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託雷·尼爾松對我說，“《百年孤獨》是部非常優美的小說，但很不幸這是部反動小說。”我問他為什麼，他沒有詳細回答，只是說，“在這樣的時刻，特別是在拉丁美洲，我們面臨著這麼多的問題，所有一切是如此可怖，我覺得就憑寫一部優美的小說這一點，就已經是反動的了。”
說到這裡，加西亞·馬爾克斯問道，你覺得《百年孤獨》反動麼？
不，巴爾加斯·略薩回答。
在1967年那場訪談中，巴爾加斯·略薩問起馬爾克斯對文學和政治的關係作何想法，於是引發了上面的對話。隨即《百年孤獨》的作者把問題拋了回來：《百年孤獨》為什麼不是反動小說？略薩回答：因為拉丁美洲社會現實和政治現實的基本問題都在書中得到了客觀的描寫，比如哥倫比亞的暴力和游擊隊問題，還有馬孔多的香蕉種植園。“馬孔多之父”立刻追問道：“那麼你認為這本書以及我們正在寫的所有的書都有助於讀者瞭解拉丁美洲的政治現實和社會現實麼？”其實他反問的時候自己心裡已經有了答案。多年以後，不情願地被打上所謂“魔幻現實主義”的標籤，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或許會回想起在《百年孤獨》出版數月後的這場訪談和這個問題。總有人苦苦追問：小說中究竟有幾分魔幻，幾分現實？但小說家本人一向只承認自己是現實主義作家，並且像對待其他問題一樣，從不提供概括或抽象的答案，總是選擇講故事來回答。
《百年孤獨》的作者曾這樣概括自己的小說：講的是一個家族用了一百年的時間想方設法避免生出一個長豬尾巴的孩子，但最後還是生了。他一度以為這是最不可能與現實雷同的細節，然而就在小說出版後，世界各地的讀者紛紛來信表示他們有相似的經歷。小說家故鄉巴蘭基亞的一位男子坦承自己長了條從未示人的豬尾巴，但當他讀到小說後終於釋然，“原來這是很自然的現象。”還有朋友為馬爾克斯寄來韓國的剪報，照片上一個首爾女孩赫然也長了豬尾巴。只不過與我在寫小說時想的不同，馬爾克斯說道，成功切除尾巴後她活了下來。
超乎小說家意料之外的故事仍在發生。1991年2月，小說家的哥倫比亞同胞、在紐約行醫的文森特·特蕾薩醫生接到陌生人的電話，對方自稱俄亥俄州克利夫蘭凱斯西儲大學神經病理學所主任皮耶路易吉·甘貝蒂博士，他和他的科研團隊正在對失眠症展開研究，目前他們掌握的案例包括五個家庭，其家庭成員全部患有該疾病，白天黑夜都不睡覺，一切安眠或鎮靜藥物都不起作用。目前認定與基因有關，而有據可查的病史最早可追溯到1700年。他們在蒐集相關文獻時發現了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小說《百年孤獨》，對其中失眠症的記載十分感興趣，幾經輾轉，先聯繫到出版社又從英譯者拉巴薩教授那裡得到特蕾薩醫生的通訊方式，希望獲得馬爾克斯先生的幫助，並已組成科研團隊隨時準備出發赴馬孔多鎮考察布恩迪亞家後裔的基因特質。特蕾薩醫生無法拒絕同行的請求，只得撥通國際長途，原原本本地向自己的小說家朋友轉達。馬爾克斯是這樣回答的：“好吧，文森特，請告訴皮耶路易吉博士不必費事去馬孔多了，因為那種病根本不存在，是我編出來的。而且失眠症應該是沒法治好的，不過在我的小說裡病人們都痊癒了，因為我有責任把他們治好免得傳染到我的讀者。哦，你順便告訴皮耶路易吉博士，我的確認識一個失眠症患者。那是在1981年，我去法國戛納當電影節評委，我的經紀人卡門給我找了間公寓，打掃公寓的姑娘告訴我她們一家都有失眠症，二十四小時不睡覺也不累，也不覺得有睡覺的必要。”
另一個小說家從未和盤托出的故事發生在1928年，馬爾克斯自稱出生在那一年，雖然根據研究者的考證1927年才是他真實的問世時間，並認定作家如此“自我創作”源於他對那一特殊年份的深刻印象。巴爾加斯·略薩在訪談中提到的香蕉種植園在小說裡和現實中一樣，為當地帶來了冒險者，跨國壟斷公司，畸形的繁榮以及暴力與死亡。香蕉工人罷工以軍警開槍屠殺告終，傳記作家把發生於1928年12月6日的這一慘案稱為“對加西亞·馬爾克斯的人生與作品影響最大的一樁歷史罪孽”。在小說中大屠殺的倖存者何塞·阿爾卡蒂奧第二醒來時發現自己置身於長得望不見頭的火車上，車廂貨架上都整整齊齊地摞著男女老少的屍體，好像一串串變質的香蕉準備扔進大海。當他死裡逃生回到家中，才發現人們彷彿在一夜之間都被洗腦：沒有罷工，沒有開槍，沒有死人，馬孔多什麼都沒發生。他從此庇身於吉普賽智者的斗室，一心鑽研梅爾基亞德斯留下的羊皮卷，並將破譯的使命和大屠殺的真相托付給第六代布恩迪亞，日後的豬尾巴嬰兒之父，奧雷里亞諾·巴比倫。在他一頭撲在羊皮捲上猝死之前留下最後遺言：“你要永遠記住那是三千多人，都被扔進了海里。”實際上大屠殺具體的死難數字一直眾說紛紜，當時的首都和地方報紙，工運領袖，美使館領事各有各的統計，從官方版本宣稱的9人到群眾記憶中的數千人相差懸殊。加西亞·馬爾克斯自己查到的卷宗是7人，而“7個人是裝不滿火車的，於是我在小說中講大屠殺死了3000人。這是虛構。”然而這一虛構可能比我們想象得更接近現實：在12月6日凌晨的火車站大屠殺後，卡洛斯·科爾特斯·巴爾加斯將軍的士兵在各地進行的逮捕和槍殺行動持續了3個月。小說在數章前就已埋下伏筆：“這列無辜的黃色列車註定要為馬孔多帶來無數疑竇與明證，無數甜蜜與不幸，無數變化、災難與懷念”。兩百節車廂的火車滿載屍體駛向大海，這一令無數讀者難以忘懷的形象構成對官方正史的挑釁和顛覆，百年孤獨的歷史終將在不肯遺忘者手中破解。英國學者傑拉德·馬丁說得好，這部小說講的不是歷史和神話，而是歷史的神話及其祛魅。
當阿根廷評論家託雷·尼爾松稱《百年孤獨》為“反動”小說，他或許是在責怪小說家沒能直接地反映和抨擊拉丁美洲“可怖的”現實。這背後的邏輯大抵是某種未免偏狹的現實觀。當馬爾克斯宣告：“現實是最偉大的小說家，我們所要做的只是模仿和追隨”，我們也只能相信一半。因為上面的故事似乎在向我們暗示，現實有時候也模仿小說。當略薩為《百年孤獨》辯護，認為小說“客觀”描寫了拉丁美洲的現實，他為了說明同時提到了科塔薩爾：“不像別的書裡（比如科塔薩爾的作品）只進行間接的或隱喻的描寫”。如此看來，似乎早四年出版的《跳房子》更有理由被尼爾松這樣的評論家定為“反動”小說。無怪乎科塔薩爾會發出不無戲謔的感慨：“現實，多少罪惡藉汝之名以行！”《跳房子》的作者曾旗幟鮮明地站在拉丁美洲解放運動一邊，也曾親歷聲援社會主義的古巴和尼加拉瓜的桑地諾解放戰線，而他的一些革命戰友卻時常疑惑，像《跳房子》這樣實驗色彩濃烈的先鋒小說在革命事業中能派什麼用場。於是科塔薩爾在那篇名為《革命中的文學與文學中的革命》的文章中回答，真正的革命小說（novela revolucionaria）不僅僅是那些有革命“內容”的小說，更是那些要“革小說的命”（revolucionar la novela）的小說。在語言中鬧革命的小說或許暫時看起來不如傳統的現實主義小說貼近現實，恰恰是因為這些小說將要展現未來更豐富更具革命性的現實。
“對作家不應該要求他在作品裡成為一個政治活動家，正如不能要求鞋匠做的鞋具有政治內容。”馬爾克斯不止一次一本正經地宣稱：“我認為作家的主要政治責任是把作品寫好。”這位諾貝爾得主的政治立場不是什麼秘密，作為菲德爾·卡斯特羅多年的老友，他曾說他相信全世界早晚會實現社會主義，並希望這一天早日到來。不過他同時確信，“糟糕的文學是延遲這一天早日到來的阻礙之一。”按照馬爾克斯的標準，革命小說必須是好小說。按照科塔薩爾的定義，好小說必然是革命小說。就像《百年孤獨》著名的開篇句，她展現了已經發生、正在發生、必將發生以及猶未確定的複數現實，或許可稱之為革命性的現實。作家的政治責任也好，文學的終極使命也罷，總是說寫作只是為了讓朋友們更愛自己的馬爾克斯，在八十歲那年的一次演講中又有了個簡明而優美的說法。面對一位國王、六位總統和數千聽眾，小說家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神情裡有小動物般的狡黠和小孩子般的驕傲：“我要做的不過是每天早早起來，面對白紙或電腦空白的屏幕想辦法把它填滿，講一個從未有人講過的故事，讓一位尚未存在的讀者感到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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