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深圳衛人委將《深圳市醫師多點自由執業實施細則》報省衛生廳備案後獲得支持。此次深圳探索試行“醫生多點自由執業”，被視為最有希望成為打破現有醫改體制僵局的“突破口”。
只差最後一步，歷史就被改寫。
今年7月，深圳市衛生和人口計劃生育委員會（簡稱深圳衛人委）將《深圳市醫師多點自由執業實施細則》（以下簡稱“細則”）報廣東省衛生廳備案後，廣東省衛生廳主持醫改的副廳長廖新波已經在文件上批示大力支持。但是，就在衛生廳即將向全省系統發文的前一刻，深圳市政府以深圳市法制辦的名義，緊急將該實施方案的報備從省廳撤回。多方消息指出，深圳是在受到最高層有關方面的壓力之後，而不得已中止此方案的實施。
新醫改十餘年來，“看病貴”、“看病難”、“醫患關係惡化”等老問題仍普遍存在。而此次深圳探索試行“醫生多點自由執業”，被視為最有希望成為打破現有醫改體制僵局的“突破口”。但遺憾的是，在即將實施的前夕還是突然被畫上了句號。
突然叫停背後
7月中旬，深圳衛人委已經將《深圳市醫師多點自由執業實施細則》編制完成並報省衛生廳的消息在此間不脛而走，社會各界對這個料將觸動全局的改革措施寄予厚望。
但頗具戲劇性的是，就在廖新波為剛剛批示過的文件感到由衷喜悅的時刻，深圳方面突然做出一個讓人措手不及的舉動——將報備到手的這份文件緊急撤回。
據包括接近深圳市政府人士在內的多方消息指出，此次深圳緊急撤回“細則”，應是受到了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簡稱國家衛計委）方面的壓力。有媒體報道稱，在媒體廣泛報道深圳的改革方案後，國家衛計委有關人士給深圳市政府打來電話稱，在多點執業問題上，國家衛計委有整體部署，深圳的多點執業方案“步子邁得太大，要緩一緩”。
2009年9月，國家衛生部曾下發《關於醫師多點執業有關問題的通知》，允許醫生合法進行多點執業，該通知正是新醫改的一項重大措施之一，也被外界視為醫改的方向。但是，該通知要求，“醫師受聘到其他醫療機構執業，應當經所在單位和相關衛生行政部門批准”，“醫師原則上應當在同一省、自治區、直轄市內執業，地點不超過3個”。
此後，廣東、海南、雲南、四川、北京、江蘇等地相繼展開了試點工作。數年來，正是由於上述限制條件的存在，醫生的自由流動並沒有預想中的那樣出現“井噴”。從2010年1月實施至今，深圳申請獲批多點執業醫師只有36人，包括備案在內僅有100多人；整個廣東省16萬多名註冊醫師，僅有3800多人申請。
據悉，此次深圳報批的新方案，全文只有1100餘字，共12條。不同的是，新方案中醫生變換執業地不再受第一執業地點醫療機構之管制（僅需在深圳市衛人委指定網站先完成備案），且醫生選擇其他執業地，亦將不受數量限制。彼時，深圳市衛人委醫政處處長廖慶偉對外不無驕傲地說，深圳的改革“將多點自由執業變成醫生的天賦權利”。卻不料，在短短的一個多月後，深圳市衛人委宣教處人士以及廖慶偉本人在同一問題面前接受《華夏時報》記者採訪時開始三緘其口。
據知情人士透露，在深圳方案被媒體披露之後，國家衛計委主任李斌還專程赴深圳調研，“但是，該方案在衛生部的內部會議上引起了很大的爭議，反對的聲音認為步子邁得太大。”
病人跟著醫生走”
廖新波一直在體制內傾注於醫改的推動。在他看來，深圳的改革一旦實施，讓醫生流動起來，對現有的醫療體制將產生“革命性的影響”。
廖新波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任何改革都會有不同的聲音，但不能有不同的聲音就放棄改革，如果有人認為步子太大，方案可以適當調整，但深圳方面不應該如此徹底地“臨陣脫逃”，放棄全部改革方案的推進。
廖新波認為，“從政府的角度來看，肯定希望更多的醫生均衡地分佈在所在轄區各地。醫療資源的均等分佈，必須通過醫生的流動來實現。但是，這種流動不能依賴‘對口扶貧’、‘上山下鄉’等行政命令來實現，而需要通過一種機制來調節。”
在衛生系統的內部會議上，廖新波不斷向別人反問，“假如你是衛生廳長，你希不希望全省的病人都集中到廣州來看病？假如你是縣衛生局長，你希不希望你縣裡的病人都跑到省裡去看病？這種醫療資源分佈不均靠誰來調節？”廖新波說，“病人跟著醫生走”是國際潮流，而在現有的醫療體制與人事制度下造成的中國現狀，卻是“病人跟著醫院走”。
廖新波認為，正是由於沒有形成“病人跟著醫生走”的合理機制，無法形成理性的社會醫療消費心理，反過來也強化了醫生對體制（公立大醫院體系）的依賴。他舉例說，原廣東省人民醫院醫生林峰，是腸道外科的全國頂尖專家，不久前從省醫院離開後加入中山大學附屬第六醫院，卻並沒有馬上出現業內普遍預期的“門庭若市”。“這就是現有體制造成醫生對醫院產生依附效應的一個例子。”
分析者認為，正是醫生的流動性弱才會出現這種悲哀。這種弱流動性，使得社會只是簡單地建立了病人與醫院的信任關係，而病人與醫生之間的對稱性卻無法建立起來。而本質上，醫生與病人才是醫療的中心。
難於衝破的體制牢籠
據悉，不光全國各地的醫生對深圳的改革方案普遍叫好，就連深圳本地的許多醫院院長也都很支持。深圳方案夭折之後，引發了此間不少人士的惋惜和悲嘆。
據知情人士透露，儘管深圳市政府此前說服了各界的意見，但暗地裡“有一些大醫院院長極力反對。體制的牢籠被衝破，引發了這些院長的擔憂，他們認為這些醫生是自己培養出來的，不能這樣白白流失”。
對於這種擔憂，高州市人民醫院改革奠基人、前院長陳光煒認為“完全是多餘的”。陳光煒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說，醫生的流動無論是對大醫院還是基層醫院都是有利的，人才的流動不會削弱大醫院的實力，反而會促使這些醫院增強緊迫感，改善醫院的管理機制，提高醫院的效率；對基層醫院來說，通過引進有高超醫術的醫生，帶動一個科室的發展，將培育、傳承一批又一批的人才。“因此，醫生多點自由執業意義十分重大。”
20世紀90年代，高州醫院正是從北京等地將一些全國赫赫有名的專科醫生請到高州醫院指導、坐診，才將其多個強科室逐步建設起來。很顯然，高州醫院並沒有給北京的那些大醫院造成絲毫損害。
陳光煒認為，醫生的流動，自然會給醫生帶來更高的合理報酬。人為壓低醫生的報酬，也是紅包回扣屢禁不絕的原因之一，醫院自然也將因此而落入“以藥養醫”和高檢驗費的畸形收入結構怪圈。
在廖新波看來，更重要的是，醫生自由流動迴歸了醫生的尊嚴。“省人民醫院的一個心血管專家，每天掛號超過200人，這相當於一個國外專家半年的工作量。病人排隊幾個小時，3分鐘就要打發掉，這種靠低廉掛號費的‘薄利多銷’模式，嚴重損害了醫生的尊嚴，也無法保障病人的權利。”
廖新波認為，醫生的多點自由執業，最終會形成一種市場機制對醫生自身與病人群體進行分類，形成這種自然分類，就不會導致一個簡單病也去掛號找專家看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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