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當兵的人，有啥不一樣，只因為我們都穿著樸實的軍裝……”自1994年第一次被登臺演唱，從軍營到街頭巷尾，只要提起《當兵的人》，無論男女老少，熟悉的旋律和歌詞總能脫口而出。這是一首與華麗、煽情或刻意拔高都毫不相關的歌曲，它贏在脫胎於中國軍人本身的堅貞坦誠、質樸剛毅。也正是因此，戰士們高票將《當兵的人》評選為“20世紀戰士最喜愛的軍旅歌曲”第一名。
轉眼間又到了八一建軍節，《當兵的人》再次迴響在大街小巷。曾為它賦予靈魂之筆的著名詞作家王曉嶺日前接受了《北京晚報》記者的專訪。與共和國同齡的王曉嶺從事創作已近半個世紀，寫的歌詞超過了1000首，除了《當兵的人》，《當那一天來臨》《強軍戰歌》《我們從古田再出發》等嘹亮的新時代軍歌同樣出自他的筆下。
軍旅歌曲在王曉嶺的作品中佔了很大比重，但並不是他創作的全部。早在《當兵的人》問世十年前，王曉嶺就寫出了《深圳情》《風雨兼程》等許多廣受歡迎的通俗歌曲，用一種當時尚不多見的形式，記錄並思索著改革開放浪潮帶來的種種變化。40年來，《陽光路上》（合作）《祖國讚美詩》《看山看水看中國》《山笑水笑人歡笑》……一首又一首充滿正能量的流行金曲，見證著新時代的發展和演進。
寫作歌詞的同時，王曉嶺連續多年擔綱大型音樂舞蹈史詩《復興之路》《勝利與和平》《永遠的長征》等國家重大晚會的策劃和文學撰稿。由他編劇和作詞的歌劇《野火春風斗古城》《永不消逝的電波》《祝福》、舞劇《紅樓夢》《草原記憶》也多次被評為國家精品工程劇目，榮獲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不久前，王曉嶺任編劇的民族史詩歌劇《瑪納斯》 被來華訪問的吉爾吉斯共和國總統點名觀看。
“我的創作是伴隨著改革開放開始的。”在回顧自己的創作經歷時，王曉嶺這樣說道，“改革開放的進程也是我走上創作道路的全過程。”歷史變遷在他的作品中留下了鮮明深刻印記，更啟發著王曉嶺的自省和對時代的思考。
母親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
在王曉嶺的印象裡，自己的童年是與北京城上空的鴿哨聲和部隊大院的嘹亮軍號聲相伴的。“這是一個晴朗的早晨，鴿哨聲伴著起床號音。但是這世界並不平靜，和平年代也有激盪的風雲”，他在《當那一天來臨》中寫下的這段歌詞，正是自己青春年代的留影。王曉嶺成長在皇城根下一個藝術氛圍濃厚的軍人家庭，父親王引龍是作曲家，母親劉薇是解放軍第一代歌詞女作家，他們都曾任職於原北京軍區戰友歌舞團，著名的《長征組歌》就誕生在這個集體中。“我是聽著父輩們的軍歌長大的”，王曉嶺說，“我深深地愛著軍歌，這是我的一種情結。”
王曉嶺和父母在一起
1969年4月，從北京四中畢業後，王曉嶺去山西當兵，開始了七年的連隊戰鬥生活。站崗放哨、野營拉練中一點一滴的體會都被他用紙筆記錄了下來。拉練時，一天揹著揹包走200里路，好不容易能夠沾床休息一會兒，王曉嶺一邊挑著腳上的水泡，一邊仔細琢磨行軍路上的感受。時刻握著筆桿子的他更是軍事訓練的好手，拿過全師輕機槍點射第一名，而這段故事，就成了後來軍營裡傳唱甚廣的《送你一枚小彈殼》。
這期間，王曉嶺經常給母親劉薇寫信，詩和歌詞都寄了不少，讓母親幫他潤色修改。“寫了這麼多，一個字也沒改”，王曉嶺心中不免生出了一點兒埋怨。這個心結直到1976年王曉嶺從山西調回北京時才化解：風塵僕僕的兒子一進家門，母親送上的第一份禮物，就是自己手抄的一沓厚厚的稿紙，上面全是這些年來王曉嶺寄回家的作品，“現在回想母親的心態，這是她的一種特殊關愛吧。我覺得她是這樣想的：沒什麼可改的，你有你們這一代的體驗，我有我們這一代的經歷。就像我現在不輕易去改年輕人的作品一樣，他們有很多東西值得我去學習。”
劉薇曾創作過《戰士歌唱東方紅》《老房東查鋪》《走上練兵場》等許多非常著名的歌詞作品，王曉嶺從母親質樸有力的風格中得到了不少啟發，但要說印象最深刻的，還是母親的為人，“她下部隊從來不是走馬觀花，他們老一輩都是這樣打著揹包蹲連住班，和戰士們打成一片。”王曉嶺曾經和母親劉薇一起去基層部隊採風走訪。每到一個連隊，劉薇都會用小本子記下戰士們的名字，“她就像老大姐一樣，戰士們喜歡什麼、平時愛說什麼，她都會記下來，。”
母親的平易親和讓王曉嶺自愧不如，同時也受益匪淺，“她的詞風非常樸實，基本不用形容詞，都是戰士們的大白話。”比如《看見你們格外親》中的“吃的是一鍋飯，點的是一燈油”，《走上練兵場》裡的“一天不摸槍，手裡就發癢。一槍沒瞄好，吃飯也不香”，沒有富麗堂皇的辭藻，更不需要譁眾取寵的文字遊戲，但這些簡單的語句，就是能讓戰士們覺得親切和發自內心的喜愛，“母親從來不會對我耳提面命，她對我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潤物無聲。”受母親的薰陶，王曉嶺至今仍然要求自己每年至少有三個月的時間去部隊深入生活。他帶著文工團演出隊和創作組走過內蒙古8000裡邊防線的幾乎每一個哨所，登過艦艇，上過坦克，還鑽過前沿陣地的貓耳洞。戰士們的心聲在他的筆下匯成了一首又一首熱血湧動的歌詞作品，伴隨著軍歌的旋律傳遍大江南北。
王曉嶺在基層部隊採風
《當兵的人》唱到了戰士們心裡
1994年八一建軍節，一臺名為《七彩沙盤》的晚會在中央電視臺播出了，王曉嶺沒有想到，他為晚會新創的《當兵的人》由此“一夜傳開”，“我們想過讓《當兵的人》開創一種新的軍歌模式——隊列歌曲和抒情歌曲結合、振奮士氣和抒發情懷相融、獨唱演員引領戰士齊唱。但它這麼轟動，的確是我們沒有預料到的。”
正是在這一年，在調至原北京軍區戰友歌舞團十年後，王曉嶺擔任了團長，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就是狠抓創作。“我們是創演過《長征組歌》的團隊，軍歌一定要傳承下來。”王曉嶺決定先推出一臺大型場館歌舞與士兵演練《七彩沙盤》，“七彩”象徵黨的陽光，“沙盤”代表人民軍隊。晚會開創了軍隊專業文藝團體與部隊官兵同臺演出的嶄新樣式，這種樣式如今已被軍內外文藝晚會廣泛運用，而《當兵的人》，正是這場晚會的主題歌。
《當兵的人》最初的靈感來自王曉嶺在前線的見聞，“我曾在貓耳洞裡待了半年，跟著演出隊送戰士們出征，親眼看到過他們的犧牲。”在邊陲附近的一座青山裡，多少士兵永遠地留下了年輕的生命，烈士的墓碑深深地埋在王曉嶺的記憶中。“進入改革開放年代，軍人的價值體現在哪裡呢？他們保衛過邊境，經歷過流血犧牲，但國家的重點已經轉移到和平建設上來了，這個時候，軍人和普通百姓究竟是一樣還是不一樣呢？”王曉嶺給自己提出的問題，其實也是當年廣大指戰員所面對的現實處境。王曉嶺用“自問自答”來詮釋《當兵的人》，戰士們和老百姓“一樣”有血有肉，會想念家鄉與難得相見的父母，但他們的“不一樣”在於肩負保家衛國的重任，“和平時期，軍人仍然是最可愛的人，祖國仍然離不開軍人的奉獻，我們應該堅守自己的理想和信念。”
《當兵的人》的得名還有一個鮮為人知的小插曲。 《當兵的人》原來叫《一樣不一樣》，還譜過一個抒情版的音樂，大家對這一版的效果都算不上滿意，於是王曉嶺找到了作曲家臧雲飛。早在山西當兵的時候，王曉嶺就和臧雲飛有過初次合作，“我幫省軍區文藝演出隊寫了一部組歌，就是臧雲飛指揮的，他那會兒的專業是拉手風琴。”那一年，王曉嶺24歲，臧雲飛更年輕，只有21歲。20年後，兩位昔日的老戰友和黃金搭檔又一次想到了一起。從王曉嶺手中接過歌詞後，臧雲飛建議把名字改成更加響亮的“當兵的人”。作曲很快完成，“它不是完全的進行曲或者抒情曲，它既有步伐的雄壯，也有內心的柔情，音樂上是陽剛豪邁的，也是深有感觸的。”剛柔兼濟的《當兵的人》一登臺就大獲成功——電視機前的觀眾要求出錄音帶，在晚會上演唱這首歌曲的北京衛戍區戰士則把《當兵的人》帶回了軍營，很快就傳遍全軍全國。“一首歌曲真正被喜愛，是因為它集中準確地反映了社會面貌和大眾心態”，《當兵的人》就成功在“它唱進了戰士們的心裡”，王曉嶺也因此被譽為“戰士心中最美的詞作家”。
用創作見證改革開放
回想起自己的創作，王曉嶺經常說：“我的創作就是伴隨著改革開放開始的，改革開放的全過程就是我創作的全過程。”時代變遷在他的所有作品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記。1976年，王曉嶺進入中國解放軍軍樂團創作室開始了專業創作。“我到軍樂團那年27歲，由於歷史的機遇，一進團就寫出了傳唱全國的《歌唱敬愛的周總理》（《三唱周總理》）。”轉眼到了1978年，改革開放的浪潮席捲全國，在音樂上最直觀的體現，就是港臺流行歌曲在大陸風靡一時。“通俗歌曲近人情，音樂形態也容易讓年輕人喜歡，是最讓我們覺得耳目一新的。”
當時，內地的流行音樂尚在萌芽階段，港臺流行歌曲幾乎一統天下。王曉嶺敏銳地覺察到，通俗歌曲擅長反映改革開放帶來的世態人情變化。中央電視臺的《九州方圓》劇組恰好向他發出邀請。“他們還找到了軍樂團作曲家季承、曉藕，說希望用‘歌會’這種新形式來歌頌改革開放，我們三個一聽都非常高興。”按照腳本的設計，整場歌會需要13首歌，而所有的歌詞創作，都是由王曉嶺獨自完成的，著名歌手程琳的《風雨兼程》就在這13首歌曲之中。
1984年春天，王曉嶺為此來到了改革開放的窗口——深圳。“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巨幅標語醒目地矗立在道路兩側，摩天大樓從昔日的小漁村拔地而起。“我在深圳待了半個多月，眼看著國貿大廈‘長’了兩層。”出租車、度假村、歌舞廳……深圳充滿了讓王曉嶺感到驚奇的新鮮事物，在北京的夜晚仍是一片漆黑的時候，深圳已經是一座五光十色的霓虹之城了。
坐著年輕女司機駕駛的出租車夜遊深圳的畫面被王曉嶺寫進了《夜色闌珊》：“晚風吹過來，多麼地清爽，深圳的夜色絢麗明亮。”從全國各地來打拼的人們成為了《風雨兼程》的主角：“那天你要去遠行，正是風雨濃，山高水長路不平，願你多保重。”深圳本土人對家鄉的熱愛，在《深圳情》中也有真摯的表達：“深圳春也深，深圳秋也深，世上多少美的花，在這裡紮下根。”王曉嶺從各個角度觀察描繪著這片日新月異的土地。“年輕”是他對深圳和改革開放最深的印象。“那是一個年輕的城市，我當時才35歲，在那兒就覺得自己已是個老人。他們速度快，觀念新，打破了很多條條框框，那就是中國未來發展的方向。”
在王曉嶺的筆下，流行歌曲是時代發展的風向標。軍旅歌曲同樣如此，改革開放以來，軍隊的發展變化也不斷被他記錄筆端：90年代的《當兵的人》，是在戰士們尋找自我價值的節點上應時而生，21世紀初的《當那一天來臨》，是軍隊發揚戰鬥精神、做好軍事鬥爭準備的見證，《強軍戰歌》和《我們從古田再出發》則是改革強軍年代的衝鋒號角和鏗鏘誓言。值得一提的是，在1999年、2009年和2015年三次天安門廣場大閱兵中，這四首歌曲或是被軍樂團奏響，或是被千人合唱團現場演唱，如此“殊榮”，對於一個歌詞作家來說實屬罕見，也是無上的褒獎。
“來也匆匆，去也匆匆，就這樣風雨兼程。”不少朋友都說，《風雨兼程》中的這句歌詞，寫的就是王曉嶺自己。2013年到2015年，在大部分同齡人早就含飴弄孫的年紀，王曉嶺依然帶領主創團隊，用近三年的時間打磨了戰友文工團繼《長征組歌》之後的又一部紅色經典——大型聲樂套曲《西柏坡組歌》。無論時代怎樣發展，王曉嶺認為，好的作品一定要有創作者的思考在其中。“我一直在不斷地反思自己到底要幹什麼，要達到的目的是什麼。如果人沒有反問自己的過程，就達不到思想的深度。理性對於文藝作品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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