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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在傳統世界，每一個個體都是“嵌入”於各種有序的關係中的，在這樣一種視域下，每一個個體都根據他在“嵌入”於其中的整體秩序中所佔據的位置，來獲得自我的認同、行為規範、價值感以及各種社會支持。但是現代社會的一系列重大變遷將個體從這一系列有機關係中連根拔離，成為一個個分離自在、漂浮孤立的原子化個體。於是，我們看到的是這樣一幅現代個體的肖像：既慾望無限，又軟弱無力。

*文章原刊《讀書》2018年8期，轉載自讀書雜誌（ID：dushu_magazine）

群氓是怎樣煉成的？

文 | 王小章

一

法國社會心理學家莫斯科維奇寫過一本《群氓的時代》，在書中，他這樣描述“群氓”：那是一群“由平等的、無名的以及類似的個人組成的變化中的集合體”，是一群“擺脫了束縛的社會動物”，在其中，道德的禁忌鬆弛了，人與人之間的差別消失了，人們在放縱和暴力行為中表達他們的夢想、情感、慾望，這是一個騷動的、情緒高昂的群體，也是一股盲目的不可控制的力量（莫斯科維奇：《群氓的時代》，江蘇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版）。通常很容易認為，群氓之所以為群氓，跟他們文化教育程度的低下有關。但問題是，如果真是這樣，那麼，何以理解群氓現象雖然在傳統社會中也曾偶爾出現，但是，恰恰只是到了教育更為普及的現代社會，反而真正進入了“群氓的時代”？實際上，也只是到了現代，才出現了那麼多研究這一現象的著作：從勒龐的《烏合之眾》到弗洛伊德的《集體心理學》，從奧爾特加·加賽特的《大眾的反叛》到埃裡克·霍弗的《狂熱分子》，從希特勒的《我的奮鬥》到卡內蒂的《群眾與權力》，從約翰·麥克萊蘭的《群眾與暴民：從柏拉圖到卡內蒂》到上面提到的莫斯科維奇的《群氓的時代》，等等。作為一種普遍的、隨處可見的現象，群氓是現代社會的“一種新的歷史現象”。

[法]塞奇·莫斯科維奇著，許列民等譯《群氓的時代》

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

由此，只要我們排除作為一個物種的人本身在基因上發生了什麼突變，那麼，我們就不免要問，是現代社會中的什麼變化，催生了作為普遍社會現象的群氓？或者說，是哪些因素的結合，在一個教育日益普及、看起來“文明程度越來越高”的現代社會中造就了作為“社會動物”的群氓？

有三個因素特別值得關注：第一，平等的價值觀和不平等的社會結構之間的緊張，這帶來了慾望的解放和攀比的普遍化；第二，社會的個體化，這在導致對個體道德約束的解除的同時，也導致了個體的軟弱化；第三，理性公共話語的禁錮式微和表達門檻的下降，這帶來了非理性表達的泛濫。這三個因素的結合，一方面造就了群氓的心理基礎，特別是羨憎交織的怨恨心態（ressentiment）的廣泛彌散，另一方面，也準備了使怨恨由一種潛藏於個體心中隱忍未發的恨意而獲得群體性表達或表露的社會結構性條件。

水彩畫《攻佔巴士底獄》（法國國家圖書館藏，來源：gallica.bnf.fr）

二

許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了群氓現象與平等化之間的關係，有的指出了構成群氓的個體之間的相似，有的指出了他們對於平等的渴求。不過，對於造就作為“社會動物”的群氓來說，更準確地說，真正重要的，不是平等化本身，而是近代以來廣為傳播的平等的價值觀念所激發的對於平等的永無休止的訴求和不可能完全平等的現實社會結構之間的張力。就像托克維爾所著力描述的那樣，無論作為一種價值觀念，還是作為歷史的趨勢，平等化是現時代的基本特徵。這種追求平等（也可以說是沒有正確理解的、被等同於“普世無差異”的“平等”）的激情，造成社會成員對區別地位的符號的密切關注，進而帶來對於差異的越來越多的不容忍。在傳統的貴族制社會中，“人民從不奢想享有非分的社會地位，也絕沒有想過自己能與首領平等……貴族根本沒有想過有誰要剝奪他們自認為合法的特權，而奴隸又認為他們的卑下地位是不可更改的自然秩序所使然，所以人們以為在命運如此懸殊的兩個階級之間可以建立起某種互相照顧的關係”〔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上卷），商務印書館一九九一年版〕。但是，當對平等的追求成為社會上一種壓倒性的普遍激情時，情形就改變了，這是因為：“一個民族不論如何努力，都不可能在內部建立起完全平等的社會條件。……當不平等是社會的通則的時候，最顯眼的不平等也不會被人注意；而當所有人都處於幾乎相等的水平時，最小一點不平等也會使人難以容忍。”〔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下卷），商務印書館一九九一年版〕也就是說，近代以來大力宣揚併為廣大民眾所普遍接受的平等原則或者說價值觀念，引發了攀比的普遍化，引發了慾望的解放：既然所有人都是平等的，那麼，別人擁有的，我也應該有，別人能做的，我也可以做，別人可說的，我也可以說！或者反過來，既然我沒有，為什麼別人可以有？既然我不能做，為什麼別人就可以做？既然我不能說，為什麼別人就可以說？由此造就的，就是群氓心理和行為的一個典型特徵：嫉妒、怨恨、對差異的不容忍，以及由此引發的對有別於自己，特別是優越於自己者施以剷平術、斷頭術的衝動。

諷刺法國大革命前三等級制度的漫畫，第三等級（平民）承受著第一等級（神職人員）和第二等級（貴族）的壓迫（法國國家圖書館藏，來源：gallica.bnf.fr）

舍勒說得明白：在一種有內在等級的社會制度下，社會怨恨會很小，“忍無可忍、一觸即發的怨恨必然蓄積在如下社會中：在這種社會中，比如在我們的社會中，隨著實際權力、實際資產和實際修養出現極大差異，某種平等的政治權利和其他權利（確切地說是受到社會承認的、形式上的社會平等權利）卻不脛而行。在這一社會中，人人都有‘權利’與別人相比，然而‘事實上又不能相比’。……這種社會結構必然會集聚強烈的怨恨”。人人都覺得有“權利”與別人相比，但是事實上又不能相比，這就是怨恨的淵藪。“怨恨在目睹更高價值時歡樂不起來，它將其本性隱藏到‘平等’的訴求之中！實際上，怨恨只想對具有更高價值的人施行斷頭術！”〔《舍勒選集》（上），上海三聯書店一九九九年版〕

舍勒《道德建構中的怨恨》德文版

Klostermann, Vittorio; Auflage: 2017）

但問題是，作為個體，怨恨者實際上往往是軟弱的、無力的，或者說，無力感本身就是怨恨心態的一個特徵。怨恨是這樣一種心態：怨恨者心懷某種渴望，但又處於一種被動無力的身份處境之中，因此，他們一方面對己身的遭遇處境感到不滿不平不忿，但無力感又使其無法以實際的行為或語言來直截了當地宣洩或表達這種不滿不平不忿，更遑論改變其現實的處境，怨恨所表達的，是一種潛藏心中隱忍未發的敵意、恨意和怒意，只是“想”對具有更高價值的人施行斷頭術〔《舍勒選集》（上）〕。換言之，有能力現實地改變自身處境的個體是不會產生怨恨的，甚至，有能力以公開的、實際的行為來表達其不平不忿的個體也不會產生怨恨。怨恨者作為個體一定是相對於其欲求目標而言的軟弱無力者。而問題的弔詭性恰恰在於，在現代社會的平等化釋放了個體的慾望、引發了普遍的攀比的同時，與平等化並行的個體化、原子化又使個體處於普遍的軟弱之中。按照托克維爾的分析，與平等化的進程平行的，是一個個體從各種社會聯繫中的“脫嵌”的過程。在傳統世界，每一個個體都是“嵌入”於各種有序的關係中的：與他人的關係，與地方社會的關係，與特定社會等級的關係，與自然世界和宇宙整體的關係。在這樣一種視域下，每一個個體都根據他在“嵌入”於其中的整體秩序中所佔據的位置，來獲得自我的認同、行為規範、價值感以及各種社會支持。但是現代社會的一系列重大變遷（封建式人身依附的終結、對平等的無止盡追求、由此而來的流動性的增加、穩定的地方共同體和恆定的階級關係的解體，以及強調個人與上帝的直接關係的新教教義、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確立擴張等）將個體從這一系列有機關係中連根拔離，成為一個個分離自在、漂浮孤立的原子化個體。由此導致的後果是，一方面，“脫嵌”使個體脫離了共同體的價值規範的有效約束，使得上述由平等化本身所解放出來的慾望更加恣肆放縱；另一方面，一旦個體脫離了共同體，他就變得孤立無援，一旦個體脫離了現實的各種有機社會關係，他就失去了身份特徵而淹沒在群體之中，變得面目模糊。因此，個體化、原子化帶來的恰恰是個體的軟弱化、渺小化。於是，我們看到的是這樣一幅現代個體的肖像：既慾望無限，又軟弱無力。正是這樣的原子化個體，在其內心潛滋暗長各種難以言說的怨恨的同時，也使自身成為鍛造群氓的材料：作為單個個體的這種軟弱無力感驅使他們不得不去尋求群體力量，在群體之中並在群體的掩蔽下，釋放為內心隱秘的怨恨所驅使的泛濫的激情。

英國政治活動家埃米琳·潘克赫斯特在特拉法加廣場向公眾發表演說（©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London 來源：www.npg.org.uk）

群氓的面紗只待最後撩開。說“只待”，是因為在從原子化個體通向激情氾濫、騷動不安的群氓的路上，原本還有一道防火牆或者說緩衝帶：氾濫的激情一定程度上還可以通過理性來引導和疏解，當然，這種理性必須是如康德所說可以“公開使用”的理性。這就依賴於一個社會性、公共性問題能在其中接受公民自由的、理性的討論和批評，也即允許和鼓勵公民理性“公開地使用”的公共領域的存在。通過公共領域中的這種理性的討論，一方面，“個人型的焦慮不安集中體現為明確的困擾”（米爾斯：《社會學的想像力》，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二〇〇一年版），或者說，“私人憂慮轉換為公共問題”，從而原本私下難以言詮的情緒獲得正式的表達和釋放；另一方面，從這種公開辯論中形成的“公共輿論”作為政治運行過程中一個必須重視的因素，可以促使政府當局採取有效而有序的行動來解決公眾面臨的問題，紓解公眾的煩擾。但是，現代政治發展中出現的兩種現象或者說動向，卻使這種公共領域要麼徹底被取締，要麼呈萎縮狀態。一是全能主義政治，這種政治不僅徹底禁絕就公共問題展開任何公開理性的辯論，而且取締一切國家（政府）與個人之間的中間組織，將原子化的個體牢牢禁錮在原子化的狀態，從而在根本上扼殺了公共領域的社會基礎。二是政治的行政化、技術化傾向，也即政治從一個需要公民參與的公共行動的領域蛻變成一個行政性、技術性的領域，公共性的、需要付諸公眾辯論的政治問題被轉換成了只需交給技術專家、行政專家來解決的行政問題、技術問題，由此導致的，是公眾對“政治問題”展開公開的理性辯論已成為多餘，“公共領域”本身已成為多餘。無論是全能政治，還是政治的行政化、技術化，導致的都是那種能夠對群氓的激情加以有效疏導的“理性的公開使用”越來越不可能。

《社會學的想象力》

[美]C. 賴特·米爾斯 著 陳強 張永強 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6-10

而使問題雪上加霜的是，就在“理性的公開使用”越來越受到禁錮、越來越萎縮的同時，現代社會在結構上、技術上的一些變化發展卻大大降低了人們進行表達社會性、知識性門檻，由此帶來的，是意氣的、非理性的激情表達或者說“怨恨式表達”到處氾濫。要說明的是，這裡的表達，不僅僅是言語的表達，也指行為的表達，如在人口大規模集中的現代城市中變得越來越容易發生的集群行為。當然，在今天，最引人注目的無疑是網絡虛擬空間中的肆意表達。在一個不允許“理性的公開使用”的社會中，從根本上講，虛擬空間絕不是現實公共領域的替代，而是那些面目模糊、缺乏約束、慾望無限、作為個體又深感無力的原子化個體傾倒私人負面情感的垃圾場，是群氓撒歡的舞池。

三

最後需要說的是，對於現代社會中的群氓現象，有兩種截然相反的應對姿態或方式。一種可以稱為“法西斯式”（墨索里尼、希特勒、戈培爾等都極其熟悉勒龐等的著作），即掌握群氓的心理，同時通過諸如煽動仇恨、製造敵人、散佈謊言等來操控之以服務於自身的獨裁統治。另一種則是理性開放社會的方式：認識到“群氓接管社會”的威脅，從而在民主法治的基本制度框架下以有效的制度化方式防範之、化解之。

《社會分工論》

[法]埃米爾·涂爾幹 著 渠敬東 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7-01

在施行這後一種因應方式方面，以下三點是尤其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第一，引導社會成員正確理解平等，同時在這種正確理解的平等共識基礎上，努力實現和保障這種平等。平等不是普世無差異，而是基本權利以及相應義務的平等，在此平等的基礎上，人們必須接受、容忍、尊重人與人之間的差異性、多樣性，並且欣賞這種差異性、多樣性，適應在差異性、多樣性中共同生活。當然，基本權利和義務的平等是重要的，它關乎每一個人作為馬克思所說的“類存在物”的共同尊嚴。因此，必須在這種正確理解的平等共識基礎上真正切實地保障這種權利和義務的平等。現代公民權責（citizenship）制度的確立和切實施行具有根本性的意義，它一方面比較成功地將各階級階層成員關注的焦點引向公民身份地位以及與之相聯繫的權責上的平等，而忽略其他方面實際存在的差異；另一方面，則通過以制度化的方式切實、穩定地促進和保障與公民身份相聯繫的各項權利，如馬歇爾所說的民權（civil rights）、政治權利（political rights）以及社會權利（social rights），從而從形式和實質兩個方面有力地維護社會的基本平等，為理性平和的社會心態提供重要的現實基礎。第二，允許、鼓勵、發展、強化各種位於國家和個人之間的中間社群和組織，使從傳統社會關係中脫嵌出來的個體重新嵌入社會，防止社會的原子化、遊民化。就像涂爾幹所說：“如果在政府和個人之間沒有一系列次級群體的存在，那麼國家也就不可能存在下去。如果這些次級群體與個人的聯繫非常緊密，那麼它們就會強勁地把個人吸收進群體活動裡，並以此把個人納入到社會生活的主流中。”（涂爾幹：《社會分工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二〇〇〇年版）與此同時，還要充分地發揮這些中間社群和組織作為各階級、階層、利益集團之間以及政府和社會之間平時彼此溝通、互動和聯繫的平臺和通道的功能，防止出現托克維爾所說的那種不同集團、階級之間長久地陷於彼此孤立和隔絕，而一旦相互接觸則往往在痛處開始接觸的狀況（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商務印書館一九九二年版）。第三，重建公共領域，允許並保障在公共性問題上的“理性的公開使用”，以理性、平和、負責的公共討論鍛造公共輿論，淘汰極端的、激情式的、不負責任的肆意表達。而概括以上三點，無非就是，通過以制度化方式形塑現代理性公民來防止社會的群氓化。

—END—

「近期專題」

三聯書訊 | 2018年7月

我們的文明建立在萬千書籍的多樣性上：只有像一隻彩蝶從各種語言、對立與矛盾中吸食花蜜那樣，不斷在各種書頁中游走追尋，你才能發現真理。——卡爾維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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