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賓虹臨古與寫生:畫不師古,未有能成家者!

黃賓虹臨古與寫生:畫不師古,未有能成家者!

年逾九旬的黃賓虹先生依然在做著“日課”

賓翁既是“善畫者”、“善學者”,又是“善為師者”。所以他“師古”,並不泥古,他“師跡”,並不依樣畫葫蘆,他師“森羅萬象”,又與“中得心源”相結合,因而做到取精用宏,能“運造化於掌上,顯萬變之象於筆端”,終而獲得創造,形成山水藝術上的獨創風格,成為一位傑出的山水畫家,並對近代山水畫的發展,作出了傑出的貢獻。——王伯敏

“師古人”與“師造化”,寫生與臨摹,是每一箇中國畫家都面對的問題,但面對的結果卻千差萬別。這是因為,他們“師古人、師造化”的理解和實踐不同。黃賓虹和我們的不同在哪裡呢?在他以求道的精神對“師古人”與“師造化”作了畢生不懈的追求,也在他對中國繪畫和中國文化有深刻而獨到的理解。在畫史上,只有極少數人才能做到這樣,所以黃賓虹才說“大家不世出”。——郎紹君

在學習中國畫時,“臨古”與“寫生”是兩門最基本的功課,但也是貫穿畫家一生的修行。年近九旬的黃賓虹在給弟子的信中還不無感慨地說:“近悟於古蹟與遊山寫稿,融會一片,自立面目,漸覺成就可期。”

儘管大家都知道臨古與寫生的重要,可是中國畫有其特殊性,如何臨古,如何寫生,這還真是一個困擾著許多業餘愛好者、學習者乃至畫家的大問題。回頭看看黃賓虹先生的示範,興許能獲得不少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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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王維山水


摹古

黃賓虹一生臨古不輟,提倡古人“終日伏案,不遑少息,藏焉修焉,優焉遊焉”的臨摹精神,甚至說“畫不師古,未有能成家者”。在他看來,臨摹是學習前人理法,“由舊翻新”的必由之路,而且是一個長期過程,“不可求脫太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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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李公麟山水

可是,畫史上名家眾多,臨摹者首先就面臨著如何選擇的問題。“大人達士,不局於一家,必兼收並攬,廣議博考”,然後“詳其離合異同之旨,採其涵源派別之微,博覽古今學術變遷之原”。所以,黃賓虹認為選擇的前提是兼收並攬,是一個從“詳其異同”到“涵源探微”再到“博覽變遷”的研究過程。黃賓虹專於畫史研究,能夠衡校古人,辨別其優劣成敗,提出“唐人刻劃,宋人獷猂,元季四家出入其間而以蕭疏淡遠為之”的觀點。他曾對學生說:“我在學畫時,先摹元畫,以其用筆、用墨佳;次摹明畫,以其結構平穩,不易入邪道;再摹唐畫,使學能追古;最後臨摹宋畫,以其法備變化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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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李成、范寬山水

臨摹不只是選擇問題,還需考慮如何臨摹,用怎樣的方法和態度臨摹。黃賓虹認為臨古的目的是“撫躬自問,返本而求,自體貌以達精神,由理法以期於筆墨”。他還認為,畫有章法而乏筆墨者,可通過“摹”“取其位置得宜”;畫有筆法者,可通過“臨”“得學其用筆”,而“有筆有墨者,只可與人觀覽,以用墨非臨摹可得,必待平日之練習功候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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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大小米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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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馬遠山水

黃賓虹的臨古畫稿,多用簡筆勾勒。如其所言,“觀古名畫,必勾其丘壑輪廓,至於設色皴法,不甚留意”。這種臨摹古畫時所用的速寫式勾勒畫法,即黃賓虹所謂的“勾古畫法”,是他有關“出繁入簡”的思考與實踐。黃賓虹說“勾勒屬筆,皴法屬墨”,“畫法之妙,純視筆法”,“畫法用筆線條之美,純從金石、書畫、銅器、碑碣、造像而來”,所以在他看來,“勾勒”用筆不僅源於書法用筆的標準,也通於自然造物的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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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黃公望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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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王時敏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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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漸江山水

從表面上看,黃賓虹的畫稿與原作貌似的極少,這與他的臨摹態度有關。“臨摹古人名跡,得其神似者為上,形似者次之。有以不似原跡為佳者,蓋亦遺貌取神之意。古來各家用筆用墨,各有不同,須於名跡中先研求如何用筆,如何用墨,依法對寫,與之暗合,是為得神。若以跡象求之,僅得貌似,精神已失,不足貴也。”又說“藝術流傳,在精神不在形貌,貌可學而至,精神由領悟而生”。


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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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賓虹在西湖邊寫生

中國畫論向來重視師法造化。黃賓虹也一再說“師古人莫若師造化”,“造化無窮,取之不盡……知師古人,不知師造化,終無以得山川之靈秀也”。“師造化”可以解釋為學習自然,體悟自然,其含義比“寫生”更為寬泛,寫生只是師造化的一種方法。“寫生”二字,古人有時指對物描繪的方式,有時指“寫其生意”。黃賓虹論畫,較少用“寫生”一詞。當他用“寫生”時,有時指對景描畫,有時指根據記憶作畫(或稱之為“紀遊”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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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西畫相比,中國畫的寫生更強調選擇、剪裁,也更注重神似。黃賓虹在一段論中西寫生之區別的話中說:“蓋習國畫與習洋畫不同,洋畫初學,由用鏡攝影實物入門;中國畫則以神似為重,形似為輕,須以自然之筆出之。”又說:“江山橫截交錯,疏密虛實,尚有不如圖畫處,蕪雜繁瑣,必待人工之剪裁。”所以既“要懂得‘舍’字”,又“要懂得‘取’字”,即強調對實景進行選擇性的提取甚至重組,“取捨”之間便是心存圖式與自然造化的互融互滲,最終達到“人巧奪天工,剪裁出青藍”的“如畫”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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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賓虹臨古與寫生:畫不師古,未有能成家者!

於是黃賓虹提出了中國畫寫生的方法與重點:“故必明各家皴法,乃可寫生;次則寫生之道,不外法理。”這裡提出了兩個關於寫生的重要問題:一是寫生與筆墨的關係,二是寫生與理法的關係,兩者都與“師古人”有關。在他看來,寫生的第一個前提是學習筆墨,第二個前提是明瞭古法,進而在寫生中體悟理法,終而化之。所謂“法從理中來,理從造化變化中來”,黃賓虹通過自然印證古法,又由古法感受自然,從而將“師古人”與“師造化”相貫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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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一九四八年致朱峴英的信中說:“近悟於古蹟與遊山寫稿,融會一片,自立面目,漸覺成就可期,然全以筆墨用功為要。”黃賓虹的卓然成就的確與此密不可分,如他將筆墨之法與山水的各種自然特性,乃至內在精神和形式審美等相對應,又如他將“夜山”的心理感悟與北宋山水畫的風格相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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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賓虹一生遊蹤所及,逾北燕,跨南海,攀天都,涉洞庭,九上黃山,五上九華,四上岱嶽,折桂林之一枝,挹匡廬之五老,到七十餘歲時,已經遍歷蘇、浙、皖、滬、燕、晉、陝、甘、贛、湘、鄂、閩、粵、桂、黔、蜀、滇等諸省市的名山大川,並遊香港,可謂盡閱祖國大好河山,且“遊跡所到”皆“收入畫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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