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之前，有一個問題時常困擾小編，那就是：
我們為什麼喜歡看電影，電影究竟帶給了我們什麼？
一直以來，我都沒有一個清晰明確的答案。
對於電影的「啟示」，馬丁·斯科塞斯曾說：
電影能夠喚醒公眾意識，在精神方面人們需要享有共同的記憶，電影可以滿足這個需求。
對我來說，這不是一個終極的答案，但電影喚醒「共同的記憶」的屬性，就像一個巨大的黑洞，牽引著我們進入電影的世界。
關於共同的記憶，紀錄片往往走的更遠——
《發現少校》
這部紀錄片有著和主體人物相悖的名字，一個少校級別的軍官，是不需要用「發現」的，但這個少校不同。
拍攝於2009年的《發現少校》，主角是參加抗戰的老兵趙振英，現年101歲。
關於他的故事，事關一段在一定意義上被「塵封」的歷史：中國遠征軍。
而趙振英老人，就像是那段歷史中的一個「細節」。
形容趙振英老人是這段歷史中「細節」，並非否定人的個體屬性，而是除他之外，這裡還有成千上萬的，和趙振英一樣的中國人。
其中的大多數，躺在國殤墓園，躺在無名冢裡…
1937年，盧溝橋事變。
年方二十的趙振英在北京，他正忙於複習功課，準備考試。
日本人的到來，改變了中國人的生存軌跡，趙振英也逃不過。
時局動盪，考大學根本不可能了，但推動趙振英參軍的，是一種極其難嚥的滋味，亡國奴的滋味。
一天早晨，趙振英騎著自行車到一個公園去唸英文，把自行車存在公園門口存車處，等他準備離開時，來了一個日本憲兵。
日本憲兵嘰裡呱啦的向他大吼大叫，大意是趙振英不能在這騎自行車，他看趙振英好像不服氣，跟他比手畫腳的。
他就狠狠的打了我一個，在我左邊打了一個嘴巴，所以我，從那我知道亡國奴的滋味是非常不好，不好受的。
這也是讓我早一點參加抗日的一個，一個因素吧。
1937年7月23號，趙振英乘坐北京西站發出的最後一班列車逃出北京，參與到成千上萬抗日隊伍的浪潮之中。
抗日是救國圖存，是離家舍業，構築家園防線。
江西星子縣，廬山腳下，中央陸軍中央官學校特別訓練班，趙振英到這裡接受步兵隊的軍事訓練。
1939年春天，趙振英來到國民黨第五十四軍十四師當參謀。
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戰役之後，中國的防線在逐步被日本蠶食，為了切斷對中國的援助物資，從大連到海南，日本封鎖了中國的海上邊境線。
剩下的，只有東南亞的陸路交通，運用輜重卡車運輸援助物資了。
而出兵東南亞的日本，最重要的軍事目的之一，就是徹底的讓中國處於孤立無援的境地：佔領緬甸，封鎖滇緬公路。
1942年，中國遠征軍挺進緬甸，開始對日作戰，不同的前線，同樣的殘酷。
這是一場跨國戰鬥，又稱中緬印戰區（CBI）。
一同參與到緬甸戰場的，還有不少來自美國的軍人，約翰·葛頓南就是其中之一。
當時，日本剛剛偷襲了珍珠港，美國正式對日宣戰，而保障中國戰場的後勤補給，實則是拖住日本陷在中國的正面戰場裡。
漫長而殘酷的戰鬥，讓同在一個師部的美國人和趙振英這些來自中國的軍人，建立了友誼。
戰爭結束之後，約翰·葛頓南拿著軍隊發的小紅本，讓戰友們簽名留念，趙振英是其中之一。
除此之外，還有大量的珍貴的照片。
就是這些合照，讓遠在深圳的晏歡狂喜不已。
晏歡，是抗日名將潘裕昆的後人，對於那個戰場上的故事，他有著特殊的情節。
一直以來，他苦尋關於那裡的細節而不得，直到約翰·葛頓南去世之後，他的兒子尼爾·葛頓南在2000年左右把父親在戰爭中保存下載的照片等物品上傳到網絡。
讓晏歡欣喜的是，這些照片，他從來沒有在國內見過，照片上的很多面孔，是那麼「陌生」。
出於情懷，出於對歷史細節的查證，晏歡開始了一場尋找照片中的戰爭倖存者之旅。
時隔多年，物是人非。
歷經抗日戰爭、國共內戰、政治風波之後，很多照片中的人，已經很難查尋。
直到晏歡接到一個來自北京的電話，對方看了晏歡轉載自尼爾·葛頓南的照片和小紅本簽名，自稱是倖存者後人。
晏歡半信半疑，但對方稱老爺子還活著，身體健康著呢。
老爺子，就是趙振英，當年和約翰·葛頓南在同一個師部，並且成為好朋友。
於是，一根從美國至深圳再到北京的紅線，連接起來。
晏歡前後多次前往北京，確認趙振英老人就是小紅本上的簽名人，並且帶著尼爾·葛頓南來到位於北京的趙老家中。
見到自己父親的戰友，尼爾激動不已。
同樣的戰爭英雄，不同的戰後命運。
約翰·葛頓南在戰爭結束後榮歸故里，倍受家鄉人們的愛護，當了十年鎮長，安然度過晚年。
而對趙振英來說，那段過去，卻是自己的「醜歷史」。
事實上，除了參加印緬戰區的戰鬥，趙振英老人還參與了南京中央軍校大禮堂的日軍投降儀式。
當時已是警衛營營長的趙振英，負責投降儀式的現場安全保衛。
這些過去的榮耀，被塵封了65年。
日本投降之後，趙振英老人不想參加內戰，想盡辦法脫離部隊，目標是參加考試，前往遲到的大學。
1947年，趙振英和哈爾濱醫科大學畢業的宋玉歧結婚，其後考進南京大學。
文革浩劫中，趙振英被判反革命罪，刑期是二十年。
備受街坊鄰居的指點謾罵，多次搬家之後，妻子為了保護孩子和家人，和趙振英「離婚」。
受盡煎熬之後，文革的第一批特赦人員裡，就有趙振英的名字。
但趙振英倔強，罪名不清，他拒絕接受特赦。
最後上面下發文件：因證據不足，不足以論罪科刑。
出獄後，趙振英和妻子復婚，工作也辦理了退休，自此以後，再不敢提過去。
幾十年來，街坊鄰居甚至包括自己的兒子，都只是知道他當過兵，但不知道具體做過什麼。
妻子去世之後，趙振英倍感孤獨，常常對著妻子的遺照唸叨，他渴望自己早日和妻子在另一個世界再聚。
對著鏡頭，趙振英說：
我跟你們說實在的，我不願意留在這大地上，因為這大地，對我實在是太…我怎麼說呢，太坷（苛）了。
太苛了，是趙振英參加一場戰爭，面對兩個「前線」的人生。
趙振英說的話，總是讓我想起以前看的另一部紀錄片，鳳凰衛視的《鳳凰大視野之中國遠征軍》。
在那部紀錄片裡，其中一位參加中國遠征軍的倖存者，遠征軍老兵劉桂英老人被問及這輩子最大的遺憾是什麼，她曾說沒有遺憾，但：
《發現少校》的出品人之一，也是該紀錄片的前身《尋找上校》的導演
鄧康延曾說：歷史總是在反反覆覆中丟失了許多細節，但有時候，細節卻決定了我們怎樣去記錄歷史。
是啊，我們總是「丟失細節」，但丟失歷史的細節，會讓很多人涼了熱心。
儘管這些年，國內政府對於中國遠征軍，以及國軍抗戰老兵的身份都給予了高度認可。
《尋找上校》《發現上校》《鳳凰大視野：中國遠征軍》以及央視科教頻道《探索·發現》欄目關於中國遠征軍的紀錄片，都對那段歷史進行了重新回顧。
看這些記錄片的時候，對於「共同的回憶」，才知道為什麼康洪雷拍《我的團長我的團》之後，用了四年才「走出陰影」。
那些照片上「陌生的」面孔，是被遺忘的面孔；
那些讓人潸然淚下的故事，是發生在「親人」身上的故事。
我們有理由相信，近代被侵略的戰爭中，參與抵抗運動的老兵，尤其是抗戰老兵，不分黨派，都是無比熱忱而優秀的。
但不可否認的是，歸國的遠征軍抗戰老兵，遭受過長久的不公。
對於歷史的「細節」，我們總是「健忘」。
趙振英老人已經101歲了，他和那些飄蕩在緬甸野人山，那些死於「密支那絞肉機」戰場的英魂，還能被我們記住多久呢？
文章來源丨電影天堂（ID：dianying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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