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綜述
決勝脫貧攻堅戰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韓俊就實現鄉村全面振興提到兩點。一是在關鍵環節全面發力，推動更多資源要素配置到農村。他具體提到，應破除不合時宜的體制和機制障礙，加快構建新型工業和農業、城市和鄉村的平等關係。同時要健全社會保障制度、投融資機制，完善多元投入格局。此外，他還認為應釋放土地制度改革的紅利、鼓勵新“上山下鄉”、加快培養新型農民以實現人才振興。二是要科學把握鄉村發展趨勢，不能實行“大躍進”和“一刀切”。應該因地制宜，精準施策，將改善農村生產條件和保護自然環境、歷史遺產結合起來。在城市發展中建設一批現代化的新型社區、發展都市農業；在鄉村發展中，培養生態宜居的美麗村莊，循序漸進地消減衰敗的村莊。
國家開發銀行行長鄭之傑表示，貧困是人類的頑疾，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始終是減貧的有力推動者。他指出，扶貧要有大情懷，懷著真情實意去幫助貧困地區的人民，設身處地為他們著想。這不能看成是對他們的施捨，而是對他們過去付出的報答。這之中，政府的推動和輔導作用、貧困群眾熱情的激發、各級幹部的奉獻和信心，都是中國扶貧攻堅離不開的部分，也是中國脫貧攻堅不同於他國的特色。脫貧攻堅的當務之急是改善貧困地區的基礎設施，以改變農村環境，這是打通制約脫貧的最後一公里，也是鄉村文明的重要基礎。
200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哈佛大學教授埃裡克·馬斯金表示，在生產全球化的過程中，最重要的目標是提升底層工人的技能，這可以通過教育和培訓來實現，而這一過程需要有政府介入，提供補貼。這樣才能給底層工人賦能，使他們進入全球勞動力市場，從而真正解決貧困問題。
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黨組成員夏更生指出，得益於體制機制的創新，中國扶貧攻堅兩年多來創造了減貧史上的最好成績。目前，國家在扶貧攻堅上繼續發力，開展了以下工作：制定了政策體系，打出政策組合拳；建立財政、金融和社會成本的投入機制；建立社會動員體系；建立監督體系；實行考核評估，堅持問題導向。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部長葉興慶認為，中國要實現到2020年全部消除絕對貧困的目標沒有太大問題，更主要的問題是提高扶貧質量。2020年之後，扶貧要從目前的精準扶貧，轉向緩解農村的相對貧困問題。農村公共政策的制定，首先要考慮到公共政策的紅利如何能更大比例地流向低收入人口。
打好汙染防治攻堅戰
中國生態環境部副部長趙英民表示，打好汙染防治攻堅戰是推動和引領中國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手段和措施，未來需著力採取的措施包括，打好藍天保衛戰、碧水保衛戰、淨土保衛戰，加強生態保護修復與監管，全面整治農村環境，推動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總經理戴厚良表示，傳統化工行業是打好汙染防治攻堅戰的重要戰場之一。能源化工企業應主動投身到綠色革命之中，推進汙染物的減量化、資源化和無害化。應大力發展清潔能源產業，努力塑造低耗高效清潔環保的產業新形象，著力打造綠色低碳的發展競爭新優勢，推動能源化工行業的高質量發展。
國家能源投資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凌文表示，煤炭佔中國化石能源儲量約96%，石油和天然氣佔比不到4%。過去，煤炭是中國能源供應最主要的部分，未來也將是主體。他強調，界定一種能源是不是清潔，要看它的排放指標，而不要看它的出身。2014年起中國煤電行業一直在做“超低改造”，所謂超低改造是指，“雖然燒的是煤，但比天然氣排放出口還要乾淨。”
要推動面向未來的綠色發展，企業應該怎麼做？蒂森克虜伯集團董事會主席、首席執行官海里希·赫辛根表示，公開自己公司的環保數據是企業的義務。要推動環保效果和企業效益同步改善，需要政府和整個行業積極擁抱新技術，加強對技術人才的培養和使用，這是實現環境和效益雙贏的關鍵。
發力財稅體制改革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張來明表示，中共十九大圍繞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這個目標，對深化財稅體制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放眼未來中國財稅體制改革，如何建立與現代經濟體系相適應的財政制度、下一階段財政改革的重點領域和實施步驟的安排、財稅政策和財稅體制如何加強內部協同、如何適應外部環境的改變等問題，要求中國財政稅收體制改革既要適應國內改革發展的要求，也要適應外部條件的改變。
談及中國財稅改革，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秘書長古里亞表示，增值稅改革是中國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從重工業朝著創新和技術驅動轉型的支柱。中國現在啟動了新一輪稅收改革，包括個人所得稅改革和理順增值稅體系。在財政方面，中國也在加大改革力度，未來要從取消剛性兌付、加大並平衡公共支出、消除不平等這三項工作著手。
中國財政部部長劉昆指出，今後一個時期財稅領域會繼續加快改革步伐。在建立權責清晰、財力協調、區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財政關係方面，將重點推進教育、醫療衛生、交通運輸、環境保護等分領域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在建立全面規範透明、標準科學、約束有力的預算制度方面，今年將制定全面實施預算績效管理的指導性文件。在稅收制度改革方面，今年將按照三檔並兩檔的方向調整增值稅稅率水平，重點降低製造業、交通運輸等行業稅率；改革個人所得稅制度，合理提高基本減除費用標準，增加子女教育、大病醫療等專項費用扣除；加快推進單行稅法的立法工作，力爭年內完成契稅法、資源稅法、消費稅法、印花稅法等草案的起草工作。
城市化與房地產市場新方位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經濟研究所所長王微表示，中國社會經濟發展進入了新時代，在此背景下，城市化進程也已進入以大城市群為核心的發展階段。更重要的是，在這一階段，要實現城市的高質量發展，這就要求房地產市場不僅僅是造房子，還要提供多元化的居住服務選擇、更好的宜居環境、更完善的城市功能。
國務院參事室參事仇保興指出，當前中國房地產出現了兩個比較顯著的特徵：一是冰火兩重天，即一線城市住房市場火熱，三四線城市冰凍期長。二是一線城市出現了一種特殊的現象，即“緊平衡”，並存在著特殊的脆弱性。基於此，他提出三點解決思路。第一是多渠道供給，不僅要體現在供地上，也要體現在形式上。第二是多形式疏導，除了租售並舉之外，歐盟國家提倡的住房合作社也可作為參考。第三是多工具聯調，應把傳統的集中調轉換為分散調，從行政手段調轉變為經濟手段調，從中央政府調轉變為地方調。使整體房地產發展過程從“緊平衡”過渡到“次緊平衡”，再到“松平衡”，使房地產市場和城鎮化的健康發展得到保障。
中國建設銀行行長王祖繼表示，迴歸“房子是用來住的”這一本源，需要引領理念的轉變，調整相應政策，金融銀行業需要更加主動作為。他認為，一方面，要繼續嚴把信貸投放，調整信貸結構，遏制投機炒作，加力支持居住需求。另一方面，房地產金融創新不應圍著傳統信貸轉，要把著力點轉向針對房地產需求失衡提供綜合解決方案。藉助金融力量激活市場要素，引導資源有效供給，緩解社會痛點。
科技創新與新商業革命
中國科學技術部副部長李萌表示，技術能變成商業發展的動力，技術成果帶來的商業進展已從蓄勢待發進入群體迸發階段。這一階段的特點包括全業務流程的智能化，線上線下的融合，以及消費的場景化與個性化等。談及未來科技創新的發展方向，他表示，未來一段時間，將著眼於新的市場需求來加大科技創新力度。包括建設數字化、智能化的商業基礎設施；發展引領產業變革的顛覆性技術；發展支撐商業模式的現代服務技術，並用這些技術來驅動經濟形態向高級化發展。
201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克里斯托弗·皮薩里德斯表示，人工智能是新技術，它所帶來的影響很大，但不會超過以往的技術革命。他表示，每一種新技術都有自身特點，必須瞭解新技術的出現會帶來怎樣的過渡，以便作出更快更有效的調整。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表示，目前中國同質化產能仍然過剩，而科技創新是解決這一困局的主要手段。他認為眼下中國發展進入另一階段，要從科學原理出發，將技術推向市場。
麥肯錫公司董事長兼全球總裁鮑達民認為，創新可以分為四類，即效率驅動、客戶驅動、工程驅動、基礎科學驅動。前兩類在中國發展得非常好，而後兩類在中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強生公司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亞歷克斯·戈爾斯基提出了關於創新的三個關鍵點，第一是創新要依賴於人，需要人的好想法、好動力；第二是創新需要資源，且需要長期的資源支持；第三是創新需要管理，無論是大型企業，還是小型企業，都需要良好的管理以凝聚團隊。
針對技術引發的問題特別是數據安全問題，IBM董事長羅睿蘭認為，需要設立一套數據原則，致力於讓技術增強人類的智力或能力，讓技術變得可解釋和透明，企業不應把客戶的數據商業化，拿去賣錢，因為客戶才是數據的創造者。不僅企業需要慎重對待這個問題，國家對此也有責任和義務。
逆全球化背景下的全方位開放
李偉認為，在2018年已經過去的幾個月裡，個別國家新推出一系列重商利己、以自我利益為上的貿易保護政策，與現行基於規則的全球貿易體系的宗旨相悖。這可能會引發其他主要經濟體的跟進、效仿，從而可能使二戰後建立的全球貿易體系處於大變動的關鍵時刻。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國強表示，不同的國家因為比較優勢不同，在全球價值鏈上佔據的位置也不同，這樣就形成了一個相互深度依賴的關係。全球生產價值鏈是經濟全球化的一個結果，同時也在不斷推動經濟全球化向深化發展，不同的國家，在全球生產價值鏈上也在努力地提升自己，希望能夠佔據一個附加值增長更高的環節。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成員、辦公廳主任餘斌表示，在全球經濟回暖的同時，多重風險和挑戰值得高度關注。一是保護主義和逆全球化升溫、貿易摩擦和貿易戰升級，二是寬鬆貨幣環境催生的資產泡沫不斷積累，三是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轉向可能帶來一系列的外溢效應。此外，地緣政治動盪也可能波及宏觀經濟走勢。對增長情景和風險的判斷將直接影響我們的政策議程，包括國內宏觀經濟政策和國際政策協調的選擇。
貝萊德集團首席執行官勞倫斯·芬克表示，受到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以及民粹主義等不利因素的影響，全世界都瀰漫著悲觀與擔憂的負面情緒，而這些可能都是全球不平等所帶來的挑戰。同時，技術的不斷更迭也在快速改變著勞動力市場。在這樣的背景下，人們普遍擔心自己的未來。因此，我們需要長期的投資、更強有力的金融計劃以及更為有效的養老保障體系。隨著全球老齡化的逐漸到來，人們更加應該提前對退休後的養老問題進行規劃與儲蓄。
中國商務部副部長王受文強調，儘管逆全球化思潮在蔓延，保護主義在抬頭，中國始終堅定支持自由貿易和多邊貿易體制。但是對等開放並不一定公平，各國國情和發展水平不同，對等開放不符合WTO最惠國待遇和非歧視性原則。
針對近期備受關注的中美貿易爭端，哈佛大學教授、美國前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認為，大國關係的偉大之處就在於，在尊重對方的尊嚴和傳統，尤其是體制性傳統的尊嚴和偉大之處的同時，也必須就一些共同的關切進行合作。要打造一種法制框架和程序，來管理商業領域的糾紛。貿易戰不太可能實現共贏。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為貿易戰帶來的心理衝擊很大。就其本身而言，很難預測它的具體影響，其對供求的影響可能很小。
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朱民也認為，中美應該從長遠視角來處理事情。雙方應該積極合作，關注長期目標，這樣才能給全世界帶來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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