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華民國時期，上海曾有一所私立大夏大學，這是當時國內最早實行導師制的大學，而且特別注重通識教育，學生都要文理兼修，當年曾有“東方哥倫比亞大學”之美譽。
大夏校長王伯群曾捐出白銀6、7萬兩，貸款30多萬元，為私立大夏大學建成了300餘畝的美麗校園，其中包括教學大樓、大禮堂、理科實驗室、圖書館、體育館、醫療室、教職工宿舍、男女學生宿舍、食堂、浴室等建築群，美麗的麗娃河從校園中穿過，是當時乃至今天上海最美的大學校園之一。
王伯群（1886—1944）原名王文選，字伯群，貴州興義人，1886年9月12日出生於貴州省興義府景家屯，其舅父劉顯世曾任貴州都督、督軍兼省長，其胞弟王文華曾是陸軍上將，貴州興義這個人傑地靈的地方，也是著名歷史人物張之洞、何應欽的家鄉，而何應欽還是王伯群的妹夫。
王伯群
王伯群自幼隨父親王啟元學習易、書二經，兼學陽明學、四書等典籍，打下了堅實的國學基礎，18歲時入興義筆山書院，從文史大家姚茫父、熊範輿、徐叔彝專攻《孟子》、《左傳》和數理之學，其一手漂亮的書法、文筆以及對中國傳統書畫藝術的痴迷，均是在筆山書院期間打下的基礎。
1905年，王伯群等四名貴州子弟以貴州首批官費生被選送日本留學，先入弘文學院政治經濟科學習，後入東京中央大學攻讀政治經濟，再入中央研究院深造，直至取得碩士學位，這在留日學生當中是不多見的。
王伯群在日本留學期間，結識了孫中山、章太炎和梁啟超等人，並對其一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孫中山倡導反清革命影響下，王伯群加入了中國同盟會，並與孫中山等同盟會員常相往還，互相砥礪切磋。
1912年，王伯群從日本回國後，在上海加入了由章太炎、、張謇、程德全等人組織的“中華民國聯合會”，以培植和發展革命勢力，應時任《大共和日報》主編章太炎之邀，出任《大共和日報》經理，並以此作為宣傳孫中山革命思想的陣地。
1912年10月，梁啟超從日本回國，在北京組建了民主黨，與宋教仁組建的國民黨進行對抗，次年5月，民主黨又與共和黨、統一黨合併組建為進步黨，梁啟超邀請王伯群出任進步黨幹事。
梁啟超及其所領導的進步黨，為了維護袁世凱統治地位而搖旗吶喊，遂得到袁世凱的賞識，1913年7月，袁世凱任命進步黨的熊希齡為內閣總理，梁啟超則出任司法總長。
1914年1月，袁世凱依據黎元洪等人及政治會議的意見，強行將國會解散，王伯群應邀赴京參與制定了《中華民國約法》，其後不久，袁世凱頒佈了《中華民國約法》，改責任內閣為總統制，並規定總統任期為10年，可以連選連任。
王伯群在工作結束之後，即返回貴州，協助其舅父劉顯世主政貴州，並擔任護軍使署參贊，積極推動護國運動。
1915年，王伯群曾以黔省代表之身份出席了在北京召開的政治會議，參與調查北洋軍隊動向，並與梁啟超、蔡鍔等人磋商並確定，以滇黔為發難之地，公開舉起反對袁世凱的大旗。
當年12月，王伯群從香港經越南抵達昆明，將反袁之舉通報唐繼堯、李烈鈞和熊克武等人，遊說併力促他們反袁，王伯群又回到貴陽，與胞弟王文華、戴戡召集黔省優秀官兵進行籌備起義之事。
1915年12月25日，唐繼堯、蔡鍔、李烈鈞等人發動了轟轟烈烈的護國運動，率先在西南邊陲打響了護國討袁第一槍，王伯群勸導舅父劉顯世積極響應，策動貴州獨立，並助胞弟王文華率部攻擊湘省，滇黔異動震驚海內外。
黔省獨立之後，王伯群先後出任貴州護軍使署總參贊、黔軍總司令部秘書長和黔中道尹等職。
王伯群（居中者）出任黔中道尹
1917年7月，皖系軍閥段祺瑞控制了北洋政府，曾拒絕恢復被解散的國會和《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併力主對南方用兵。
1917年9月，孫中山在廣州成立了護法軍政府，出任海陸軍大元帥，並發動了護法運動，出師討伐段祺瑞，從而在中國形成南北政府對峙的局面。
1918年，王伯群代表貴州省長公署奔赴廣州，積極參與廣州護法軍政府的工作，以自己的實際行動支持孫中山所領導的護法運動。
王伯群還曾以護法軍政府議和代表的身份赴上海出席議和會議，並受貴州督軍劉顯世的委託，作為貴州省全權代表常駐上海總理事務。
1919年，為了使南方政府調兵方便，王伯群與胞弟王文華曾建議修築柳州至重慶之間的鐵路，並代表貴州省與外商簽署合同，但就在正式簽署合同之時，卻因鐵路建成後受益分配問題被質疑，從而導致談判終止。
1920年11月，王伯群隨孫中山、唐繼堯到回到廣州，重舉護法大旗，並恢復了廣州軍政府，王伯群出任交通部長，其任內勞績卓著。
1921年5月，孫中山在廣州就任非常國會推舉的非常大總統，王伯群出任總統府參議兼交通部長，因其弟王文華遇刺身亡，王伯群又被委任為貴州省省長，但王伯群在回貴州赴任時受阻，轉而奔赴上海繼續從事國民革命活動，並正式加入了中國國民黨。
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在廣州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黨綱、黨章，重新詮釋了三民主義，同時創辦黃埔軍校，為建立一支革命軍隊打下了基礎，孫中山倡議南北政治協商，以實現國家的和平統一。
1924年6月，私立廈門大學發生學潮，這次學潮是因為校長林文慶提倡“尊孔讀孔以保存國粹”而引起，部分師生髮起了“驅林”運動，但廈門大學創始人陳嘉庚支持了林文慶，從而導致廈門大學歐元懷、王毓祥、傅式說等教授帶領200餘師生離校，奔赴上海籌建私立大夏大學。
教授們推舉王伯群出面組織成立校董會，並公推王伯群出任董事長，聘請馬君武出任大夏大學第一任校長，私立大夏大學是一所綜合性大學，設文科、理科、教育科、商科和預科。
1924年10月23日，直系將領馮玉祥發動了“北京政變”，推翻了曹錕為總統的直係軍閥政權，張作霖、馮玉祥、段祺瑞等人先後電邀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王伯群隨孫中山北上與各方洽談，這次北京之行，孫中山還曾贈送王伯群一句五言聯語：“讓人非我弱，得志莫離群”，以示激勵和勸勉王伯群。
孫中山題贈王伯群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協和醫院病逝之後，王伯群從北京回到上海，繼續從事國民革命活動。此時段祺瑞出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臨時執政，王伯群受邀出任段祺瑞執政府臨時參議院議員。
1925年7月1日，廣州國民政府成立，汪精衛出任政府主席，並與蔣介石等8人組成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取消各地方部隊名稱，同一稱作國民革命軍，並於7月9日從廣州開始東征，史稱“北伐”，1927年3月22日，國民革命軍攻克上海之後，王伯群出任上海財政委員會委員。
1927年初，大夏大學校長馬君武應邀回家鄉籌建廣西大學而辭去校長職務，大夏大學改校長製為委員制，由王伯群兼任委員長，1928年後又改回校長制，由王伯群出任校長，歐元懷出任副校長並主持校務，此時學校發展迅速，在校人數已達千人以上，管理層決定為大夏大學建立永久性校舍。
1927年4月，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後，王伯群出任代理交通部部長，幾個月之後，又正式出任交通部部長併兼招商局監督，王伯群在國民黨內還是中央政治會議委員、中央執行委員。
時任大學院院長蔡元培因所兼事務繁重，遂辭去第一交通大學校長職務，提議由王伯群以交通部長兼任第一交通大學校長。
1928年7月1日，王伯群正式宣誓兼任交通大學校長，主持監誓的蔡元培認為交通部長兼任校長有三大益處，一是有利於為國家培養應用型人才；二是辦學經費容易籌措；三是所培養人才可以學以致用。
王伯群在任內對交通大學進行改組，將上海、唐山、北平三校合併，組建為“交通部直轄交通大學”，全校分三地辦學，上海本部設電機工程、機械工程和交通管理三個學院，唐山設土木工程學院，北平設交通管理學院分院。
1928年10月，南京國民政府增設鐵道部，由孫科出任鐵道部部長，交通大學劃歸鐵道部管轄，王伯群不得不辭去交通大學校長職務，鐵道部將設在上海、唐山、北平三處交通大學合併，統稱鐵道部交通大學，由孫科兼任校長。
王伯群在交通部部長任期內，擬定交通事業革新方案，主張振興鐵路，統一郵政，創辦航空，發展電訊，整頓交通教育，致力於國家交通改革，以適應國家建設之需要，在發展民族交通事業方面多有建樹。
1928年秋，王伯群又極力倡導恢復吳淞商船學校，次年9月正式覆校，並定名為“交通部吳淞商船專科學校”（今上海海事大學前身），王伯群以交通部長兼任吳淞商船專科學校第一任校長，還親自為學校題寫了校訓。
1929年3月起，大夏大學陸續購地300餘畝，在上海滬西中山北路建成永久校舍和一批實驗室、圖書館、大禮堂等建築，所需資金都是由校長王伯群經多方勸募並自捐巨資。
大夏大學共獲得捐款總額為38萬餘元，其中王伯群個人捐款就達17萬元，學校大禮堂造價11.7萬元，王伯群個人就捐了8.2萬元，佔地66.9畝的麗娃河，就是王伯群從無錫鉅商榮宗敬先生手中募集而來，為大夏大學校園增添了美麗的美景。
大夏大學教學樓
當時軍界、政界、商界的重要人物都是王伯群募集的對象，其中就有何應欽、盧作孚、杜月笙等人，充分顯示了王伯群廣泛的人脈關係、籌資理財和經營管理方面的才能。
1931年12月底，王伯群因在交通部部長任內大興土木建造交通部辦公大樓、大夏大學大禮堂，尤其是為他的未婚妻保志寧耗資30萬銀元建築私人別墅，被鄒韜奮撰文揭發，不僅飽受輿論譴責，而且還涉嫌經濟犯罪而被檢察機關起訴，再加上政壇派系之間傾軋，王伯群被迫辭去交通部部長職務，由陳銘樞接任。
王伯群從此淡出政界，開始將後半生的主要精力全部投入到大夏大學的建設、發展和繁榮上，中國從此少了一個政府官員，卻多了一位教育家。
王伯群辭去交通部長之後，被國民政府派為西南專使，前往四川調停軍閥紛爭，但調停並沒有顯著效果，他在匆匆返回南京的輪船上，被搜查出大量毒品，因為這艘輪船為專屬輪船，王伯群因此涉嫌走私毒品，再次引起社會輿論譁然，王伯群又被迫辭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職務。
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日本海軍陸戰隊兵分三路突襲上海，擔負滬寧地區衛戍任務的第19路軍，在上海民眾的支持下奮起抵抗，因為大夏大學附近為戒嚴區域，王伯群遂組織學生撤離，並將學校的圖書、儀器、標本等教學設備陸續運出，避免了學校及師生遭戰火塗炭。
1933年秋，王伯群以“復興民族”作為大夏大學的教育宗旨，倡導和強調“厲行人格教育，以陶冶健全之國民道德；提倡生產教育，以救濟垂危之國民經濟；獎勵科學教育，以發展自然之無盡寶藏；實施軍事教育，以培養民族之自衛能力。”
1937年9月初，時任私立復旦大學副校長吳南軒與私立大夏大學校長王伯群等人商討學校西遷事宜，組建西遷聯合大學，復旦大學主體遷往江西廬山，大夏大學主體遷往貴州貴陽，時任教育部長王世傑批覆了這一計劃，因此這兩所私立大學組成的復旦大夏聯合大學也成為抗戰期間第一所聯合大學，開創組建聯合大學之先河。
王伯群隨大夏大學遷往貴陽，始終為學校的事務操勞和經營，貴陽是王伯群的桑梓之地，他利用自己的人脈四處聯繫校舍，最終將大夏大學設在了原貴陽講武堂內，開始僱工修建校舍，並從上海搶運出了數百箱圖書和儀器，確保了大夏大學的教學秩序和教學質量。
1938年6月，在王伯群主持下，大夏大學增設了大夏大學附中，為學校增加了生源渠道，再加上招收內地流亡學生，大夏大學發展很快，原講武堂校舍不夠使用，王伯群開始多方遊說和勸募，以籌得募捐款項，在貴陽郊外花溪開闢2000餘畝新址，完全解決了學校用地，確保了學校健康發展，像這樣大面積的校區，在抗戰時期的大學中，可謂是一枝獨秀。
1942年，國民政府教育部擬將大夏大學與貴州農工學院合併，組建國立貴州大學，此舉遭到大夏大學師生的一致抵制，迫使教育部收回成命，繼續維持大夏大學的名稱和私立大學體制。
王伯群曾坦言道：“貴州為餘故鄉，大夏是餘與一班教育界優秀人士所共同耕耘者，際茲抗戰期間，餘力主將大夏由滬遷黔，今天在餘手裡毀滅了大夏，改為國立貴大，且出任國立貴大校長，乃屬‘賣校求榮’，餘實無以面對諸生。因餘平日訓練青年，要忠於人、忠於事、愛母校、愛國家，而今天自己變節，良心不能交代也。”
期間王伯群還曾說過這樣一段話：“教育的自由和學術的自由，如人身的自由一樣，是受法律保護的，是不容許他人或集團侵犯。”時至今日，我們是否應該對此話進行深入的思考呢？
1944年12月20日，王伯群因患胃潰瘍醫治無效，在重慶陸軍醫院逝世，終年只有60歲，殊為可惜，乃中國教育界一大損失，尤其對大夏大學來說，更是一種沉重的傷痛。
王伯群生前留下遺囑：“餘追隨總理奔走革命於今三十餘年，才力綿薄，恆少建樹，正思振奮精神，努力補救，今竟一病不起，事與願違。此後切望吾黨同志一心一德，爭取勝利，以完成抗建大業。吾廈大校友，服務國家，尤須力行公誠二字，以發揚大夏之精神，餘雖不及見國家復興，世界和平，但知革命成功之有日，此心亦無憾矣。”
歐元懷繼任大夏大學校長，當時歐元懷正在貴州省教育廳廳長任上，他毅然辭官回到大夏大學掌校，歐元懷1919年獲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碩士學位，主攻教育心理學和教育行政，是一位從事高等教育的行家裡手。
1946年，在歐元懷校長親自主持下，大夏大學順利地遷返上海原址辦學，為了追思和緬懷老校長王伯群的歷史貢獻，大夏大學在校園內修建了一座“思群堂”，以銘記和紀念王伯群校長的豐功偉績，也由此可見王伯群在大夏師生心中的位置。
思群堂
正是由於王伯群主持大夏大學二十餘年之故，大夏大學才在上海灘眾多高校中崛起，成為上海私立大學中的巨擘，在社會上素有“北南開，南大夏”之說，由於其師資之強、校園之美、聲譽之隆而被譽為“東方的哥倫比亞大學”。
1951年10月16日，在大夏大學原址上成立了新中國創辦的第一所師範大學——華東師範大學，著名教育家孟憲承教授被任命為第一任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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