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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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我可以成功預測英國脫歐？
為什麼我可以成功預測川普當選？
並且我又準確地推測到川普會發起對中國的貿易摩擦？
就當下的貿易摩擦，為什麼我的預測是貿易戰不可不打？但是不可能大打？
1
資本在貿易對手之間30年週期性轉移現象
從工業革命以來，幾乎吃穿住行每一個方面的主要工業化基本上都有4個7年、加起來差不多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具體分為成長、成熟、外貿、對外投資設廠四個過程的週期性循環。
第一個7年不難理解，為產業工業化形成階段，主要為創新、創業形成階段，具體為技術、專利、投資、設備、廠房、營銷、消費等形成階段，無論是對傳統數據還是現代大數據所作的統計分析，大多主要產業工業化形成階段為7年之癢。
第二個階段為產業成熟階段，具體不光表現為資本的7年成熟週期，也表現為知識產權的7年成熟週期；疊加起來也是7年的一個成熟階段。這兩個階段基本上是絕對利潤率追求階段，之後由於本土市場飽和、從追求絕對利潤率階段轉移到相對利潤率追求階段，首先表現為外銷為主，這個外銷一般也有7年週期。
最後一個階段，為工廠轉移階段，這是最後一個7年階段，也就是工廠隨外消地逐步成才起來，只得採取就近建廠、就地銷售。
就是在最後一個7年階段，隨著廠房、設備、人員、管理、技術、生產、消費、系統以及場景的轉移，不光是就業、汙染等轉移了，其實蘊藏創新、創業的最大優勢也轉移了，處在這個轉移階段，一方面被轉移國可就此基本開始自己的創新創業，而轉移國則進入掏空自己階段，不斷掏空了實體經濟、價值，還掏空了創新創業的可持續優勢。正是從這個角度，我們看到土地、勞動力、資本經濟和信息、知識、信用經濟之間如何分離、相對獨立、如何相互促進，到最後如何悖論、如何泡沫化的過程，以及如何週期性轉移的現象，這個轉移顯然是遵循二者之比在【0，1】區間滾動運動規律的，其間有很強的黃金分割率現象。
顯然每完成一輪轉移，大約4個7年約30年週期後，要形成一個新的週期，多還有一個十年左右的選擇期，也就是徘徊期，共計40年左右。但是人們更多的記得一句中國古老格言，即30年河東、30年河西。這個格言顯然忽視了每一次河東河西后都有大約十年的調整，或者叫徘徊期。
自從工業化以來，在糧食領域特別是在小麥、玉米、大豆、土豆、高粱等主要糧食作物上都體現了這樣一個週期性過程，所有這些農業領域的工業化、現代化，最後集中到一塊讓整個農業在GDP佔比越來越低、但是相應的工業化、服務業化佔比卻越來越高。
現在主要發達國家農業佔GDP之比差不多都在10%左右，這裡需要強調的是覆蓋在農業之上的工業化、服務業化不在統計之列，顯然三農的每一個要素和過程，都有工業化、服務業化，包括種子、種畜、耕作、種養、繁殖、收割、倉儲、加工、運輸、銷售、消費等整個過程。後來工業在發達國家GDP中的佔比也降到大約10%左右，與農業一樣，為工業各個要素和環節服務的現代化佔比不斷提高。比如在交通、通訊、能源上的主要技術、設備、生產、運輸、消費等服務比重不斷增多，也體現了這個現代化規律。
最後是服務業本身把信息、知識、信用不斷地提高，從而讓發達國家服務業在信息對稱和智能化方面的佔比、在知識產權方面的佔比、在信用服務方面的佔比，也就是高附加值佔比，甚至佔到GDP70%以上。
在以上一產二產佔比縮減、三產以及三產高附加值佔比提升的過程中，無論涉及到房地產、鋼鐵、煤炭，還是服裝鞋帽，包括近來的電子電器、互聯網基本上都具有以上週期性特徵，未來我相信機器人、分佈式存儲、大數據、雲計算等的週期性也都會如此，也就是隻要服務業佔比達到70%以上程度，轉移就是必然的，掏空自己的實體經濟就是必然的，虛擬經濟不斷地擠壓著，於是週期性就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在以上第三、第四個階段的過程中，我們看到產品輸出、工廠外遷基本上都是資本內生的規律，當然外部的吸引力也是必不可少的，否則，一個巴掌拍不響。
這個河東河西周期律從主權國家貨幣登上世界貨幣之後不可避免的格里芬悖論角度，也可以反證，西方從航海貿易到現在，從西班牙、葡萄牙之銀元，再到荷蘭盾、英鎊，最後到現在的美元基本上都是如此，大約都是30年一個格里芬悖論週期、10年一個徘徊震盪調整時期。
1960年代美國格里芬教授就發現了這種悖論，從1970年代以來，即使美元脫離黃金成為自由浮動貨幣後，先後也遇上了歐洲美元衝擊、中東石油美元衝擊、亞洲製造業美元衝擊，時間到了2000-2008年，本來新誕生的歐元可能再次衝擊美元的，沒想到的是，零八華爾街危機點爆了歐元區危機，雖然歐元危機沒有怎麼衝擊美元，但是人民幣後來崛起，也給美元以重創。
顯然這個週期，既有信息、知識、信用與相應的土地、勞動力、資本之週期性，也有各自內部的小週期，進而表現為產業週期、貿易週期、要素週期，最後會表現出自然人文生態週期性，其中經濟社會生態週期性低谷比較具有破壞性。簡單地說，在以上週期中，最主要的危機還不是單純地經濟危機，最主要的還是三十年河東河西的資本和勞工矛盾週期，以及由此引起的社會和自然的相應危機。
可以這麼說中國改革開放30年，通過2.8億農民工和不到1億的城市勞動者與美國的中低端製造業、技術與管理、市場和消費結合，當然也有自己過去的工業框架和基礎，不單把中國中產階層轉化到3億人口左右，雖然是一個極其脆弱的階層，相比中上層那些利益集團是天壤之別，但是畢竟從計劃+公有制經濟中的城市人，轉換成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勉強中產，一個不能生病、不能出事、不能失業的脆弱中產，其實是一個偽中產；而美國這30年則通過中低端製造業、技術、工廠和管理系統、消費和服務的轉移，再加上不斷廉價的信貸供給，讓美國近2億左右的中產維持了勉強體面的生活。
與中國一樣美國中上層在這個轉移中，獲得了更多的利益，包括跨過資本的實力，從而讓一極世界30多年，但是最終還是發現單有信息、知識、信用要素的經濟，終究是虛擬經濟，終究會逐步掏空自己的硬實力。換一句話說，主要還是中國農民工和城市中下層勞動者，既供養出了一個脆弱的中國中產，也支撐了一個勉強體面的美國中產。如果說這個是客觀的，那麼很早前我所認為的中美兩國基於階層之上的中美國就是客觀存在的。但是現在中國出現了農村人口流轉的劉易斯拐點，以及兩高一低的要素成本、環境成本的不可持續，也就是即使再強的行政壓制都漸漸難以壓榨出新東西來了，也就是中國本身的中產也面臨著下坡路這個拐點。自然美國的中產也難以可持續了。
過去30年總體上中國是改革開放的，由於向市場轉軌，因而勉強轉軌出了一個大約3億人的脆弱中產，與此相對，美國畢竟是轉移出去，所以從1980年代美國大約2億多人口中產，到了2017年下降到不到1.5億人口的中產。
從中美國的角度，把二者相加，中產共計4.5億人口，共性是都處在下降邊沿。按照大前研一所形容的，這是一個典型的中美國M化社會形態（要辯證點看中國因市場經濟轉軌導致的中產）。與這個M型社會配套的是，或者叫可資佐證的還有兩國居高不下的基尼係數，都超過0.40以上，中國作為一個新興經濟體如此，基本上見多不怪，但是美國作為一個發達經濟體亦如此，則是少見多怪。
2
中美國遇上了30年週期後的十年徘徊
從貨幣發行的角度，美國上中西部和英國中部一樣，貨幣信貸餘額都比他們各自發達地區平均少2倍左右，但是那裡的人口卻並不少，因為這裡多是傳統工業集中地帶，大多數人口並沒有轉移出去，雖然已經鐵鏽了。所以，早在英國脫歐和川普競選的2016年，我從貨幣覆蓋和人口占比兩個角度，關注新聞媒體覆蓋率這個變量，我的判斷是隻要有少量主流媒體、再加部分現代自媒體覆蓋，就足以喚起沉睡的選票，最後證明我的結果是正確的，當然一定程度也證明我的分析角度和方法也是正確的。從這個角度出發，就不難看到美國的焦慮，也就是中產階級的焦慮。
如果不怕政治正確的話，在中國當然也是中產焦慮。兩國的焦慮共振這是前所未有的，川普的策略是攻擊中國，中國的策略是萬一避不開，奉陪到底的消極策略是來而不往非禮也，採取同等規模、同等烈度的伺候，不惜第二次抗美援朝，也絕不第二次門戶開放。如果說中國的反擊是被迫的、多少有些盲目跟進，是沒有主攻方向的，那奧巴馬和川普可是有明確方向的，雖然先後向左，但是都毫不含糊，奧巴馬偏向攻擊高層，川普著重攻擊中產。
奧巴馬搞了TPP、奧巴馬時期開放了近海石油開採，川普放棄了TPP、但更加大了近海和本土傳統能源市場，似乎都不顧什麼環境汙染了；而且都不惜代價地加強了頁岩油頁岩氣開採。並竭力鼓勵製造業生產和廠房遷到美國本土。既給資本回流減稅，也給流通領域稅減稅，放寬中小企業認定起點標準、更給中小企業減稅。盡力給中產家庭減稅，竭力減少他們的負擔、增加他們的收入。
川普作為一個商人看到了美國中產經濟、中產產業、中產消費、中產財稅金融、中產負債、中產價值、中產中小企業以及他們的技術、還有中產外貿、中產移民，涉及到中產教育醫療養老保險住房等方方面面，他集中火力內外都打，先是TPP、然後是NAFTA、再是巴黎氣候協議等等，甚至不惜把傳統盟友關係給犧牲掉，在這種情況下，作為美國最大貿易逆差國的中國，怎麼可能逃得脫他的火力範圍呢？
如果說這段時間中美兩國中產都遇上了轉折點的話，一個更重要的是，美國發起了瞄準中國中產的一次又一次進攻。他以為打掉了中國中產，就成全了美國中產。更深點說，他以為打掉了中國偽中產，就等於打掉了中國中產對美國中產的競爭，讓美國中產真正迴歸到有產、有業、有收入、有房有車、有醫療保健、有周末有閒暇、有品位的生活。其實此時此地，中美中產都在焦慮自己的教育、醫療、住房、養老，中國焦慮的還包括移民。這就是說，美國中產嚮往的，中國中產也在嚮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此時中國的精準扶貧和大力反腐為的是保護中產，雖然不直接，但是也重要，然而，川普已經發起對中國中產的進攻，此時千萬不能忽視給中產加大直接的陽光雨露，那就是大力減稅降費、大力發展中產經濟、培育中產產業、滿足中產消費和價值趨勢。也就是儘可能在中短期的三去一補一降中，結合中長期的社保現代化、中小企業現代化、三農現代化、金融現代化中，直接給中產更多的產業、經濟、財稅金融、社保養老保險、市場競爭、出口競爭，以及相應的技術培育等支持。
為此如下配套則是必不可少的，而且還是十分緊迫的。因為前有狼後有虎，容不得我們遲疑了：
1、整個海南建設面向東南亞之服務業FTZ；
2、整個廣東建設面向世界的製造業FTZ；
3、整個長三角建成面向歐美的服務業FTZ；
4、整個環渤海灣建設成與世界接軌的公共服務、公益服務、行政服務與管理的FTZ。
簡單地說就是四個FTZ化。
顯然這是一個靠近沿海前沿的四個相對高端FTZ化，為此要配套一箇中西部如下四個前廠後店的中端FTZ化：
1、凡可以配套前沿製造業FTZ化的、資源性地區和產業，直接打通起來，實行前廠後店，並且也FTZ化；
2、凡可以配套前沿高端服務業FTZ化的、比如具有相應教育資源優勢、人口資源優勢的，直接與前沿打通起來，也實行前廠後店，並建造自己的服務業FTZ；
3、凡與前沿中高端服務業對口的，也實現前廠後店，並構建自己的服務業FTZ；
4、凡與前沿行政服務等FTZ化靠近的，也是直接前廠後店，並構建自己的行政服務等之FTZ試驗區。
簡單地說，就是全中國範圍內FTZ化，同時促進全方位的FTA化，包括攜手提升WTO、大力參與WB、IMF，亞洲開發銀行，主動撮合AIIB、金磚銀行、絲路基金等合作，積極申請參與TPP、促進RCEP、甚至TTIP，協調提升APEC、G20，勇敢地申請加入OECD，對於區域性合作銀行和組織也積極參與，比如歐洲合作銀行、拉美合作銀行、非洲合作銀行等。
為此，把一帶一路分成三個，既有歐亞大陸上的帶路，也有環全中國的帶路，更有直接與美國互聯互通的帶路，包括雙邊FTA、FTZ的點綴。一個處在資本上升的中國、一個巨無霸的中國，唯有最開放才最與之匹配。
唯有最開放才是中國最大的學堂。
在這輪中美博弈中，由於川普的美國優先策略事實上是美國中產優先策略，很可能讓美國再工業化迅速到位，相反，由於中國不自覺地略微忽視中產經濟、中產產業、中產財稅金融、中產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等中產消費、中產價值，那不久中國中產的競爭力就會落後美國中產的競爭力。
一箇中產被外國偷襲、也被自己忽視、貶低、甚至排斥的，最後很可能會失敗。一箇中產的失敗，很可能是國家的失敗，最後當然會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儘管如此，雖然美國抵制中國中產，或許短期可以騰挪點空間，但是長期中國中產跨了，美國中產也會跨，因為終究中國中產還是美國中產的墊底。這與其它階層一樣，比如中國上層其實也是美國上層的墊底、中國下層更是美國下層墊底一樣。
3
工廠不可不轉移、但也不可全轉移
二戰後美國給歐洲馬歇爾計劃、給亞洲楊格計劃，確實提供了不少美國投資和廉價信貸，還有工廠轉移，但是很快1958年美國就力不從心了，外貿開始赤字，到了1980年代資本項下也開始赤字，應該說在整個1980年代之前中國並沒有享受美國這個那個優惠便利，有的還處在敵對狀態。
到了1980年代之後，作為與美國一起推動蘇聯解體的功臣，美國獨享一極世界後，也開始給中國最惠國待遇，而且是一年一審，直到2001年才允許中國加入WTO，然而加入15年後又違反協議中的承諾不給中國市場經濟地位。
坦率地說，分享美國紅利最多的是歐日韓等美國的同盟，不可否認，在這個過程中，美國確實向中國轉移了部分廠房技術生產與管理，轉移了部分市場，也帶動了廣大的華人華僑，以及其它資本和工廠的轉移，當然中國人民要感謝美國。但是我們的順差一點一粒都是中國農民工、城市中下層人民的資源和汗水，也不是白白得來的。所以，道德上的、主觀上的東西也要符合客觀實際，這就是說中美市場確實是特別互補的，只不過所有的轉移國，都沒有過度關注轉移陷阱。
這個所謂地陷阱就是隨著工廠的轉移，不單就業轉移、環境汙染的轉移，其中隨工廠孕育的創新、創業也被轉移了，到頭來發達經濟體，無論你留下多少信息、知識、信用，這個恰好是虛擬經濟、泡沫經濟、紈絝經濟、衰敗經濟的溫床，越多越可能走向泡沫化，泡沫化的最後自然難以逃脫髮達悖論的陷阱。
川普總統的過人之處在於瞄準了工廠轉移陷阱，但是更正確的認識是隨著經濟的週期，不可不轉移、但也不可全轉移。現在川普補課，瞄準中產經濟、瞄準實體經濟、瞄準再工業化，一方面採取各種措施壯大自己，另一各方面認準了所有同盟國中的沾光者，最後即使不是同盟國，沒有分享那麼多的中國也被瞄準了。
中國對於美國當然赤字是一個問題，中國製造業2025年中的十大科技也是一個問題，問題的關鍵在於工廠不要全轉移、但是也不可不轉移，全轉移就失去了創新創業的可持續，不轉移就失去了相對利潤率。但是中美兩國關係是複雜的，怕就怕川普總統的中產經濟，會徹底與中國鬧翻，最後是兩敗俱傷。因為在中美兩國貿易摩擦中，不排除有人把意識形態抬得過高。
的確歐美先有德國、後有蘇聯的極權記憶，他們對於強勢的國有壟斷經濟、中央集權政治，天生多些擔憂和恐懼，更多的人是陌生到高度的不確定性，可以說在體制機制上，中美完全是兩股道，的確現在到了心理預期最低谷的時候。
然而在過去30多年的經濟和市場分工與合作中，畢竟彼此形成了相當強的共生，兩國那麼大的貿易額、投資額、外儲額、甚至包括那麼大的逆差額等等，明明說明兩國經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是現在由於兩國體制機制的最後亮相，很多人開始不相信、懷疑和全盤否定。
但是很多研究中國文化的人較為相信中國有桌面上和桌面下兩種不同的文化，如果我們更重視桌面下，那中美兩國人民一直以來友好是長期事實，無論歲月滄桑，都可以證明這個友誼的存在。恰恰唯有這個事實的存在，才充分驅動了兩國經濟和市場如此大規模地分工與合作。
任何時候我們都要相信市場、相信底層人民、底層文化，因為這些大大超過檯面上的任何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標籤文化。兩國底層文化的互信才是兩國經濟、市場、資源稟賦、結構和層級互信的根本，當然也可以說是互補的，相互的。只是由於中國人口過大、求富心過切，加上集中的體制機制，規模化、過剩產能等大大超過了美國的預期，甚至超過了中國人自己的預期，自然也超過了美國可以給中國的，可以承受的。
總而言之，目前的困難，一方面美國自己確實遇上了發達悖論，另一方面也遇上了中國這個特殊的追趕經濟體，是雙重疊加。但是不要不相信兩國人民、兩國經濟、兩國市場、兩國文化。
現在川普不顧中國也要克服中等收入陷阱，一味地攻擊中國中產，中國事實上並沒有意識、自然沒有防禦到自己，一如自己盲目輸出一樣，也是盲目地被動應對。要是任憑一頓稀裡糊塗的亂打，把兩國好不容易得來的友誼、以及寄息在彼此的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結晶，硬是要因逆差恐懼、意識形態不適等因素變成負資產，讓怒火燒掉，這是多麼可惜。現在不少見過世面的大人物紛紛出來說，兩國貿易摩擦沒有什麼，不要反應過度，以免讓到最後失去很多騰挪空間。的確從一般理性上，我是贊同這種大局意識、佩服這種大將風度的。
但是此時此地，我怕兩國貿易摩擦是表象，川普打擊中國的中產是實質，我擔心川普團隊可能肆無忌憚，硬把中國中產打掉，如果這樣，中國30年的改革開放成果等於一筆勾銷了，最後中國中產跨了，美國中產豈能獨自存在？今年以來川普先對中國發起太陽能電池板、電冰箱關稅制裁，然後發起對鋼鋁的關稅制裁，很快直接對準2025年中國製造中的十大科技，固然這中間可能有爭議性的知識產權貿易，但是需要有針對性地落實知識產權法保護，需要加強兩國司法配合、合作，簡單地對抗於事無補。何況中國十大科技製造核心知識產權多數並不都在中資，而且這些企業也都是中上一點的科技企業，遠沒有達到世界水平程度。所以我以為301知識產權調查正確的做法，重在依法落實知識產權保護、依法更明晰地劃分產權利益。為此甚至不排除在中國FTZ區，中國知識產權法庭允許WTO方、甚至就是美方，相關部門參與調查和合議，當然最終的裁審權還要在中國方面。
4
適可而止的中道救助世界中產為上
由於長期從事統計分析工作的便利，十多年前我把傳統土地、勞動力、資本要素分分裂出信息、知識、信用要素，然後把二者之比拿來分析經濟的週期性，包括資本和勞工的週期律、發達和落後的週期性，現在看來這個分析框架是完全正確的。多年來我也向中國統計工作者們介紹過，現在再簡單地介紹一下：
以上每當後者與前者之比處於0.618之後，固然信息、知識、信用定價具有優勢，但是隨著實驗室、工廠的轉移，這些方面的創新、創業優勢，也就是可持續發展也會被轉移，一旦這個比例達到1的時候，意味發達經濟體完全被虛擬價值所掌控，但是卻被實體經濟流失而掏空。現在的歐美日就是如此。
當二者之比處於0.5周邊的時候，也就是工業和農業佔比還較為合理，實體經濟還佔主要地位，雖然這時的服務業還較為低端，但是這時的農村、工廠和實驗室、以及學校恰好是創新創業最緊迫的時候，因為猶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一般這個時候的經濟體恰好是上進而比較良性的。
但是經濟的慣性規律是人們還會繼續追求信息、知識、信用更高的佔比，因為要享有較高的定價權壟斷，從而忽視追趕時候的被忽視的中下層，更沒想到的是，一旦佔比邁過0.618，就邁向了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倒過來的陷阱。雖然WTO、美元體系都是美國在二戰之後主導的，但是時移世易，客觀環境變化了，發達悖論來了，美國人民的求生存和發展，也不能總是刻舟求劍。此時此地有的人罵美國朝令夕改，但是單從美國立場上，敢於實事求是，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卻是不簡單的。客觀地說，美國的過人之處就在於這種糾錯，比如1970年代的石油美元危機後的尼克松訪中，開闢新到的市場；1980年代日本美元危機後拉起廣場協議，打壓同盟國的自私自利、不管不顧。
只是到了2000年的IT危機、零八年的金融經濟危機，美國雖然講勇於改變，但是都沒有那麼徹底，現在面對中國帶來的美元危機，川普敢於全面檢討，不光挑起與習慣法的檢討、與同盟國的檢討，也挑起與中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檢討，對於一個大國來說，不是件很容易的事，但是這正是美國可持續發展的難能可貴之處。
知識目前的中國要跨過中等收入陷阱、美國自身要再工業化，二者雖有競爭，但更要有合作，這就是說兩國給川普攻擊中國中產的空間並不大，所以兩國都希望適可而止，全世界都希望適可而止。在這個過程中，大家都檢討自己的不足，都抓住機會，實現各自的理想和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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