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一公，1967年5月5日出生於河南鄭州，1989年畢業於清華大學，1995年在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獲博士學位。中國科學院院士、結構生物學家、清華大學教授 。曾獲第二屆“未來科學大獎”之“生命科學獎”。現任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第九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 ，西湖大學校長 。
2008年，作為普林斯頓大學生物系建系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施一公拒絕了1000萬美元的科研經費資助，全職回到中國，擔任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紐約時報》曾在名為《逆勢而上——中國吸引海外科學家歸國》的報道中開篇就用施一公作為例子。普林斯頓大學物理學教授羅伯特·奧斯汀則表示：“他是我們的明星，我覺得他完全瘋了。”
自上世紀80年代“科學的春天“以來，國內科學家被公眾的目光冷了太多年。施一公這樣的明星科學家，對於中國，對於下一代，太重要了。原全國政協副主席、中科院院士王志珍說：“施一公在中國的土地上，做出了比在國外更好的、更有價值的科學成果。但不僅止於此。”可以說是科學也需要旗幟的作用。
施一公曾發表演講：當所有精英都想幹金融，這個國家一定出了大問題。以下為施一公演講摘錄：
如今我們的GDP已經全球第二，但是看技術革新和基礎研究的創新能力，作為一個國家我們排在20名開外。我不知道在座的哪一位可以心安理得地面對這個數字。我們有14億人口，
我們號稱重視教育、重視科技、重視人才。我們的科技實力、創新能力、科技質量在世界上排在20名開外。有的人或許會懷疑，會說我們都上天攬月、下海捉鱉了，怎麼可能創新不夠，我們都高鐵遍佈祖國大地了，怎麼可能科技實力排在20名開外。
我想說的是，你看到的指標和現象，這是經濟實力決定的，不是科技實力決定的。我們佔的是什麼優勢，我們佔的是經濟體量的優勢。請大家別忘了1900年我們簽訂《辛丑條約》賠款九億八千萬白銀的時候，中國的GDP也是世界第一，但大不代表強，這是我們面臨的一個沉重的現實。
我在海外的時候，只要有人說我的祖國的壞話，我會拼命去爭論，因為我覺得我很愛國。四月份，我在瑞典皇家科學院年會上領獎，晚宴時，與一位瑞典的知名教授聊天，談到中國的科技發展，他很不屑一顧，我覺得很委屈、很憤懣，但是我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不管怎麼說，我們國家登月已經實現了，你們在哪兒？
但他回敬了一句，讓我說不出話。他說：施教授，如果我們有你們中國的經濟體量，我們能把五百個人送到月球上並安全回來。我們對國家的科技實力和現狀應該有一個清醒的認識，
中國的大學很有意思，比如我曾經所在的清華大學，學生從入學開始，就要接受“就業引導教育”。堂堂清華大學，都要引導學生去就業，都讓學生腦子裡時時刻刻有一根弦叫就業，我覺得非常不可思議。研究型大學從來不以就業為導向，從來不該在大學裡談就業。就業只是一個出口，大學辦好了自然會就業，怎麼能以就業為目的來辦大學。就業是一個經濟問題，中國經濟達到一定程度就會提供多少就業，跟大學沒有直接關係。
讓學生進去後就想就業，會造成什麼結果？就是大家拼命往掙錢多的領域去鑽。清華70%至80%的高考狀元去哪兒了？去了經濟管理學院。連我最好的學生，我最想培養的學生都告訴我說，老闆我想去金融公司。當這個國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轉的時候，我認為這個國家出了大問題。
管理學在清華、在北大、在整個中國都很熱，這是違背教育規律的一件事情。每個學校都用就業這個指標考核領導，這對大學有嚴重干擾。我們的大學現在基礎研究能力太差，轉化不出來，不是缺乏轉化，是沒有可以轉化的東西。
你們認為我們的文化鼓勵創新嗎？我覺得不鼓勵，我們的文化鼓勵槍打出頭鳥，當有人在出頭的時候，我覺得很多人在看笑話。當一個人想創新的時候，同樣有這個問題。什麼是創新，創新就是做少數，就是有爭議。科學與民主是兩個概念，科學從來不看少數服從多數，在科學上的創新是需要勇氣的。
我們有1400萬中小學教師，我們雖然口口聲聲希望孩子培養創新、獨立思考的思維，但我們的老師真的希望孩子們多提一些比較尖銳的問題嗎？這和我們的部分文化，師道尊嚴又是矛盾的，所以我們在創新的路上的確還揹負了沉重的文化枷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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