社會產生了巨大影響，宗教文化是敦煌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多種宗教相互融合滲透使得敦煌宗教文化具有獨特的價值。”

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指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大力發展哲學社會科學，使之更好發揮認識世界、傳承文明、創新理論、諮政育人、服務社會的重要功能。”2013年9月7日，國家-主席在哈薩克斯坦納扎爾巴耶夫大學發表重要演講，提出“20多年來，隨著中國同歐亞國家關係快速發展，古老的絲綢之路日益煥發出新的生機活力，以新的形式把中國同歐亞國家的互利合作不斷推向新的歷史高度。”“為了使我們歐亞各國經濟聯繫更加緊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發展空間更加廣闊，我們可以用創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這是一項造福沿途各國人民的大事業。”

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指出：“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海上絲綢之路建設，形成全方位開放新格局。”這些重要論述充分表明，當今國際社會中，各國普遍認識到文化已經成為各國、各地區、各民族增進團結、凝聚人心和不斷創新的重要源泉，成為各國在國際社會和區域競爭中獲取競爭優勢的強大力量。因此在打造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進程中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以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充分發揮敦煌文化已有的和正在發展的思想文化優勢，以更強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提升本區域的經濟社會發展，全面提升敦煌文化在本地區和周邊地區的競爭力、輻射力和影響力。

當今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潮流使各國在經濟、政治、文化諸領域均不願也不能走向原軸心時代的完全迴歸，而是一種螺旋式上升的迴歸。對世界各國文明來說至為重要的是在軸心時代文明的基礎上如何使本民族的文化更加適應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趨勢。“由於經濟全球化，科技一體化，信息網絡的發展，把世界連成一片，因而世界文化發展的狀況將不是各自獨立發展，而是在相互影響下形成多元文化共存的局面。”費孝通先生曾經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這個觀點對於我們理解不同文明的交流具有重大意義。“敦煌哲學將成為當代文化建設的哲學精神”，就中國而言，佛教傳入中國後的中國化進程表明，在充分發揚民族傳統文化精華的基礎之上應對一切外來文化的吸收與融合，這個過程應是在其自身發展規律支配下隨著時空自然推進而逐步演化的，不可極端地將不同文明的差異絕對化。可以想見，在新軸心時代背景下的當今時代，隨著東西方文化的頻繁交流，對敦煌哲學的深入研究必將引起敦煌學、中國哲學、西方哲學等領域的深刻思考。隨著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設，對敦煌哲學的深入研究必將迎來中國哲學在新軸心時代的春天，引領和影響中國哲學、西方哲學及存在於此的各種文明形態，在新的歷史時期重新認識中國哲學的特質，反思中西方思想文化的不同理路、範式和影響。這些思想成果必將隨著經濟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趨勢推動世界範圍內的人類文明的重大進步。

註釋

①黑曉佛先生認為：“敦煌哲學的研究對象主要有敦煌遺書、敦煌石窟藝術和敦煌史蹟三個方面，這三個方面是以敦煌為空間範圍而存在的密切關聯而不可分割的整體。敦煌遺書、敦煌石窟遺存以及其他敦煌發現物和古遺址統統都是敦煌古代文化的一部分，它們作為複合體混雜在一起自有其內在規律、體系和系統。”參見黑曉佛：《敦煌哲學的獨特性、問題域及研究範式》，《甘肅社會科學》2013年，第6期。

②張堡先生認為：“敦煌哲學毫不含糊的將成為當代中國哲學的有機組成部分，也不必懷疑敦煌哲學將成為當代中國哲學的哲學追求與建構的方向之一。敦煌哲學的建構自覺的擔當起當代中國以至人類世界文化建設的哲學精神與人文精神資源，成為當代人類文化建設的一種內在追求與內在精神氣質的支撐和資源。一句話，敦煌哲學成為當代文化建設的哲學精神，這既給敦煌哲學的建設賦予了活的現代精神和理論進路，也給當代文化建設找到了深刻而又深厚的人文精神和哲學底蘊，賦予當代人類文化建設一種內在的終極關懷。”參見張堡：《哲學的多義性與敦煌哲學的建構——對“哲學”“敦煌哲學”及其“敦煌”的哲學精神的討論》，《甘肅社會科學》201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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