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7日，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保監會等部門聯合發佈《關於規範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業界稱為“資管新政”，標誌著金融資產管理業務進入強監管的時代，近日資管新規相關政策細則出臺，在保持監管框架、方向不變前提下，對部分規定予以進一步明確，並對過渡期內的整改要求作出有限度的放鬆，以利於金融靈活有效服務實體經濟。日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有資產管理辦公室主任徐鵬程接受《金融時報》記者專訪，他認為，進一步促進金融迴歸服務實體經濟本源，需要創新功能性監管，研究制定出金融機構服務實體經濟的相關統計和考核體系，對績效情況進行量化評價，探索新的服務模式。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 國有資產管理辦公室主任
徐鵬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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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為何體內循環
徐鵬程認為，金融資產發展速度過快的原因是金融業,尤其是金融資產管理業務有著較高的收益。由於結構性原因和歷史原因，實體經濟的一些領域已出現產能飽和，造成投資收益率下降，加上實體經濟面臨的其它一些困難，如原材料價格上漲、人工成本增加等，使投資實體經濟的吸引力降低。大量資金湧向金融體系內，通過各種金融資產管理工具進行了“體內循環”，這種“空轉”對實體經濟的發展沒有幫助。資金大量進入股市、債市，或者以各種資產管理業務的形式套取高回報，擠壓了實體經濟的資金來源。有一部分金融資本經過金融機構的體內循環，雖然最後也流向實體經濟，比如先從商業銀行流到信託、基金公司等機構，再通過這些機構到達實體經濟，但經過了數道“手續”後，資金的成本已經大為增加，一些金融機構利用企業急於得到資金的迫切心理，不僅通過信託、保險、券商、私募等多重包裝、多道程序故意賺取額外收益，而且還設置大量不合理的附加條件，這些都進一步推高了企業的融資成本，壓縮了實體經濟的利潤空間。
徐鵬程說，實體經濟結構不合理，房地產金融化也是金融脫實向虛的一個原因。房地產雖然也屬於實體經濟，但房子除具有居住功外，還被人利用為炒作獲利的工具，這就使房地產成為一種特殊的實體經濟，與金融產品具有類似的特性，基於趨利的本性，金融資產也願意流入房地產市場，2017年全國銀行新增貸款12.65萬億元，但房地產貸款就佔到44.8%，將近一半。目前，房地產業創造的GDP只佔總量的約5%，但它卻佔有約25%的信貸資源，一些具有貸款優勢的國有企業，經常利用輕易到手的廉價資金大舉進入房地產市場，加劇了房地產市場的泡沫化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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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功能性監管
面對因金融資產管理業務膨脹式發展所帶來的種種問題，尤其是所造成的金融業服務實體經濟能力降低的問題，怎麼解決？徐鵬程認為，監管部門需創新功能性監管，加強貨幣政策與宏觀審慎政策間的協調。他說，當前，金融機構開展業務往往跨越不同的金融市場，各個行業和市場存在交叉現象，監管的難度本來就很大，而部分金融機構在開展業務中還存在亂加槓桿、多層嵌套等現象，增加了監管的複雜性。以往的金融監管以機構監管為主，為適應金融創新的需要，應加強專業領域歸口管理，就單一業務品種實現垂直化、一體化、穿透式監管，實現行為監管和功能監管。應加強監管協調，一方面處理好貨幣政策與宏觀審慎政策之間的調節和控制，另一方面加強對影子銀行、互聯網金融、金融控股公司等重點金融機構的監管，從宏觀和微觀兩個方面提高監管的有效性，及時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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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金融業迴歸本源
徐鵬程強調，服務實體經濟是金融業的本源，金融機構應明確自身定位。根據西方學者的有關金融理論，金融發展有時會存在“非理性繁榮”的假像，其過度發展會引起自我擴張、自我循環，反而成為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障礙。金融的本質在於資金融通，中介是其主要功能，發展目標是服務實體經濟，這是金融的初衷。從現代金融的定位看，它可以服務實體經濟，也可以服務虛擬經濟，但二者必須協調，不能偏廢。金融與實體經濟有著相輔相成的關係，如果實體經濟得不到發展，金融自身的繁榮也將難以持久。當前，金融業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有所下降，金融資產錯配的現象普遍，資產成本高築，任其發展下去金融業就會從實體經濟的服務者變成“剝削者”。應及時扭轉這種不正常局面，重新審視金融業的定位，讓金融業迴歸到最初的本源，突出金融業的信貸作用和金融中介作用，防止出現資產泡沫和系統性風險。當然，虛擬經濟也並非一無是處，關鍵在於合理發展，與實體經濟建立相互協調的發展有關係。實體經濟如果脫離虛擬經濟同樣也不得到健康發展，要控制好兩種經濟的發展節奏，在克服“脫實向虛”的基礎上，研究兩者發展的協同措施。
在徐鵬程看來，服務實體經濟既是金融業的使命，也是金融業實現自身健康發展的有效途徑，更是有效克服自身風險的必由之路。金融機構要認真研究實體經濟的金融需求，通過創新將自身由單純融通資金向綜合金融服務轉變。要重點加強對中小企業、民營企業的金融支持和服務，激發更多的經濟活力，為實體經濟的發展增添動力。監管部門應加強對金融機構落實服務實體經濟政策情況的監督，利用非現場監管、現場檢查等形式，研究制定出金融機構服務實體經濟的相關統計和考核體系，對績效情況進行量化評價，探索新的服務模式。
徐鵬程說，當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斷深化，推出了一系列經濟結構轉型的戰略和措施，金融業服務實體經濟應結合國家宏觀政策的佈局，加強對產業轉型升級、自貿區建設、“一帶一路”建設等領域的金融服務，同時利用政策制定、考核監督等手段加以鼓勵和引導，通過政策性金融手段加以扶持，利用產業基金等將支持和引導的效用不斷放大，在政府主導或引導下重新配置金融資源，適應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調整。進一步優化產品服務、組織架構和業務流程，樹立長期穩健經營的理念，減少對短期利益的過分關注，建立長期穩定的銀企關係。
徐鵬程認為，要開展風險可控和有效的金融創新，大力發展資產證券化業務。建立多元化融資體系，減少銀行信貸風險，大力發展企業債券融資和股權融資，在降低企業融資成本的同時分散融資風險，拓寬直接融資渠道，支持那些潛力大、成長性好的高新技術企業到資本市場上市融資。鼓勵企業的內源性融資，鼓勵民間資本投資實業，通過多方努力，不斷拓寬企業的融資來源。就金融資產管理業務而言，經歷“理財資產階段”後，下一步發展的方向應該是資產證券化，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可以作為資產證券化的發起者，充當貸款管理機構與資金保管機構的重要角色，通過標準化的規則和流程，實現金融資產管理業務的規範化。除此之外，還應加快發展債券融資，支持實體企業通過公司債、企業債、私募債、短期債以及票據等金融工具進行融資，為此應大力發展金融中介服務機構，推動證券、期貨、信託、租賃等金融實體的發展，形成良好競爭的資本市場環境，為實體經濟融資提供更多選擇，也為降低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創造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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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實體經濟的資本回報率
徐鵬程說，促進金融服務實體經濟還需要切實提高實體經濟的資本回報率。大量資金在實體經濟以外循環，不願意進入實體經濟，根本點還在於實體經濟的收益率較低，沒有吸引力，這一狀況如果不能得到改善，金融業服務實體經濟也會成為一句空話。要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疏通結構梗阻，促進資源要素高效流動和資源的優化配置，推動產業鏈和價值鏈提升，實現供需匹配和動態均衡發展。要優化環境，深化審批制度改革、財稅改革等有利於實體經濟發展的改革，打造法制化、便利化的營商環境，通過“降成本”增加實體經濟的盈利空間，通過綜合施治，促進實體經濟的良性發展，提高實體經濟的投資回報率，吸引更多的資金投向實體經濟。需積極探索“殭屍企業”債務的處置方式，以提高資源使用效率。在市場化、法治化的前提下對有發展前景的高負債企業實施債轉股，促進企業實現股權多元化。發揮資產管理公司等機構的作用，設立債務處置基金和不良資產處置平臺，統籌做好企業不良債務的處置工作。
他說，要採取措施消減房地產的金融屬性，加大調控的力度，建立房地產調控的行政問責機制，使房地產市場實現“軟著陸”。去庫存方面要堅持分類調控、因地施策，綜合運用金融、土地、財稅、投資、立法等手段解決房地產庫存過多的問題，對可能出現的房地產泡沫提前加以抑制和消除，同時防止房地產市場“大起”的同時突然出現“大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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