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藝術報》前身《陝西文化報》，創辦於1958年1月，由陝西省文化局編輯出版，編委會主任魚訊、副主任武伯綸（俗寫作“倫”）。
武伯綸，西安市閻良區關山鎮東興村人。祖籍山東，其父親挑擔落戶閻良。武伯綸早年做教師，參與革命活動，為團結廣大進步青年和給陝北革命根據地輸送革命青年做了許多工作。建國後，主要從事教育及文博工作。
武伯綸之子武復興， 學者、教授、詩詞大家。曾任陝西省圖書館館長、中華詩詞學會顧問、陝西省詩詞學會副會長，三秦文化研究會副會長，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有突出貢獻專家。在西北大學當教授時，講授魏晉南北朝及隋唐文學作品選、文學史和唐詩概論等，兼唐代文學研究室副主任。出版有《西安史話》《唐長安舊事》《西安詩詞》《西安話古》《西安行》《漢唐長安風采》《絲路起點長安》等著作。
武伯綸（資料主要來源：閻良區志2002年9月版）
武伯綸（1902～1991） 中共黨員，西安市閻良區關山鄉東興村人，曾用名建剛。從三原縣福音村崇美中學（現三原縣徐木中學）畢業後，1921年在本村小學任教，1924年考入北平匯文學校。同年上半年參加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下半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此期間，他主編學校出版的《匯文學藝》刊物。1925年加入由陝西進步青年楊明軒、楊鍾健等人在北平創辦的“共進社”，擔任《共進》半月刊編輯。
1926年秋，武伯綸由北平返回陝西，先後在渭南渭陽中學、寶雞虢鎮中學、三原中學、西安第一中學、興國中學、菊林中學等校任教，並擔任教務主任等職。
1936年“西安事變”時，武伯綸在楊明軒等領導的“教育界抗日救國大同盟”中負責宣傳部工作，兼任該組織創辦刊物《播種者》主編，撰寫《近世中華民族抗戰史》一書。1937年冬和1945年秋，他和李敷仁等編輯出版《老百姓報》和《民眾導報》。
其時，民盟西北地區總支部組織部長是楊明軒，武伯綸負責具體組織工作，並被任命為民盟所屬青年組織——“西北民主青年社”5人小組成員之一。當時，位於西安後宰門東口的他家便成了一個小活動中心。外地來西安的革命者，常來這裡隱蔽暫宿。“西北民主青年社”組織迅速發展，很快在西安師範、陝西師專、西北大學以及武功、岐山、興平、渭南、咸陽等地建立組織機構，為團結廣大進步青年和給陝北革命根據地輸送革命青年做了許多工作。
1947年夏，武伯綸被捕入獄。在獄中，他撰寫《明史足徵錄，明代貪官汙吏考》一書及《朱明政府的特務政治》、《中國農民騷動史》、《繼承五·四青年的優良傳統》等論文。
建國後，武伯綸曾任西安市教育局副局長、西北軍政委員會教育部編審室主任兼《西北教育通訊》編輯、西北大學歷史系副教授、陝西省文化文物廳副廳長、陝西省歷史博物館館長、陝西省考古所所長、陝西省文化局副局長、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主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研究室主任等職。後又任陝西省博物館名譽館長，陝西省對外文化協會理事等職。曾多次被選為西安市、陝西省人大代表，是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
建國後，武伯綸多有著作。1959年撰寫《西安歷史述略》；1962年撰寫《唐長安郊區研究》。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撰寫《傳播友誼的絲綢之路》一書。
“文化大革命”中，武伯綸被扣上“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反動學術權威”、“叛徒”等莫須有的罪名，慘遭迫害。他一隻眼睛失明，大量手稿和資料、卡片被焚燒，身心健康受到極大摧殘。1978年後，得到平反。
武伯倫晚年時，為故里關山鎮東興小學捐助了三千冊圖書，內容涉及輔導資料、少兒讀物、文學名著等，極大地支持了地方的文化教育工作。1987年，武伯倫支持《關山鎮志》成稿發行，併為《關山鎮志》做序。
武伯倫於1991年9月病逝於西安，終年89歲。全國政協副主席馬文瑞、陝西省省委書記張勃興及生前好友等80餘人參加追悼會。
60年前，閻良人武伯綸上書習仲勳保護西安城牆
西安城牆，是中國古代乃至世界城垣中保存最為完整的、規模最大的古城牆。作為世界四大古都的西安，西安城牆已成為必不可少的標誌性建築，也是海內外遊客到西安必登臨觀賞的主要景點之一。1998年美國總統克林頓訪華第一站之所以選擇西安，就是看中了西安厚重的歷史和厚重的城牆。為了迎接克林頓總統，在西安南城門舉行了仿古入城式，以致於美國客人流連忘返。
但是人們可曾知道，西安城牆除了戰火給她留下的千瘡百孔外，1958年也曾面臨被拆除的危險。
1982年，我在西安晚報社任記者，曾有幸訪問了歷史學家、陝西省歷史博物館西安碑林館長武伯綸老先生。武伯綸先生祖籍山東青州，1902年生於今西安市閻良區關山鎮東興村，他不僅滿腹經綸，而且是位慈祥的老革命，他早年曾結識習仲勳，關係密切。武老談西安的歷史如數家珍。
突然，他談起了西安城牆，他告訴記者，西安城牆雖建於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至十一年（1378年），是明太祖朱元璋命長興侯耿炳文和都城指揮使濮英負責修建的，實際上是在唐長安城皇城的基礎上，擴建1/3而修成的（後來在修西安城含光門時，在城牆下發現了唐長安城皇城的遺址），因此，西安城牆的歷史，也可以追溯到距今1300多年的唐代。
西安城牆宏偉厚重，可以說是中國古代勞動人民修建的宏偉工程之一，十分珍貴。說到這裡，武老呷了口茶，神情凝重地說：西安城牆像北京城牆一樣，差一點遭到被拆掉的厄運！在場記者感到十分驚訝，問：真是這樣嗎？我只記得我在西安市第三十五中學上學時，火車站東邊的城牆被拆除了近千米，在尚勤路口，我和中學的同學曾踏著被拆城牆邊緣的參差不齊的城磚，攀爬到城牆頂向城內觀望呢。
武老說，西安解放後，為了打通城裡與城外的交通，曾扒開了城牆幾個豁口，1958年大躍進時，北京為了擴大城市規模並發展交通，把明城牆拆除，只留下了幾個城樓。西安當時也仿效北京，準備把西安城牆拆除。“當時我急了，西安城牆怎能輕易拆除呢？如果拆除了，西安還能成為古城嗎？”武伯綸先生思之再三，連夜疾書，給時任國務院秘書長的習仲勳寫信，請求保存西安古城牆，不要拆除（後來知道，這封信是通過時任陝西省省長的趙伯平轉交給習仲勳的）。“習仲勳是陝西人，他對陝西和西安的歷史是熟悉的，也是很有感情的，”武老興奮地說：“習仲勳同志接到信後，當即批示，大意是西安城牆是重要的文物古蹟，應當保護，不能拆除。”之後，在習仲勳的支持下，西安城牆被確定為全國第一批文物保護單位，使西安城牆依法得到保護。20年後，我曾問時任西安環城建委主任史凡，史凡說有此事，但當年習仲勳的批示，因文檔輾轉多年，現在很難找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在時任省委書記馬文瑞的主持下，西安市委、市政府發動市民義務勞動，對西安城牆和護城河進行修補和清汙，在城牆上修復了文昌樓和敵樓，城牆更加完整和雄偉了，護城河也變清了，成為市民休閒和晨練的環城公園。
1989年春節過後的一天，我到西安人民大廈採訪，碰見省委書記張勃興。張書記說：“習老春節回陝過年，現在大廈住，要不要一起去看望一下？”我說：“好呀！”就隨張書記一起來到大廈習老下榻的房間。當時，習老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但他仍然是那麼平易近人和慈祥，他操著濃郁的秦腔普通話與大家攀談。他說在西安會見了老戰友劉志丹的夫人同桂榮及女兒劉麗貞等老同志，還問起在人民日報社工作的秦川、胡績偉、丁濟滄等曾在陝西工作過的老同志。當時，我感激地問習老：“聽武伯綸說您批示不要拆除西安城牆，有此事嗎？您為保護西安城牆可立了大功了！”習老笑著說：“有這麼回事。對祖國文物一定要愛護，西安城牆是重點文物，應當保護！”
轉眼二十多年過去了，每當我穿越厚重的西安城門或登臨雄偉的西安城牆遊覽時，怎能不懷念80年代馬文端和省市領導帶領西安人民補修城牆、疏通清汙護城河的往事？更不能忘記，習仲勳同志、趙伯平同志和武伯綸先生，60年前為保護西安古城牆免遭拆除的厄運而做出的彪炳史冊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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