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你陷入一日長於百年氛圍，那或許是「艾特瑪托夫式的憂傷」｜紀念文化頭條網

2018-07-27 22:26:41 文學報

......“圖畫書界奧斯卡”

“您所有的著作都太憂傷了！您為什麼選擇這樣的調子呢？”

“（開玩笑的口吻）也許是我這個人本身就同憂傷結下了不解之緣吧。不過，如果實話實說，那麼我確信，悲劇性是這樣一種強大的力量，它能使人們精神昇華，從而去思考生活的意義。悲劇在古代文學中即已奠定地位是很有道理的。”

1985年，在以首部長篇小說《一日長於百年》獲得蘇聯國家獎金後的第三年初，吉爾吉斯斯坦作家艾特瑪托夫接受《莫斯科新聞報》記者塔季揚娜·西尼岑娜的採訪，發生瞭如上對話。瀰漫在所有作品裡的，是“艾特瑪托夫式的憂傷”，這種獨屬於他的一種關於道德、生存、命運的思考方式。今年，恰逢艾特瑪托夫誕辰90週年、逝世10週年之際，華東師大出版社推出他的這部長篇，並於近日和華東師大俄羅斯研究中心、吉爾吉斯共和國駐華大使館聯合主辦了

“艾特瑪托夫作品在中國的譯介傳播——‘一帶一路’視域下的民族文學暨《一日長於百年》新書研討會”。

早在1961年，艾特瑪托夫就被譯介到了中國，那一年第十期的《世界文學》上刊登了1958年他在《新時代》雜誌上發表的成名作《查密莉雅》。在這部中篇小說裡，艾特瑪托夫已初步形成了日後的寫作風格，細緻的吉爾吉斯民族的景緻、風情描寫，民間故事、神話傳說資源，細膩的人物心理描摹。儘管多被歸結為愛情小說，但無疑，艾特瑪托夫的風景抒情及其背後的浪漫氣質仍然給許多中國作家以耳目一新的感受。

比較文學研究者樂於探討艾特瑪托夫對於中國作家張承志的影響。這自然有張承志的自敘作為佐證，他在《彼岸的浪漫——我最喜愛的浪漫小說》中寫道：“那些對天山腹地高山牧場及其住民的抒情，換了誰都可能寫壞，而艾特瑪托夫寫得淋漓盡致而不失分寸。我因為有多年東部天山調查的體會，因此對他的西部天山描寫目瞪口呆……”艾特瑪托夫啟發他，盡情抒寫和抒發對於草原日漸複雜和濃烈的感受，深刻描繪牧民們曾經創造過的生活。也因為二者於敘事結構和內涵之上的某種關聯。艾特瑪托夫擅用一種“追尋-回溯”式的結構，在《別了，古利薩雷》《大地——母親》《一日長於百年》中都有展現，以某一種具體的物象，如一匹老馬，一個偏遠地區的火車小站來勾起對往昔的回憶，在回憶與現實追尋之間實行多種敘事策略。但更重要的或許是，艾特瑪托夫作品裡有一種人道主義的關懷精神。

相較於前輩作家如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等，艾特瑪托夫的批判顯得更為溫和，而詩意和浪漫氣質某種程度上又更為這種批判裹上了一層面紗。這恰恰或許是，“艾特瑪托夫式的憂傷”。

艾特瑪托夫在上世紀80年代形成譯介熱潮，某種程度上正是源於這種對人生、命運的關懷。他在訪談裡談到“最高道德原則是偉大文學的起點”，認為在道德與不道德，永恆與曇花一現，崇高與卑鄙的衝突中，一個人存在的意義及其重要性的大小，取決於他的人格如何以及精神境界的高低。他的作品中常出現的是平凡的勞動者，農民、鐵匠、牧民、鐵路工人，在艱難中生存的各種命運，在痛苦中去尋求生存的問題的答案。俄羅斯文學有和社會現狀緊密結合、直面現實、表達心聲的傳統，艾特瑪托夫當然是這個文學傳統的繼承人，他喜歡探討善惡的問題，作品中道義感、人道氣息強烈。但也有人認為到了艾特瑪托夫這裡，俄羅斯文學的深刻性已經不如從前，無論是敘述技巧還是對人性的深度刻畫已經略遜一籌。不難探究到這種說法的緣由，相較於前輩作家如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等，艾特瑪托夫的批判顯得更為溫和，而詩意和浪漫氣質某種程度上又更為這種批判裹上了一層面紗。這恰恰或許是，“艾特瑪托夫式的憂傷”。

以玩笑口吻說出的“同憂傷結下了不解之緣”或許真有一點可以索引的源頭，1928年，艾特瑪托夫出生在吉爾斯斯坦塔拉斯山區舍克爾村一個農牧家庭，1937年，父親蒙冤被殺害，此後他與母親相依為命，在衛國戰爭年代當過村裡的記工員，之後在農學院學習並當了畜牧技術員。艾特瑪托夫曾說，經歷著家庭變故與戰爭浩劫的這一時期，促使他對於人性特點、民族性格有了認知，奠定了他人生觀的基礎，這是“艾特瑪托夫式的憂傷”的深沉底色。

這種“憂傷”在艾特瑪托夫最為人熟知的中篇小說《白輪船》裡可以一窺全貌。小說中一個從小被父母拋棄的七歲小男孩在原始山林的護林所和外公相依為命，湖邊停靠著的、有著他素未謀面已經組建新家庭的爸爸的白輪船，和傳說中哺育了吉爾吉斯民族卻因為族人的貪婪而被殘害的長角鹿母，是他心中最美的期盼。當傳說中的長角鹿母重新回到林區後，因為垂涎鹿角和鹿肉，男孩的姨夫設計捕殺了長角鹿母，小男孩受到刺激，徑直跨進水裡，結束了生命。

在傳說、幻想和現實的交織裡，艾特瑪托夫以小男孩的哀傷和精神痛苦揭示了人與自然、善惡等問題，在細緻清新的景物描摹、細膩的心理描寫、浪漫的詩意之間，裹挾著對於人性的追問，這是他“憂傷”的輪廓和內涵。這種憂傷並不避諱兒童，因為在他看來，這是普遍的人的痛苦。“精神痛苦並沒有兒童的痛苦與成年人的痛苦之分，只有人的痛苦。很多人糊塗地認為，兒童尚未成‘人’，只不過是未來的‘人’而已。而事實上兒童已經是‘人’了。這也是我寫這篇小說時要強調的。一個兒童在人格方面的完整與價值取決於他是如何成長的，也取決於客觀世界為他創造的環境。《白輪船》中的小男孩以一死來拒絕接受他純潔的童心所不能屈從的東西。”從這個意義上，艾特瑪托夫的“憂傷”又總是充滿了希望，“這是某一天閃了一下又熄滅的閃電的形象。閃電在蒼穹下發光，蒼穹是永恆的”。

在華東師大出版社舉辦的新書研討會上，上海社科院俄羅斯研究中心主任潘大渭分析了“艾特瑪托夫式的憂傷”的實質：“通過紮根於熟悉的故土之上的作品，他抓住了社會現實和社會感情，對平凡人物和日常事件深刻地剖析，通過道德的探索思考我們每個人都繞不過去的一個問題，即生活的目的到底是什麼，這是人類普遍存在和關心的話題。”

《一日長於百年》外文版

《一日長於百年》裡，艾特瑪托夫同樣在現實、傳說層面展開小說情節，並增設了科幻層面的情節，以荒原上某個偏僻小站的鐵路工人的一次送葬經歷為故事主線，把宏大的時空濃縮入一日一夜，於狹窄中激化的尖銳矛盾衝突在各個層面上考驗著人性。與以往常把小說地點設置在吉爾吉斯草原不同的是，這部小說裡變成了哈薩克草原，這與他時常乘坐火車穿越哈薩克草原，經過的鐵路小站讓他思潮起伏有關，也因為這裡是宇航站和宇航飛行線的重要位置。科幻層面的情節，是因為艾特瑪托夫想在關於人類命運的探討上更進一步。“我經常想到人同宇宙的聯繫。我們利用原子核裂變，發現了宇宙的秘密，從而掌握了可以毀滅所有生物的巨大能力。在這部小說中使用借喻、比喻和幻想手法並非最終目的，只不過是思維的方法，是認識和解釋現實的一種方法而已，使人們通過荒誕不經的形式想象出今天那些對人類確實存在著的潛在危險。”

在這部小說中使用借喻、比喻和幻想手法並非最終目的，只不過是思維的方法，是認識和解釋現實的一種方法而已，使人們通過荒誕不經的形式想象出今天那些對人類確實存在著的潛在危險。

正如華東師大教授貝文力所說：“《一日長於百年》努力展現全人類的東西，結合歷史和社會發展的前景，在文本中對有關生活的意義、人與自然的關係、科學技術的發展與精神價值的傳承等等話題進行探索，並且和讀者進行著儘管是隱形的，但幾乎無處不在的對話。作品從內涵角度而言，規模宏大，體現了作者思想中的宇宙主義，但與此同時，地球、自然作為人類的祖先和賴以生存的環境依然是作家作品中的思想核心和主要形象之一。”

但出乎艾特瑪托夫意料之外的，《一日長於百年》發表後因為加入科幻和比喻而受到了一些尖銳的批評。這從評論者徐江批評艾特瑪托夫在小說中，將其以往的單線悲觀意識（針對具體現實），發展成為一種復調的悲觀意識（對具體現實、普泛現實、歷史以及整個人類文明的前途），從而導致過於追求敘事的宏大，雕琢氣開始增加，天然的一面大大降低的論述中，大約可以看出端倪。但無可否認，這一切都是“艾特瑪托夫式的憂傷”的真實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