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地方文獻對古代碑石考證的作用
—以陝西榆林為例
【摘 要】文章以榆林為例，用工作中的典型事例，論證了圖書館的地方文獻為古代碑石考證提供了重要資料；而碑石中記述的人物、地名、事蹟又從多方面補充了圖書館的地方文獻，碑石的考證對補史、證史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關鍵詞】地方文獻 碑石考證 作用
引言
地方文獻是人類文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國家文獻和歷史文獻的一個組成部分。鮮明的地域性是地方文獻的特徵，它記錄了一個地區的政治、經濟、歷史與文化。地方文獻中的地方誌、地方史、譜牒、年鑑、方言、風情、經濟等大多出自地方專家、名人之筆，而且多經過實在調查、採訪，資料翔實，可信度高，具有較強的史料性和實用性。地方文獻還有較強的綜合性，它的內容涉及人口學、民族學、歷史學、考古學、經濟學、語言學、宗教學以及自然、地理、地質、農業、醫學、動植物等科學，幾乎涵蓋了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各個領域，能從宏觀或微觀上反映一個地區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對我們認識與研究，開發與利用某一區域，具有重要的作用。
中國碑石有2000多年的歷史，它博大精深，能反映出古代歷史、中國文字、書法藝術、宗教祭祀、社會風俗、鐫刻工藝等多方面的內容。有學者把碑石看作是“會說話的文物”，正如宋代金石學家趙明誠所言“蓋史牒出於後人之手，不能無失，而刻詞當時所立，可信無疑。”有些歷史問題，往往會被一件出土的碑石所解決，所以碑石作為第一手資料，對研究地方的軍事史、戰爭史、民族關係史和建築史有重要作用。
圖書館的地方文獻，究竟對古代碑石考證起到多大作用？筆者以榆林為例做如下論述。
1 榆林的歷史
榆林位於陝西省榆林市中部偏北，為榆林市政府所在地。據榆林圖書館藏清李熙齡篡修《榆林府志》曰：“榆林，因其地多榆樹，故名，又以木之茂在榆谷之陽，曰榆陽。以其為延安、綏德之保障屯戍，故鎮曰延綏。”
榆林的歷史，在清譚吉璁撰《延綏鎮志》及榆林政協編《榆林文史資料》中記述，西周至春秋初，境內先後為狁、翟人遊牧古族佔據。周顯王八年（前361）魏築長城置上郡，是本境最早的建置記載。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秦統一六國實行郡縣制，本境屬上郡膚施縣。漢元朔二年（前127），武帝北逐匈奴，收復河套地區，增設郡縣，屢遷貧民及歸降的匈奴人、西域龜茲人安置在這些地區，其聚居地稱為屬國。義熙三年（407），赫連勃勃建立大夏國，築國都於統萬城（今靖邊紅墩界），本境歸屬大夏。唐光啟二年（886）党項羌族首領拓拔思恭因鎮壓黃巢起義有功，受封定難軍，領三州，本境南部歸銀州，北部歸夏州。五代至宋初，本境一直為党項定難軍割據地。金天會六年（1128）金人南侵，本境東部屬佳州，南部屬米脂縣，北部屬蒙古勢力範圍。元代，本境長城以南屬陝西行中書省延安路綏德州米脂縣。
明代榆林古城，據榆林圖書館藏的地方文獻，清道光二十一年《榆林府志•卷二十一》載：“孝宗弘治初總督都御史王越疏奏，國初洪武二年（1369）定陝西，設綏德衛，屯兵數萬守之，撥綏德衛千戶劉寵屯治榆林。”又“正統二年守將都督王禎始請榆林城堡”。正統七年（1442）始為榆林城。明成化七年(1471)都御史王銳建置榆林衛，成化八年(1472)都御史餘子俊於舊城北增築城垣，置榆林衛指揮使司，成化九年(1473)將延綏鎮治由綏德移駐於此，延綏鎮因此也稱“榆林鎮”，榆林遂成為九邊重鎮之一。
清代設榆林道，辛亥革命後於1913年廢除清置，1936年設立督察專員公署，1949年6月1日榆林城和平解放，1979年為榆林地區行政公署，為省人民政府的派出機關。2000年地改為市。1986年榆林被國務院公佈為第二批國家歷史文化名城。
2 榆林的文獻
榆林圖書館擁有豐富的古籍文獻資源，據2011年李博主編的《陝西古籍總目.榆林分冊》統計，榆林共著錄古籍1198種、9540冊，其中經部289種、2131冊，史部411種、4153種，子部337種、1992冊，集部148種、980冊，叢部13種、287冊。
榆林圖書館所藏的《地理志.方誌》，有清代《河套圖考》一卷，《懷遠縣誌》四卷，《陝西通志》一百卷，《延安府志》八十卷，《榆林府志》五十卷，《榆林府志辯訛》三卷，《榆林縣誌》五十卷，《綏德直隸州志》八卷，《綏德州志》八卷，《吳堡州志》四卷，《重修延綏鎮志》六卷，《陝西靖邊縣誌》四卷，《陝西橫山縣誌》四卷。民國《續陝西通志稿》二百四十卷，《府谷縣志》十卷，《陝綏劃界紀要》八卷。近年榆林圖書館又收藏了由榆林地誌辦及榆陽區、橫山縣政協影印、校注了明代馬希龍《延綏鎮志》、清代劉厚基《圖開勝蹟》，民國年曹穎僧《延綏攬勝》、劉廷鑑《陝西榆林縣誌》（稿本）、王軍餘《榆林地方簡志》（稿本）、左協中《二十二軍軍史》（稿本）等。二十世紀80年代至今，榆林的文史專家修編並出版了本地十二縣（區）志書及《榆林文史》等多種書刊，全部藏於圖書館，歸類在地方文獻資料室。
榆林圖書館的這些地方文獻資料，起到了“辯章學術，考證源流”的作用，為地方史的研究提供了較為完整準確的資料信息，對豐富我國古代文化遺存有重要意義。
3 榆林的碑石
榆林古代碑石分為地下和地上兩大類，地下為墓葬出土，其一為東漢畫像石墓刻石，其二為唐至清代墓誌；地上為寺廟碑刻，其一為記事碑，包括功德碑、地契碑；其二為摩崖題刻，包括題詩、題字。
榆林古代碑石分佈於十二縣（區），共計約700餘通，除佳縣白雲山的道教碑刻94通、榆林紅石峽摩崖題刻120餘幅、神木二郎山浩然亭題刻28幅、綏德縣晉溪洞11幅題刻較為集中外，其餘均散佈於各縣城鎮和鄉村寺廟。其中漢代記年刻石20餘塊，主要出土於綏德、米脂縣的漢畫像石墓中，書體有“鳥蟲篆”、“墨書”，楷、隸、及帶篆味的隸書，它的書法、章法有著獨具的特色。唐、五代、宋墓誌以靖邊縣紅墩界鄉大夏國都統萬城南山樑出土最多，它融匯了綜合藝術，特別是書法、美術、雕刻，對研究這時的民族關係史、民族戰爭史及邊郡地方官職設置等，有十分重要的價值。宋、金、元題刻，則主要在黃河沿岸的府谷、神木、吳堡和榆林的石窟寺中，多記述宋與西夏，宋與金的戰爭，表現了宋軍將士英勇抗擊外族保家衛國的事蹟。明、清寺廟碑刻，以榆林、佳縣、橫山、綏德、米脂最多，記述了修建廟觀有關情況和地方有識之士、善男信女捐款功德，也有為寺廟購買田地、山林的契約。其中有的碑刻記述了明中期與蒙古韃靼、明晚期與李自成“闖王”軍及清代與回民軍的戰爭，對研究明清的軍事史、民族關係史有著重要作用。
4 地方文獻為碑石考證提供了資料
榆林市星元圖書樓建築面積3157平方米，現有藏書13萬冊，每年接待讀者9萬多人次。榆林的文物考古工作者，經過多年田野考古調查，發現了大量有價值的墓誌、碑刻、題記，通過查閱圖書館收藏的有關地方文獻，研究後得出較為準確的結論，對榆林地方史研究起到較大作用。筆者用以下三個典型事例來論證。
4.1 榆林懸空寺的宋代摩崖題刻
在榆林城南60公里的懸空寺，有一方宋代崇寧二年（1103）的摩崖題刻，內容記述了宋朝為防禦西夏侵擾，在囉兀城一帶的軍事部署情況。題刻內容為“孫廣熙業準帥檄提將兵巡封堠，同米脂都監張大節持正，開光監押張克從敏叔，寨子山把截高世宣仁思，巡防馬定子安，出裡把截趙子儀唐臣，囉兀巡防周備思道，葫蘆堡把截李楨中德，載減山把截陳準源道，囉兀把截陳宗寅子誠，減嶺曹京正臣幹，谷西堡把截莫隱亨甫。崇寧癸未四月二十八日，過此以紀歲月。子儀奉命題，房宣刊字。”
查榆林圖書館所藏的地方文獻民國十八年（1929）裴世廉修《榆林縣誌·山川》（稿本）記載“嗣武城山在榆林縣城南百三十里，魚河堡南五十里。由石蹬而上，四面石巖高百丈，就為囉兀城”。囉兀城下石窟即為懸空寺。圖書館所藏清吳廣成撰《西夏書事》、張春冶著《西夏紀事本末》，記述了宋與西夏發生在囉兀城的戰爭。1068年，西夏惠宗李秉延鈐轄種諤，率河東兵二萬出無定河，攻取囉兀城，直趨銀州（今橫山黨岔）。梁乙埋親率大軍在鐵冶溝邀擊，宋軍敗退，西夏都樞密使多臘留守囉兀城，宋將種諤再來襲擊，多臘引兵三千屯紮囉兀城北的馬戶川，種諤命令前部高永能率六千騎兵迎戰。多臘五戰不利，率領殘部退守囉兀城，墜望不出。種諤派使者往送婦人衣，暗派呂真率千人隨後往襲，正值大風飛沙塵起，多臘望見大驚，眾兵潰散，棄城逃走。種諤重修築此城，賜名嗣武城砦。1072年2月間，西夏遣使向遼國請援，遼國答應以兵相助。在三月間梁乙埋親率重兵來奪囉兀城，宋將種諤在綏德節制諸軍。聞訊茫然失措，宋軍不戰撤退，將士死者千餘人。西夏奪回囉兀城。1072年7月，宋夏和談議定，以綏德城外二十里為界，各立封侯。
通過查閲榆林圖書館的地方文獻後證實，這幅摩崖題刻對研究宋朝與西夏戰爭史提供了佐證，有著較高的史學研究價值。
4.2 佳縣五女川的明代題刻
在佳縣朱官寨鄉有五女川石窟，開鑿於明代中晚期，龕間浮雕石像五尊，正中為老母像，左右四女，站立於老母兩旁，龕外站立一女。龕額題“五女清風祠”。左、右壁有明代正德庚午年（1510）、嘉靖辛丑年（1541）陰刻題詩四首。據榆林圖書館所藏清嘉慶十四年（1809）《葭州志》載：“清風祠在西北五女川，祀元孝女五人，明嘉靖二十年（1542）知州郭廷珪諡曰‘清風’”。窟壁題詩後文字“五女墓在川西五里許山頂，世代姓氏不詳。父老傳，父死亂兵，母遺，誓不嫁，養母。內一異言，故死葬獨擯（殯）一列。景仰著刻祠川東崖半肖冢。菊野過而吊之，以詩謚以。清風子故顏其額，復倚歌而和之，命工勒石以識雲。峕大明嘉靖辛丑夏四月壬午牛山人柴希高書”
“五女祠”，據榆林圖書館地方文獻《佳縣誌•民間傳說》，在元朝末年，佳縣朱官寨一對夫妻沒有生男兒，只生了五個女兒，個個長的眉清目秀，如花似玉，方圓百里小夥爭相提親。然而，有一年五女的父親死於亂兵，五女看到孤苦伶仃的母親，悲痛欲絕。於是，她們真心表示終生不嫁，侍俸老母，養老送終，死後葬於孃家故土。五女堅貞不渝，一生都沒有嫁人。後來五女相繼去世，鄉親們依照她們生前誓言，葬於朱官寨村的五里峁上。為表達對五女忠孝貞潔的崇敬，後人將墳前的小河命名為五女河，河川命名為五女川，並在五女河畔的石崖上鑿窟修祠，以昭後世。
經查榆林圖書館藏地方文獻樊光春著《西北道教史》和苗發源主編的《佳縣誌》後分析，五女川石窟建於明代，它是不完全屬於宗教的石窟，對我們瞭解明代封建制度和禮儀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4.3 榆林東山老爺廟的清代碑刻
在榆林城內東山有老爺廟（關帝廟），始建於明代弘治三年（1490）。正殿為關公殿，南為過廳，後為三清殿。關公殿為前捲棚後歇山單簷磚木結構，頂覆琉璃瓦獸，兩墀頭上身存有明代琉璃雕刻。
在過廳的牆上嵌有五方清代碑刻，其中一方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蓋維”碑，記述了榆林籍官兵在“道光己亥（十九年）派往阿克蘇兵丁等疏募檀施，約得二百餘金奉撤帶回，維時恭懸琱，敬獻梨園，用苔神庥。”
查榆林圖書館的地方文獻，在清光緒元年（1875）劉厚基《圖開勝蹟》中，有清同治十一年（1872）“重修東山老關帝廟”、清同治十二年（1873）“再修東山老關帝廟”的碑記錄文，這些地方文獻為關帝廟的建築史提供了資料，也使關帝廟的碑刻考證有了史料依據。
5 碑石考證糾正和補充了地方文獻
榆林圖書館所藏的地方文獻，為研究地方史提供了大量資料，但歷年發現和出土的碑刻、題記、墓誌又糾正了史料中的一些謬誤，也補充了圖書館的地方文獻。筆者再用如下三個典型事例來論證。
5.1 橫山銀州城出土的唐代墓誌
銀州城的歷史可以上溯到南北朝時期，據唐李吉甫撰《元和郡縣誌.卷四》記載：“周武帝保定二年（562）分置銀州，因谷文名，舊有人牧驄馬於此谷，虜語驄馬為乞銀”。唐朝在此設“銀州監”，牧養軍馬。宋初党項族首領李繼遷居銀州，叛復無常，銀州城為雙方爭奪的對象。清吳廣成撰《西夏書事》說它“據明堂川，無定河之會”。匯入無定河的支流有很多，搞不清楚明堂川是那條水，所以銀州城址，也難確定。又榆林圖書館收藏的地方文獻，民國三十四（1945）曹穎僧著《延綏攬勝•寨城》也對銀州城的位置不能確定：“……蓋銀州故城，確在今無定河沿岸，已失其所在矣。”因此，銀州城的具體位置史料記載不明，又無考古資料佐證，使得國內學術界一直爭論不休。
所幸的是1966年在橫山縣黨岔公社黨岔中學基建中，出土了一方唐代墓誌，據志文墓主李公政，隴西人，其“曾祖諱光，祖諱朝，從官銀州，因置大業”，遂世居銀州，公政死，於“鹹通九年（868）十二月七日遷厝於州南岹山之左”。1993年又在橫山縣黨岔北莊乾柴溝劉世福住宅處，出土了一方唐代墓誌，墓主王友賢，字令暉，先祖太原人，時籍為陝西渭南。祖父華陰司馬，父元光吏部常選。墓主授黃石府列將，轉授銀方府折衝，仕途順利，但途經銀州郡突然病逝，“以至德二載八月遘疾，終於銀州郡客舍。以其月六日權殯於郡西北平原，禮也。待後時移將歸故里。”在李公政墓北200米處有一小河，河北有座地形險要的土築古城，它充分利用地勢，城牆沿河傍溝而行，從平地逶迤爬上山峰，氣勢雄偉，它與榆林圖書館藏的宋代文獻記述銀州城形制相同。
這兩方出土的墓誌，對確定唐代銀州城的地理位置，解決史學界的難題，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也為榆林圖書館地方文獻補充了新的資料。
5.2 佳縣佛堂寺的宋代窟內題刻
在佳縣城北40公里處朱家坬鄉有佛堂寺，窟內現存明成化十四年（1478）《重建佛堂寺碑記》一通，碑文記述佛堂寺始建於元大德年間（1297～1487）。榆林圖書館所藏的地方文獻清代《佳州志》、2008年《佳縣誌》中，也根據此碑記將佛堂寺的始建年代定為元大德年間。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該寺在維修主窟中,發現北壁過洞上方的門額上有一方陰刻題記(地契)，內容記述了寧武人武得先，因軍旅緊急將祖業田產賣於佛堂寺，落款為北宋仁宗天聖四年（1026）。“立出賣地土系寧河都仨人，武得光因為軍糧緊急，今將自己分到祖業塋河窪東面地一段...情願出賣於佛堂寺禪僧淨雲門徒，道在以口常住焚修，養膳伽藍永遠為業。...如地有諍議者，武得光一面承當，恐口無憑，故立死契為照用。天聖四年（1026）正月十八日立契為記”。
此碑記(地契)的發現，證實佛堂寺不是始建於元大德年間（1297～1487），而是宋代天聖四年（1026）之前，糾正了窟內明成化十四年（1478）《重建佛堂寺碑記》中有關始建寺廟的歷史，也糾正了榆林圖書館所藏地方文獻清代《佳州志》、2008年《佳縣誌》中的錯誤，將佛堂寺的建寺史提前了290多年。
5.3 榆林紅石峽窟壁的明代題刻
榆林城北6裡有紅石峽，在宋、元時期稱紅山寺，在明代成化年間復修後改稱“雄山寺”。紅石峽原有明成化年以來大小摩崖題刻164塊，現存120餘塊，似天然碑林，被譽為“塞上書法藝術寶庫”。
在紅石峽“地祗”石窟門北壁有一塊“明嘉靖丙申（1536）”摩崖題記，內容記述明嘉靖丙申年（1536），張珩被任命為都御史巡撫延綏，丁酉年（1537），蒙古貴族吉囊、俺答率精騎三萬，分路入寇，擄掠延綏邊鎮，張珩指揮三十四營堡官兵，英勇抗敵，共斬敵首130餘級，獲戰馬1000餘匹，諸將凱旋而歸，大會於榆林紅石峽。題記後附詩一首，“鼓角川原振，旌旗日月明。屯兵紅石峽，斬虜黑山城。血染芹河赤，氛收榆塞清。單于應破膽，飛檄報神京。”落款：南川張珩。現在看到的許多榆林文史專家的書籍或文章，把這首詩的作者寫為唐龍，還把詩中“斬虜黑山城”改為“斬將黑山城”；“單于應破膽”，改為“陰山應有淚”。
查榆林圖書館所藏的地方文獻明萬曆三十五年（1607）馬希龍《延綏鎮志•卷八》，明代嘉靖十一年（1532）陝西大飢，唐龍被任命為兵部尚書，總制三邊軍務兼理賑濟，有一首“出塞詩”，詩的內容與此不同；而張珩在明嘉靖丁酉年（1537），寫有“秋日出塞”詩，與“明嘉靖丙申”摩崖題記相同，題記與榆林圖書館的地方文獻相印證，糾證了許多榆林文史專家的錯誤，還原了一首名詩的本來面目。
6 結語
榆林的地方文獻，多收藏於圖書館，是地方文史工作者用心血和汗水鑄就的史料豐碑，它們在繼承優秀傳統文化、構建社會文明、建設西部強市中的作用越來越顯著，特別是在文物考證、史學研究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榆林的碑石，都是文物工作者在田野發掘和調查中取得的第一手資料，它記載了當時的歷史史實，是證史、考史、補史難得的孤本資料，也是研究漢與少數民族關係的珍貴資料。榆林碑石中人物大多無史籍也無傳記，但其中記述的人物、地名、事蹟，從多方面補充了圖書館的地方文獻，也糾正了圖書館地方文獻中的一些謬誤。圖書館的地方文獻與榆林的古代碑石，二者互為補充，相得益彰，對研究榆林地區乃至我國古代政治、經濟、軍事、民族、文化、教育、宗教及地方風情起到了重要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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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王富春.中國.佳縣古代石窟藝術.陝西西安.旅遊出版社,2009.8
6 王富春.中國.陝西榆林古蹟攬勝.陝西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12
簡介：王富春，陝西榆林人，1961年生。1987年畢業於西北大學歷史系文博專業。現任榆林市文物保護研究所書記，文博研究員職稱，寧夏大學西夏學研究院,榆林學院政法學院兼職教授，2017年編著出版《中國陝西?榆林四合院》，10年共9部研究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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