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綜述
2018年3月24-26日，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辦、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承辦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8年會”在北京釣魚臺國賓館舉行。
論壇期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按慣例會見了境外主要代表，與近百名來自世界500強企業的負責人、國際知名研究機構的專家學者、主要國際組織代表進行了深入交流。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出席論壇開幕式並做主旨演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就“中國與世界——在開放與合作中尋求共贏”舉行了兩場座談會，20多名與會代表就全球經濟、中美經貿關係、外資企業在華經營等方面的議題發表意見與建議。新一屆中央政府有關部門負責人參加了論壇的各種主題研討。數百名來自全球政、學、商界的精英共襄盛會。
這一固定在每年全國“兩會”後第一個週末舉辦的重量級國際論壇，在當前國內外大背景下具有重要意義。當前，國際經濟版圖重塑、逆全球化陰雲籠罩，而中國適逢改革開放40週年和貫徹中共十九大精神的開局之年，中國和世界迫切需要增進溝通，共同迎接挑戰。本屆論壇以“新時代的中國”為主題，圍繞高質量發展、財稅體制改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金融政策、全面開放新格局、高質量發展階段的中國製造、創新與未來等一系列重大議題展開探討。為期三天的論壇內容豐富，主題大會、閉門會議以及多個平行論壇交錯進行，提出了眾多有助於推動新時代中國發展的有價值的建議。
聚焦高質量發展
韓正在開幕式上指出，新時代的中國，經濟發展最鮮明的特徵，就是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對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認識，是理解並把握中國經濟的一把“鑰匙”。為推動高質量發展，中國將全面深化改革，打好防範化解風險攻堅戰，堅持創新引領和城鄉區域協調發展，堅持對外開放基本國策，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家發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表示，應從四個方面實現高質量發展。一是把質量第一、效益優先作為衡量標準。二是把推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作為實現途徑。三是把構建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的經濟體制作為制度保障。四是把跨越現階段和長期性兩大關口作為努力方向。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論壇主席李偉在致辭中指出，推動高質量發展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確定的發展思路，是制定經濟政策、實施宏觀調控的根本要求。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張軍擴指出，當前中國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農業現代化、城市化建設、區域協調發展、創新性國家建設等等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經濟發展中的結構性問題和深層次矛盾已然存在，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突出，實現高質量發展是解決這些問題的必由之路。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鳴指出，高質量發展意味著，在“數量缺口”問題基本解決後，要轉向填補產品和服務的“質量缺口”，更好滿足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的需要；在傳統制造業陸續達到市場需求峰值後，要轉向提升產業價值鏈和產品附加值，推動產業邁向中高端水平；在生產要素供需條件變化後，要轉向增強科技創新和人力資本提升的“乘數效應”，提升投入產出效率和全要素生產率。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建議從兩大重點、五個目標加快經濟體制改革。即以產權制度的完善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以產權有效激勵、要素自由流動、價格反應靈活、競爭公平有序、企業優勝劣汰為目標。具體來看，在完善產權制度方面，要完善激勵創新的產權制度，賦予創新人員科研成果相應的產權；在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方面，基本方向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主要的改革措施是在市場準入方面要大幅放寬限制，實施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
製造業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和重點。工信部部長苗圩給出了六大方面的措施：一是完善製造業的創新體系；二是加快發展先進製造業；三是促進製造業區域協調發展；四是加強制造業質量品牌建設；五是營造有利於製造業高質量發展的良好環境；六是進一步提升製造業開放水平。苗圩稱，中國將進一步擴大製造業的對外開放，進一步加強中國製造與全球製造業的對接、合作，對內外資企業一視同仁、平等對待。此外，中國絕不會把落後產能輸出到國外。
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約瑟夫·斯蒂格利茨認為，高質量發展需要改善衡量指標，GDP指標的一個重要問題是無法衡量不平等。中國需要一系列綜合性措施來解決不平等問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要共同行動，改革現有稅收結構；從依靠出口轉向依靠內需，從依靠債務轉向依靠稅收和股權融資等帶動經濟增長。
站在改革開放40年的起點上
李偉表示，201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週年，中國將全面開啟現代化建設新徵程。過去40年的改革開放，有力推動了中國現代化建設不斷邁上新臺階，也推動了中國治理體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但與此同時，中國必須以更大的決心、更強的力度、更實的措施，全面深化改革，擴大對外開放，化解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環境汙染、生態退化、收入差距擴大等一系列問題，必須總結40年改革開放的經驗，謀劃好現代化新徵程中的改革開放。
中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理事長樓繼偉對改革開放成功的原因進行了總結：一是堅持市場化取向，不斷加強產權和契約保護；二是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實施有順序的開放；三是調動地方積極性，形成了地方政府競爭格局；四是政府與市場的關係處理得較好，基本建立了市場經濟宏觀管理框架；五是對政策取向及時糾偏；六是選擇了正確的改革順序。
亞洲開發銀行行長中尾武彥認為，經濟發展需要八個關鍵條件，而這八個條件恰恰是根據中國發展經驗得出的。它們包括：投資基礎設施；投資健康、教育；宏觀經濟管理；開放的貿易環境；良治，以及公共部門的有效運作；社會包容；明確的未來願景；政治穩定、安全以及與其他國家的友好關係。下一步中國主要將面對不平等增加、氣候變化和環境、老齡化三大挑戰。為此，第一，中國必須處理好地區和城鄉發展不平衡問題，完善城鄉戶籍體制改革，推動遺產稅和資本利得稅改革，否則不平等問題將會影響增長。第二，應提高環保效益，為全球減少氣候變化、實施巴黎協定做出表率。第三，改善農村養老保障體系、衛生服務體系，應對老齡化社會到來。
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紐約大學教授邁克爾·斯賓塞認為，中國是一個積極且能夠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朝著同樣發展方向邁進的國家。他強調，現在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數字化技術在引領世界，中國是技術的創新者，未來要與發達國家齊頭並進，必須要保持貿易和投資開放，並且要審慎地通過國際合作、國內規制進行更好的監管。
論壇外方主席、蘋果公司首席執行官蒂姆·庫克舉例說，在AppStore的開放平臺上，中國的開發者社群蓬勃發展，數量、下載量、收入均排名全球第一，可見技術成為創造機會和幫助人們擺脫貧困的偉大力量。中國企業不再只是簡單的製造者，也承載著夢想。
在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教授林毅夫看來，中國不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唯一國家，但卻是轉型中唯一沒有出現經濟停滯甚至崩潰的國家。他表示，20世紀80至90年代盛行新自由主義，認為發展中國家要發展經濟就應該取消干預，建立現代市場制度，改革方案是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但中國當時採用了務實、漸進的方法。對符合中國比較優勢的產業實施開放。這給很多發展中國家提供了發展思路。
耶魯大學高級研究員史蒂芬·羅奇表示，中國未來的著眼點在於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調整結構，由注重出口和製造轉向消費和服務。他同時對中美貿易關係表達了擔憂。他說，最強大、最有活力的兩大經濟體之間關係的惡化，讓世界經濟存在極大的風險。
防控重大金融風險
中國轉向高質量發展，既要求高效率，也要求低風險。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指出，目前中國面臨著一些潛在的金融風險，主要表現為宏觀上仍然存在著高槓杆的風險，特別是企業部門槓桿依然較高，部分國有企業槓桿居高不下，地方政府面臨隱形債務問題，居民部門槓桿率上升較快。此外，部分領域和地區的金融“三亂”問題仍然比較突出，少數野蠻生長的金融控股集團存在抽逃資本、循環注資、虛假注資以及通過不正當關聯交易進行利益輸送等問題。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究部部長趙昌文指出，如何使金融服務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現金融與實體經濟、房地產以及金融體系內部的良性循環，完善金融監管體系，穩定有序降低金融槓桿，貨幣政策支持金融風險防控等，都值得深思。
世界銀行首席執行官克里斯塔利娜·格奧爾基耶娃反思了2008年金融危機後刺激政策所造成的風險積累。世界銀行的研究顯示，中國應實行更緊的貨幣政策，以減少經濟對刺激的依賴。她進一步解釋說，為了提高生產率，應確保給那些效率最高的企業提供貸款，但由於金融危機的爆發，信貸越來越多地流向了生產效率低的企業。在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正常化的過程中，管理好金融風險尤為重要。
易綱強調下一步應從以下四個方面來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一是穩住宏觀槓桿，健全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雙支柱調控框架，加強宏觀審慎管理，提高對系統性風險的防範能力，大力發展多層次的資本市場，穩步提高直接融資比重。通過市場化債轉股，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發展直接融資，強化資本約束，規範表外業務和通道業務等多種方式，使社會整體負債增長較快的態勢進一步平穩下來，抑制風險積累。二是深化金融監管體制改革，從防範系統性風險角度支持財稅體制改革，健全地方政府債務融資新體制，完善金融企業公司治理結構，增強國有企業的負債約束。完善房地產金融調控政策，建立房地產政策的調控機制。三是加快補齊監管短板，進一步明確監管姓監，優化監管力量，嚴格執行監管法律。抓緊出臺對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對非金融機構投資金融機構的指導意見，以及金融控股公司監管辦法等審慎監管的基本制度。四是堅決取締非法金融活動，強化金融風險源頭管理，加強金融領域的准入管理，清理整頓各類無照經營，或者是超範圍經營的金融業務。沒有經過金融監管部門批准，不得從事或變相從事金融業務。
安聯保險集團董事會主席、首席執行官奧利弗·貝特認為，防範風險的關鍵因素包括提高金融監管能力、構建現代化金融體系、對金融機構進行數字化創新以及完善資產負債管理。
中國工商銀行董事長易會滿對中國居民儲蓄率快速下滑的現狀表達了擔憂，他認為應防止居民儲蓄率過快下降引發的經濟金融風險及連鎖效應。雖然居民儲蓄率下降有一定的必然性，但下降過快則可能引發經濟金融風險。他建議金融業迴歸資管業務代客理財的本質，打破剛性兌付；進一步加強互聯網背景下各種金融行為的規範；加快推動銀行資產證券化，積極應對負債出表。
瑞銀集團首席執行官安思傑認為，金融風險不僅僅存在於金融體系中，也源於宏觀經濟、地緣政治等外部環境。現階段的金融風險更多來源於金融體系外部，而非系統內部。政策制定者必須緊密關注未來趨勢，以保護金融體系和社會的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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