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人才歷來是中國變革的重要助力，從辛亥革命、北伐戰爭到聯美抗日、改革開放，莫不如此。“入世”16年後，中國對外開放又處在十字路口。雖說“海歸”中湧現出 “螞蟻金服”井賢棟、“攜程”梁建章、“滴滴”柳青等傑出代表，但還是有不少海外人才在駐足觀望，他們在等待什麼？
一種說法是，我國60%以上的留學歸國人員從事著基礎崗位，對工資並不滿意。調查顯示，具有博士學位的“海歸”月薪主要集中在人民幣5000—10000元，而近5成碩士“海歸”月薪不足5000元。這可能與他們眷戀“家鄉”的環境，未能待在全球化崗位更多的國內一線城市有關。
據統計，目前“海歸”在一線城市就業的比例只有一半左右，而對照北京和上海的經濟規模，可以發現廣州在吸引“海歸”方面的潛力很大。廣州在戰略性新興產業，如新生物工程/新醫藥，新一代信息技術，以及貿易零售業、服務業和高端裝備製造方面，都有成熟的配套基礎，也能提供業界可觀的薪資。而且，中國正處於人口遷移的第二個階段，即人口從農村和三四線城市，向一二線大都市圈及衛星城遷移，同時三四線人口面臨“遷入停滯”。由於大都市圈人口繼續增加，集聚效應會更加明顯，而依託“珠三角灣區”，又有著較低土地開發成本的廣州，其未來競爭優勢非常明顯。
近十年來，廣州登記的留學歸國人員從不到2000人猛增到超過6萬人，但還是遠遠不夠。在廣州成為“一帶一路”樞紐城市後，無論是政府、高校和科研院所，還是央企、民企和地方國企，對海外人才的需求都在增加。在金融扶持方面，廣州將引入市場力量對“海交會”平臺落戶的人才項目，提供3年150億元規模的投融資支持。
如果說，京滬的科技管理存在“重官名位，輕實際能力；重國有科研，輕民營科技”的傾向，那麼廣州的平民化、實用化風氣，正好可以克服上述弊端。這裡政府信息透明，民間沒有地域歧視。即便是那些沒有博士以上學位、年薪也不到50萬元的外籍華人，也可以在廣州找到尊嚴感，活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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