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圓桌”專欄
專欄主持：沈嘉柯（著名作家）
特約專家：朱文波 （著名心理專家）
【2013年4月20日四川雅安發生7.0級地震。中國人民心連心，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全國人民與雅安人民永遠站在一起。這一次社會對災後的處理，比汶川地震時的心理援助，有很大進步，但還是存在一些不夠專業的做法。我們該如何更好地幫助受災同胞？】
沈嘉柯：在汶川地震發生之後，事過幾年，我忽然看見一條新聞，一位寫恐怖小說的作家李西閩自殺，還好他得救了。他就是親身經歷汶川地震被埋的人。還有一位叫馮翔的地方宣傳官員，失去親人自己還得投身救災，但他後來自殺了。讓人惋惜又震驚。你如何看？
朱文波：我們平時討論死亡，和災難現場親歷死亡威脅那種真切震撼的恐懼感，完全不可相提並論。所謂創傷性應激障礙（PTSD），就是超出個體感知的心理崩潰。受困於這個心理創傷，常見的有各種危險行為、自傷自殺行為、重度抑鬱症。
我們以這兩位人士為例，都是長久暴露於無情的死亡環境中，在事後，隨時隨地會有闖入性的回憶，生活裡的任何線索，都可能觸及極端痛苦可怕的情景回放。
為防止痛苦重現，自我保護策略會導致心理退化，和過去有聯繫的線索不能觸碰，還會徹底推翻過去的所有經驗。因為曾經的經歷告訴他，無法對死亡威脅改變什麼，在現實生活中，變成徹底的沮喪虛無者。
假如事件中涉及到人際關係的，比如這位失去兒子的地方官員，更有無能為力的自責和憤怒，“為什麼這一切發生在我身上？”
他會沉迷於“如果當時怎樣，那麼現在怎樣”的痛苦循環中。在中國尤其是特殊的獨生子女政策，從生物角度說，唯一的基因載體發生意外，對失獨的父母而言，未來的絕望是無法用言語形容的。
沈嘉柯：我忍不住想，為什麼他們沒有得到有效的心理援助？比如馮翔本身就是直接受害者，兒子遇難，卻還要去幫助別人，然後他自身被痛苦壓倒了。
朱文波：你問了一個很好的問題。經歷512大地震，我們國家在認知層面上意識到心理援助的重要，但不得不看到心理工作者隊伍專業知識和技能遠不能真正應對。
5年過去了，經歷雅安大地震時，我們依然看到有心理學教授聲稱大愛的情懷比什麼都重要。這等煽情和沒有專業精神的表達，最多不過是人道主義的創可貼，場面熱鬧但效果不佳。
心理救援是高度專業的臨床操作過程，對於不同人群創傷類型，需要有準確的評估，和有效干預的技術。
空泛的愛或主觀的情感輸出，對於當事人來說且不論二次傷害的隱患，無效干預還將給當事人帶來錯誤判斷，專業人員都束手無策，自己的糟糕再無希望。
沈嘉柯：還有就是，我觀察到，有很多人看著同胞受難，沒法作出更多援手的“旁觀者”，覺得無法多多分擔那種不幸，內心也會焦慮自責和不安。這種“間接創傷”如何應對？
朱文波：人是有利他的本能的，一個2歲大的孩子，在看到身邊的人遇到麻煩，就開始了援手行為。只是對於成年人來說，有更復雜的判斷和理解。
你所說的“旁觀者”焦慮不安要分多種情景。對於突然來臨的災難，純良天然的同情，被隱含的道德標準綁架時，這是災難。
比如我們對募捐善款的多少指指點點，以他人的道德標杆來衡量所謂善意的多寡，所有人或企業都無奈和無所適從。
比如我們對親臨災區的行為做英雄主義的渲染，對普通人所做的點滴善舉，是否給予同等的關注和感謝？所謂“旁觀者”也許在比較中，有了被道德綁架的情境壓力。
本質上，過度的責任感反而影響同情與救助。我想“旁觀者”善意受創，大抵是太缺乏自我肯定，太在意別人如何看待自己。助人能增加自我價值感，同時，善意不論多寡，同等珍貴。
很多人願意去分擔，但無法確定可以分擔什麼，這裡涉及“功能性救助”原理，搞清楚自己有什麼專業優勢就好了。
每個人都有能力和現實的侷限，也有短期與長效的思考，有輕重緩急和表達形式的不同。差異化才是最自然和貼切的現實，有那份擔當的勇氣就彌足珍貴。
沈嘉柯：汶川地震後，孩子們被迫接受採訪，一再上電視挖掘痛苦，煽情催淚二度三度傷害，這是何等不專業和狂躁。還有些家庭基於善意同情，志願收養地震災難導致的孤兒，但他們不瞭解應對相處知識，反而雙方都陷入痛苦難堪。所以，我尤其想請你說一說，在幫助孩子們的過程，要注意避免哪些不專業的做法。
朱文波：當宣傳把大腦格式化後，這個後果很可怕。最常見的詞彙就是“堅強”、“勇敢”，這對孩子來說，屬於超過他們能力的社會期望。
大人們在對他們提出這種冰冷苛刻的要求時，無異在說，你的軟弱會令人失望，所有的惶恐害怕是一種恥辱。那麼他們將如何表達自己？
我們心理救援人員用這種事不關己的“鼓勵”語言，以為可以幫助孩子心理強大起來，實在是異想天開的一廂情願。
不專業的做法還有，罔顧真相與現實，盲目蒼白的鼓勵和安慰“不要怕，一切都會好起來”。不讓孩子理解危險，有哪些有用的預測和防範措施，你說會好起來，結果餘震不斷，孩子只會更加失望不安。
沒有對各種影響因素的評估分析，所有的干預，都是浮皮潦草的表面功夫。
沈嘉柯：主要有哪些影響因素？
朱文波：比如財產損失、環境破壞、親友安危或失散等人際關係的改變，自身和他人情緒的變化，對未來重建的考慮等等。
這些都需要嚴謹的專業訓練，絕非光有助人熱情就得以完成。否則你怎麼分辨個體壓力因素？安全感需要有哪些？短期功能性失調，還是未來創傷性障礙？哪些需要兒童和青少年分組，哪些需要男性女性分組?
我在微博上發過一個處理悲傷的帖子，就是因為看見曾經的一篇報道,災後復課的第一堂課就是全班同學集體釋放悲傷。這顯然是專業知識不足導致的錯誤行為。
“情緒釋放就好”是一個大的原則，與具體實現的步驟之間有巨大的操作空間，這種大而籠統的干預，一定是破壞性的後果。
悲傷是一種破壞性關係的變化，比如親人死亡、流離失所，不可能通過宣洩就能平復。要撫平悲傷，首先要取得信任，個體才可能思考你對新關係的建議。
沈嘉柯：那麼，對兒童心理干預需要注意哪些？有沒有好的典型例子，可供大家參考學習？
朱文波：在512期間，俄羅斯的心理救援隊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就是年輕的心理老師在帳篷裡堆放了一堆的玩具。坦白說這就是專業的表達，很遺憾，僅此一家。關注兒童心理是不能強行侵入的，更多在與孩子陪伴和玩耍中，通過觀察來給予有效干預。
孩子在玩耍中會提出困惑的情感問題，會通過玩具來重構他們所經歷的恐懼場景。他們對於哀悼可能會拒絕合作，同時卻在觀察你在打電話發短信的表情。
所以不斷給予安全的保證，讓他們確信可以得到良好照顧；你主動分享感受，讓他們學習和模仿；盡力回答他們的所有問題，不一定周全，但要真實，給予可以理解的那部分。注意孩子情緒的退步和睡眠的質量；不可讓孩子無選擇觀看災情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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