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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兼職被“坑”
背後是普法教育的缺失
文 |程彥暄
近日，大三學生張斌(化名)在烏魯木齊市西山路滿頭大汗地發放傳單，一天日結80元工資。就在幾天前，他剛辭去上一份兼職。他表示，上班前說好周結薪水，可一週過去，經理說老闆不在，工資發不下來，他只好放棄了這份兼職，這已經不是他第一次被惡意欠薪。張斌告訴記者，不少同學都遭遇過暑期打工時被惡意欠薪、修改工時、同工不同酬等情況。（8月6日《法制日報》）
大學生，一邊在接受著高等教育，一邊卻又在職場上屢屢被“坑”，更有甚者，面對各種不公、不法、不道德的欺詐行為時，不僅不去依法維權，反而選擇了默默忍受、自認倒黴，用張斌的話說：“入職的時候提交了個人信息，害怕被報復。”因為恐懼、無助，所以“主動”放棄了自己的合法權利和利益。
合法的、有理的不敢維權，違法的、無理的反而在咄咄逼人，難道說是世道變得黑白不分了嗎？當然不是，從小我們就被教育“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既然“理”在自己這一方，光天化日之下又何懼他人的打擊報復，真正該擔心害怕的是違法違規的用人單位及其負責人。
縱觀社會職場，還沒有哪位欠薪者敢在討薪者面前理直氣壯，卻唯獨敢“欺負”兼職的大學生。大學生反而成了職場上的維權弱勢群體，不得不說：“這是某些高校管理者、教育者的悲哀，是普法教育的缺失，更是應試教育的苦果！”
俗話說：“吃一塹長一智！”然不少大學生雖說吃了不少苦頭，卻依舊沒能吸取經驗教訓，許是在他們的潛意識中這種不公正、不合法、不道德的行為就是正常的職場“潛規則”，自己碰上了只能說“運氣欠佳”，亦或受到不良環境、風氣、傳聞的影響，因懼怕打擊報復而不敢維權。
之所以會如此，是因為在他們的腦海裡缺乏足夠的法律知識和社會常識。維權，不是被“坑”後才開始，而是從確定勞動關係之初便已建立起的勞務關係。兼職者有權要求用人單位同自己訂立書面合同或協議，以便維護和保障彼此後期的合法權益。
不過，生活中，對於兼職者而言，更多的是“口頭協議”，雖說沒有“字據憑證”，但依舊不影響其法律效力。《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第六十九條規定： 非全日制用工雙方當事人可以訂立口頭協議。可見，口頭協議也是合同形式中一種重要的表現形式，受法律保護，可依法維權。
訂立口頭協議不是問題，問題是對於不少大學生而言，維權難就難在舉證上。這就需要多留一個“心眼”，在訂立口頭協議的時候，可用手機或其他數碼設備錄音、錄像，或者請無利害關係第三人在場作證，同時注意保留彼此間的轉賬、溝通、交談的書面信息或聊天記錄，如此，便可有效避免日後糾紛的發生，利於依法維權。
普法教育不是上幾堂課、留一些臺賬資料、交幾份總結報告就能應付了事的，而是要將普法教育做實做細，讓學生真正知法、懂法、守法、用法。當學生真的實現了將法律知識學以致用，想必再難有用人單位及其負責人敢“坑”、能“坑”、想“坑”大學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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