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規劃工作中經常用到各種人均值，有現狀統計類的人均用地面積、人均住宅面積和人均GDP等；也有發展目標類的人均公共綠地、人均R&D經費投入等；還有各種標準指標類的千人設施水平等。
按人口計算各種平均值有著十分重要的積極意義。作為一種客觀數據，既可以反映發展歷程和取得的成就，比如，與改革開放初期相比，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提高了150多倍；也可用於橫向比較，比如，我國多數礦產資源和耕地資源的人均佔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
然而，這類科學計算獲得平均值，有時候也會遭到質疑。
一是有的計算未必嚴格遵循科學原則，比如，作為人均值分母的人口數，就是一個缺乏嚴格科學界定的數字，有時候人口統計的空間範圍，與城市地域實體空間並不一致；有時候人口統計中按身份確定範圍，導致部分特定身份的人群被忽視了；等等。
二是即便分子分母均屬於科學嚴謹的數據，人均水平也未必完整反映客觀事實，比如，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水平都取得較大增長，但事實的另一面，也許是更加重要的一面，是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擴大了，更大的貧富不均顯然不是人均收入水平希望反映的事實。又比如，城市人均住房水平已接近40平方米，比40年前有了極大的改善，然而，城市居民住房困難的問題並沒有徹底解決，大量城市住房異化為投資產品，以至於領導呼籲房子是用來住的，顯然，人均住房面積也已經失去了反映客觀居住水平的意義。
人均指標的普遍採用，源於工業化所帶來的標準化建設，標準化的一個基本邏輯，就是將對象假設為一個個標準的個體，強調的是整體狀況，往往忽視個體差異。作為一種理論假設，這本無可非議，但在客觀世界中很少有人是完全符合平均標準的。平均標準難免誤導人們對客觀世界的認知，在需求多元化、供給定製化、服務個性化的今天，這種工業化的思維，按平均標準配置資源，很容易導致個體滿意度的下降。
人均指標占據完全主導地位，甚至發展到平均主義的境地，則是計劃經濟時期的產物。在那種客觀條件下，國家承擔了生產與消費的所有領域，負責生老病死各個環節，由於物質資源的匱乏，人均值被奉為經濟管理的圭臬。可是，在商品極大豐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的今天，仍然片面依賴人均值，則有可能掩蓋很多現實的問題。
很明顯，時代需要更加精細的管理思維。我們不僅需要集合或整體的平均數據，更需要針對部分或個體的數字，比如，不僅要有人均收入水平，更加重要的是貧困人口的數量與收入水平。不僅需要人均享有多少服務，這只是反映了個體的權利，更需要強調個體的機會是否公平，比如，不能只追求人均公交車輛臺數，更重要的是確保殘疾人士方便地使用公交服務。我們需要人均福祉指標，強調人人享有發展的成果，更需要制度安排上確保人人參與的權利和人人盡力的責任，比如，只靠政府單方面提供人均公共綠地顯然是不夠的，更需要每個企業和居民積極投身環境改善、建設綠水青山的偉大事業。
顯而易見，人均水平有其客觀價值，提升人均指標仍然很重要，但是，經濟社會發展已經不再以量的增長為唯一目標，逐步轉向了以質的提升作為重要標準，如何真正做到保基本、託底線、抓重點、補短板、強弱項，需要我們有新思維、新方法，因為全面小康是全體中國人民的小康，一個都不能掉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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