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對硃砂的認知和應用較早，其化學成分為硫化汞，其色澤為硃紅，很早就用作顏料使用。早在商代就有“塗朱甲骨“，把硃砂磨成紅色粉末，塗嵌在甲骨文的刻痕中以示醒目。而以硃砂調製的印色用於鈐印，在戰國時代已經發明，但應用的範圍比較侷限。
芝加哥學派代表人物馬歇爾·薩林斯提出：“實際上，顏色就是符號。在世界各地的各種社會關係中，顏色無論是作為詞彙，還是作為具體事物，都是一種標誌：通過這種有意味的形式，個人和團體，物體和環境，有區別的融合在文化秩序中。”其實紅色在很多宗教中都被認為是神聖的。雖然在不同文化中，紅色有不同的使用方式，但都具有一些特定的象徵意義，比如象徵血、太陽、火、靈魂或神靈出現等。弗雷澤在《金枝》中提到敘利亞人用紅頭髮、紅臉頰的人作為人牲祭祀太陽，他們選擇犧牲的標準也是顏色。祭司身著紅色聖服，舉行儀式的廟宇也漆成紅色，並裝飾有各種紅色流蘇，因為紅色象徵天體。在古羅馬時代，春天要用紅毛小獸祭祀穀神奧西里斯，以使穀物豐產。這些都是一些原始崇拜，原始崇拜不僅是對具象的物的崇拜，也有對顏色、符號的崇拜。這種崇拜形式一直影響到十六世紀基督教的彌撒法典的制定，庇護五世（1566-1572）召開特倫託會議，確立彌撒禮法典規定紅色象徵殉道和永生。
古人普遍相信神力與顏色預兆有關，暗示著某種顏色的書寫是神聖的。在稍後的傳統中，尤其是方術所用護身符、符咒或占卜，常常用紅色書寫，就被認為更好、更有效力。皇帝詔書也常常用硃筆書寫。相關的例子還有，山西出土的春秋晉國“盟書”，就是用紅黑兩種顏色書寫的：盟誓性文字主要用紅色書寫，其他如占卜、詛咒之類的文字則用黑色書寫。在原始宗教中我們可以看到，紅色象徵著天體或與天界通靈這一涵義具有一定的共性存在著，因此朱書是一種具有原始宗教神聖性的儀式，代表著一種“天授神權”的思想。陳夢家在其著述中提到：“解放以後，在河南信陽，湖南長沙，湖北江陵，發掘了許多，楚國簡冊，侯馬，沁陽出土晉國載書，和信陽，江陵出土，楚國遣冊的時代相先後，都為我國毛筆書寫提供了戰國初期的資料，候馬和沁陽載書分別為朱書，墨書以作載書，繼承了殷代武丁至文丁甲骨上朱寫墨寫並行之制，據《左傳·子產》“請焚載書”，則當時載書書於簡札，出土實物是埋於牲坎的石片，石質與形狀亦不一致，就其完整的形式來說，至少有三：一為無孔之璧，如侯馬2號片，蛇紋岩質，二為圭形，如沁陽甲一，頁岩質，三為簡形，如沁陽甲二至甲六，蛇紋岩質，後者長度不明，寬約1.5，厚約0.2釐米，顯然是仿諸竹簡。”而載書用圭或無孔壁形狀的石片，和周禮大宗伯所述朝會時，王公伯執圭，子男執行璧相對照，可能圭璧有朝笏或手版的作用，是可以書寫的。
古代中國對顏色具有相當多的禮制要求，尤其是史料中對夏商周三代顏色的崇拜皆有記載，《禮記·檀弓上》載：“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騂。”由此可知夏人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在禮制高度發達的周代，禮儀中的顏色逐步固定和程式化後，逐漸影響到審美感知上，因此在周代祭祀中，紅色的地位越來越高，逐漸成為主要顏色，雜色的重要性則隨之下降。顏色象徵是周代宇宙觀的一部分，並且融入到他們宗教活動的方方面面。顏色與方向對應關係在周代就已產生和存在了。在周代的祭祀系統中，顏色與天、地、四方的祭祀之間，存在某種象徵性的聯繫。《逸周書·作雒》載：“乃設丘兆於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後稷；乃建大社於週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疊以黃土。”漸漸地顏色和時間、方位、五行聯繫在一起，構成中國早期祭祀派生出的方術。周代金文和傳世文獻都顯著表明，周代祭祀確乎更喜歡紅色，他們的祭祀牲常常“騂”色，即橘黃色（暖色）。首先，在周代祭祀中，紅色明顯與天界或天界神靈，以及居住在天界的祖先神有關。而與周代祭祀相似，紅色在商代祭祀中也可能具有吉祥的意義。某種程度上說，紅色與白色一樣，在商代祭祖禮中都被認為是具有神力、生命力或承諾的顏色。商代考古和甲骨刻辭都有使用紅色顏料的證據。商代墓葬中經常出土硃砂，在很多墓穴中發現了紅色顏料，著色甲骨也經常是紅色。這些都表明，紅色在商代宗教中佔據主導地位。花東卜辭中也存在著不少刻辭塗朱（如花東卜辭149）的龜甲，有時可能是下部塗朱，上部塗黑，如花東卜辭237。武丁時期的一些大版龜甲上，同時填塗朱、墨兩種顏色，並且常常是大字塗朱，小字塗墨。學者對它們的用途有幾種解釋：（1）裝飾；（2）增加可見性；（3）使其神聖化。
儘管中國印泥選用硃砂作為主原料而呈現出硃紅色的效果儘管帶有一定的偶然性。當時我們還是來看看中國傳統印泥的主要原料吧：硃砂、艾絨（艾草經過處理後形成的長植物纖維，帶有一定的韌度）、蓖麻油（可以是其他植物油，純度需要較高），看看這些中國人擅長的套路，而用印將印色蓋在絹帛上，則發生在漢代甚至更早的時候。1973年，甘肅居延考古隊，在屈延肩水金關遺址發現一件西漢晚期的紅色織物，正面墨書篆字，張掖都尉棨信。1957年，長沙左家塘楚墓中出土的一疊絲織品。一件褐地矩紋錦的錦面，靠近邊幅處蓋有硃色印記，呈長方形，寬1.9釐米，殘長約2.3-2.9釐米，殘存的文字尚待考證。1982年，湖北江陵馬山一號墓，出土的絲質衣服的邊幅或靠近邊幅處，也發現蓋有硃色印記。另外在出土的璽印中，也發現有硃色的痕跡。如湖北江陵的西漢墓中，曾出土有張偃，張伯雙面木印，發掘簡報稱，張偃印文中有硃紅顏色殘留。1983年，廣州象崗山南越王墓出土的文帝行璽金印上，也發現有硃紅印泥痕跡。
當紙的發明不期而遇時，印泥和紙的天作之合便開啟了一段佳緣，在墨書之上鈐蓋上一方硃紅色的印章是如此的和諧美妙。(作者： 邱雲（文炁)）
閱讀更多 藝術的真相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