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年出生，江蘇洪澤人
金陵科技學院人文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地域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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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來，評論界談到“城市小說”，總不免要為其建立一個參照物，即所謂鄉村或鄉土小說。彷彿不談鄉村，就無以談城市。進而，他們熱衷於在作家們的小說中去“尋找城市”。然而，在楊莎妮的小說中，鄉村可以說與之毫無關係，既不是敘述的背景，也不是其對立面或出發點。這麼說吧，楊莎妮的小說天然地就屬於“城市”。作為讀者的我們，不必費心去在她的小說裡“尋找城市”，因為，“城市”就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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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定浩說，“城市小說是那些在一個城市讀過小學的人才有可能寫好的小說。”[i]如何理解這句話？他並未做更多解釋，不過我想，一個在“城市裡讀過小學的人”，其成長很多時候與各種匱乏是無關的，比如物質的匱乏，情感的匱乏，教育的匱乏等等。因而，他們也就有可能對很多事情並沒有迫切的要求。我想楊莎妮就是這樣一個作者吧，她寫小說，並不是為了解決生存中的各種匱乏，也不是為了證明什麼，而只是因為有虛構一個世界的衝動，在她的小說中，如果說有焦慮或好奇流露出來，也許更多是與慾望、幻想和一個寫東西的人所能到達的邊界有關。也許，這才是“城市小說”最重要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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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微信群搶紅包的時候注意到了楊莎妮，驚訝於她生生不息的好手氣和快活的表情包，趕緊申請加她為好友。然後在和李黎摜蛋喝酒的時候，我見到了楊莎妮，和他們的寶貝女兒李含譽。這時候我才知道她是一個揚琴演奏家。然後，感覺是過了很久，我才讀到楊莎妮的小說。因此，對我來說，最初認識楊莎妮雖然與文學有點關係，但是也可以說毫無關係。而在讀過楊莎妮的小說之後，我覺得，我這麼認識她的過程是對的。——我的意思是說，楊莎妮的小說和很多人所追求的那種文學性，以及她自己的生活似乎都沒有什麼關係。事實上，楊莎妮自己的話是這樣的：“我希望自己以一個和寫作毫不相關的人的形象生活，並且在小說中做到和現實毫不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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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丟失的那一天》裡，一隻貓的死亡可以是人生的一個機關，讓無法喘息的可怕時刻重啟，也讓“我”的生活得以重新開始，只是，“我”和讀者感到震驚和沮喪的是，重啟一個人的生活，賦予其重新選擇的權利，是否必須要付出讓一隻貓死亡的代價？這究竟是對生活的控制還是失控？人生的無力感隨之一步步被呈現和揭示出來，簡直是非常殘酷和無情。《真情流露》則是一個短小精悍的故事，一個女人向朋友講述自己剛結束的小三生涯，讓人印象深刻的是，她一個人站在白色紙巾覆蓋的江邊，暗暗判斷在此偷情的那些人是否擁有愛情，想象並確認了他們付出的真心，然後卻隨機借一隻包裹在紙巾團裡的避孕套，幫助自己下定了離開情人的決心，哪怕她跟這個情人並沒有什麼情感上的激烈衝突，也並沒有經歷什麼了不得的“磨難”。怎麼會這樣呢？——可是楊莎妮的故事已經結束了，她並不打算回答這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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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莎妮的小說有一種成熟卻輕盈的品質，她似乎發現了一條通往另一個平行世界的秘密通道，那個有著“幽暗的光線”的世界，有“一種鬼魅的氣氛”，“玄幻以至於有點不可思議”（閻晶明語）。楊莎妮諳於此道，她在這個秘密通道上來回遊走，樂此不疲。而我們身處的這個現實而又虛無的世界，其“不可捉摸的一面”，人和人之間荒謬而不失哀傷的關係，就這麼被通道那一頭打過來的光線照亮了。從這個角度上來說，雖然楊莎妮希望自己能“在小說中做到和現實毫不相關”，她的小說實際上還是構建了一個和現實生活相聯繫的世界，說不定，那就是現實生活的一種偽裝，或者是某種現實光線的折射。想到《丟失的那一天》裡的那隻以一己之死改變時間的貓，想到楊莎妮的小說中一再出現的這些詭秘的力量，我們不妨將她稱為：“城市聊齋”裡的楊莎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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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楊莎妮的小說給我帶來一種適度的緊張感和愉悅感，緊張感與她對懸念的設置有很大關係，讀者總不免擔心要發生點什麼，當然，這樣的擔心最終一定會落實，作為讀者的我們也可藉此獲得一份自得；而愉悅感則說明了她在敘述上的放鬆、乾淨或者說“巧妙”，因為，在閱讀的時候，我感覺不到她的迫切感。——她似乎並不在意讀者是否會記住她，甚至不在意讀者是否會深究她要表達什麼。她只是不慌不忙地，像搭積木一般，左一塊右一塊地搭起了一座五顏六色的房子，接著再建個院子，院子裡有花有樹有風。這時候，你四處張望了一下，發現還有一口井——你忍不住好奇，探頭去看了一眼，井裡頭水波搖曳，居然還有一個搖晃著的、詭異的世界。原來這才是她要帶你去遊覽的。那麼，她到底是在搭積木，還是在造一口井呢？我不免恍惚起來，與此同時，一種愉悅感如冰酒入喉，微醉而又愜意。這麼說來，楊莎妮的小說又有一種輕度致幻的效果呢。
[i] 張定浩，《關於“城市小說”的札記》，《上海文化》2014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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